一个人总会有他特别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就像有最喜欢吃的饭和最爱看的颜色。我想这一定和血液的气质有关，也许还有某种上古遗传的密码潜伏脑中，做着爱好的向导。
十几年前，我是一个挑剔的文学爱好者。挑剔的特权，来自我还未动笔写过任何一部作品，更不用提神圣地发表了。人在一无所知的时候，很有评点的胆量。比如不会踢足球的人，敢对着电视屏幕指责马拉多纳。如果他自己也到绿茵场上跑两圈，就心平气和多了。
那时首都剧场每周举办一次文学讲座，当代璀璨的文学星斗，依次在讲台上同文学爱好者见面，票价很便宜，只要一块钱。我在一家工厂的卫生所当所长，于是利用职权，将自己上夜班的时间调到讲课日的前晚(所长这个官太小了，我没办法为自己找到从工作岗位溜出去的机会，好在可如此变通)，下了夜班之后，便能光明正大地利用休息时间，到东四去听课。
轮到国文老师讲课的那一天，正好夜里抢救了病人，清晨头脑昏眩，恨不得在地上拿个大顶，把全身血脉都灌进天灵盖，使神经抖擞起来。上午又有几件公务要办，没找到机会打盹。下午，更是头痛如裹。听课前，我暗自对自己说，今天就放松一把吧，听得了就听，听不了就溜，绝不坚持。但国文老师一出场，第一印象是他像一尊佛，心中立刻涌出亲切稳定的感觉，便安静地听了下去。
记得国文老师说，写作是没有什么诀窍可教的。如果你为名而写，不妨去打扫天安门广场，自带扫帚簸箕，任劳任怨，不计报酬。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新闻记者来采访你，你若是能说出些豪言壮语，被树为典型，那出名的速度是远在写作之上的。
国文老师还说，你若是为利而写作，那也基本上要收获失望。单凭着写作，其致富的概率微乎其微。有那工夫，不如到北京的繁华闹市区，比如大栅栏，低着头寻寻觅觅，碰巧捡个钱包，比爬格子的效益要合算。拿出写作的时间去干其他行当，其发财的希望灿烂多了。
国文老师还说到了他写作长篇小说之前，所做的艰苦准备和稿子送出之后的焦急等待……
这些朴素诙谐的话，埋藏着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稳定地进入了我的耳鼓，使我的精神猛烈而快意地振作起来。记得那天走下首都剧场的台阶时，我抬头看了看天，通常混浊的北方天空，显出一种奇怪的景泰蓝色。就在那一刻，我作出了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回家后，提笔写一篇小说。
在这个瞬间之前，我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但在这之后，我试着做一个文学的操作者。我像孙悟空一般，分身跳上云头，仔细甚至苛刻地审视了地面上的自己一番，立志不是为了名和利，将为爱好而写作。有人等着请国文老师签名，我就退走了。我不喜欢签名，不管是求人还是被求。特别是自打知道了有些求签者在名人死后，将他生前的签字拿去拍卖后，更觉得这事有些像不出本钱的资本投资，染了铜腥。如果尊敬一个人，就思考他的话，把这份敬意，放在心底最洁净的地方，储藏起来就是了。
1987年，我发表了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一天，丈夫说，从此你也该看看有关文学的报纸了，要不对整体状况一无所知。他是军人出身，对国家大事和报纸有经久不息的热爱。我说，也不知道该看什么报啊。他说，我到街上找找，有看上眼的买回来就是了。
他某天回家的时候，带回一张《文艺报》。晚饭后，我刷碗，他坐在那里先期浏览。读着读着，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说，快来看，这上面有李国文先生鼓励你的文章。说着，便念给我听。
“我们常爱用‘出手不凡’这四个字来形容一篇新人新作，《昆仑殇》也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作者虽然写了十年‘文革’中的异常绝顶荒谬、为执行副统帅的‘拉练’指示，一支野战部队通过雪线以上的生存禁区的故事。但作者并没有执意去诅咒这荒唐年月的荒唐，更不是抚今追昔地在反思中顾念惆怅。作者虽为女性，但却笔力刚健遒劲地努力表现革命军人在这场人为的悲剧里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壮美，从指挥员到战士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心灵的高度净化和升华，和人民军队那坚不可摧的素质与传统，以及或许为作者亲自体验过的，在她笔下描绘出的她心目中的昆仑山。整个作品，给人留下悲壮的深刻印象……
“……读了《昆仑殇》，才知道万物绝迹的雪原上，竟也是变化万千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生和死，爱和恨，崇高和卑微，光明与灰暗，又以那特定环境下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位作者第一次写出这样的作品，虽然难免稚嫩，但为之鼓劲，希望作者在此起点上，写出更好的作品，也是评论的一个目的吧。”
我从小对表扬和批评都比较迟钝，但这一次听着听着，被深深地感动了。那源泉不仅在于国文老师的鼓励，更缘于这样一位我所尊崇的老作家，那么认真地读了我的处女作，说出了我预设在文中的想法，我惊讶地体验到了一种心灵共振的力量。还有文字传递感情的魔力，尽管我在使用上是那样的不熟练，我好像初次走马的驭手，在草原上忽而信马由缰，忽而紧张踟蹰，以为周围是空旷无垠的。第二天忽然接到一双智慧的手绘制的地图，将你已经行走的轨迹一一标出，并点明了你想抵达但刚刚起步、自以为是一个秘密的目的地。我在钦佩感激的同时，伴生出浓浓的惊讶和淡淡的敬畏。想到如果不继续努力，愧对如此的关切和期待。
念罢，丈夫对我说，你该给李国文先生写一封信，表达一下谢意。
我说，与国文老师素昧平生，他根本不认识我。轻易打扰，是不是太冒失了？
丈夫说，他已经读过你的小说，就不算一点不认识了。你不写，显得太没礼貌了。
思忖再三，我给国文老师写了一封信。我是一个从小就羞于谢人的人，不但大恩不言谢，便是中恩小恩，也觉得真正的感谢是无法表达的。信里只略略地提了一两句感谢的话，主要是向国文老师提了一个要求，实质是给他添了一个大麻烦，请他帮我找个学习文学的机会。
我对自己的医术素有信心，对文学可是丁点把握也没有，很想系统地学习一下，但我在整个文学界举目无亲，求助无门。
国文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说已将我的请求转给鲁迅文学院的何镇邦老师，请安心等待。
我又一次被感动，因了那信纸的洁白和字迹的极端工整。我从里面读到的，不仅是自己的请求被人善待的郑重，更感受到一种渗透字里行间的安宁与平和。
后来，在诸位老师的帮助下，我如愿读了鲁迅文学院的研究生班。在选定写作导师的时候，我和刘震云很荣幸地成为李国文老师的研究生。
多年来，我听到许多和我年龄相仿或是更年轻的作家，说到国文老师对他们的鼎力相助。在他担任《小说选刊》主编和以后的日子里，给予中国文学新一代的鼓励和支持，将被许许多多的人铭记在心。
国文老师说过，文学是一条流动的河，总要有不断的活水注入，方能呈现出无限生机。国文老师不但自己以心血写作着，用生命奔腾着，掀起一朵朵澎湃的雪浪，更竭力以自己的力量，推动着文学的潮汐，汇入文学明天更辽阔的海洋。
4.活得潇洒——小记李国文
何镇邦
在1957年被打入另册、20世纪70年代末又重返文坛的“归来的一群”中，李国文至今仍是最有创作活力的一位。尤其是1990年他主编的《小说选刊》暂时停刊他告“失业”后，得以全力以赴搞专业创作，成果更是丰硕。除小说外，随笔经我手编的就有两本：《骂人的艺术》和《红楼非梦》，前者收入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名家随笔丛书》，后者收入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读译文丛》，此外，还评点《三国演义》，真可谓全面开花。前不久，遵嘱为他即将加盟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的一部新的小说集《人生在世》作《跋》，读了集中收入的中短篇小说新作，更感到他在小说创作上也正在开辟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令人读之耳目一新。
国文兄年已六十有七，年近古稀，而无论在身体上、思想上，还是创作上，都充满一种勃勃的活力。作为他多年的朋友，一方面为他高兴，一方面自然要探究其原因。
照我看来，李国文创作上的活力主要来自他活得潇洒，因而具有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态。
当今的文坛，熙熙攘攘，颇为热闹，各色人等，鱼龙混杂。其中有这么两种人活得特别累。一种人，身为文人，可又有很强的权力欲，想在文坛谋个一官半职，于是使出浑身解数到处钻营，对上拍和瞒，对下欺和骗。年过半百了，还要在上司面前做奴才相，仰其鼻息，端茶倒水，于是混到某个职位，手中有权，又对其下属作威作福，大耍其权术。这种人，可能还戴着“诗人”“作家”“评论家”之桂冠，但已无心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只是把文学作为谋官的一种手段，怎么能谈得上创作呢？另一种人呢，本来不是什么文人，但某种机遇把他们推到一些文化机关的领导岗位，弄到了一官半职，于是为了附庸风雅，表明自己也是个文人，也活得很累，处处谈文学，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谈，于是，闹得笑话百出。居然把汉乐府民歌《陌上桑》里极力描摹咏叹的美女罗敷变成《诗经》里的，一下子把她提前了一千多年！而这样的人居然也成了“作家”，成了每讲话每撰文都要讲点文学的文人！
李国文当然不同于上述两种人，既不同于文人中的政客，也不同于混入文人队伍的伪文人。他不想当官，因此不必为谋取某一位置而费尽心机，到处钻营；他当然也不必为证明自己也是个文人而侈谈文学。因此，他就活得很潇洒，很自在。他是个作家，就像一个真正的作家那样活着，他用不着看谁的脸色，也不必顾左右而言他。更不必言必谈《诗经》、楚辞、李白、杜甫，以表明自己懂文学，他谈《三国演义》，他评《红楼梦》，他著《莎士比亚传》，是因为他正是这方面的专家。因此，无论是评注，研究，还是作传，都表现出一种新的水准，让人耳目一新。我过去只读过他的小说，知道他是位出色的作家。待读到他上述的一些著作后，方知他还是位学问渊博的学者，而且他谈论三国、红楼、莎翁，还全是水到渠成，无半点矫揉造作之态。这就更不简单！此外，还读到他一些杂文随笔，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知识之渊博，文笔之老到，创作心态之自由，让人惊叹！至于他的老本行小说，读了收在《跨世纪文丛》里的《人生在世》里的作品，无论是中篇《涅槃》《垃圾的故事》，还是那一组精粹的短篇《九叔》《八姐》《七弟》；无论是对生活的感悟和开掘，还是小说叙事艺术的创新，都到了一个新的境地。我常这样想，如果没有这七八年“失业”后的创作心态的自由，李国文是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创作活力和创作成就的！由此可见，正常的健康的创作心态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些年来国文兄创作上的保持活力和取得的成就还要归功于后勤保障的优良。我的那位嫂夫人精心呵护，提供大量的“精饲料”，使国文兄越来越成为一尊“弥勒佛”，只可惜肚子越来越凸出，血压也有点升高，可见“精饲料”也是要有所节制的！除了持续供应“精饲料”外，我那位嫂夫人还为国文兄备办了诸多名牌服装。前年我曾随同国文兄出访泰国，看到他从头到脚，一身名牌，风度翩翩，简直把诸多洋鬼子都比了下去。这一身名牌也常常使李国文更显出几分潇洒劲来！
李国文被称作文学界的一尊佛，王蒙说“我佛国文”，毕淑敏说“国文老师面有佛相”，这种感觉都是准确的。李国文不仅有佛的体态，更有佛的心胸，他是以宽厚而著称于文坛的。对于诸多青年作家，他是宽厚的长者。在他担任《小说选刊》主编的几年中和后来应聘担任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创作指导教师的几年中，他发现和培育了许多青年作家，在他们身上浇灌他的心血。十年前，正是他从毕淑敏的处女作《昆仑殇》中发现了一位有潜力的青年作家，并郑重地把她推荐给我，让她进鲁迅文学院学习。十年间，一棵文学幼苗终于长成一棵枝叶繁茂的树木，这里头，有李国文的发现之功，也有他的培育之功，这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他的宽厚还表现在对曾伤害过他的人的态度上。一般说，事情过去之后，他也是表示理解和宽容的。最近在电话里他说到正在为一个人编的一套书写序的事，我随口说：“这个人不是曾经伤害过你吗，怎么还为他干活呢？”他不假思索地说：“事情过去了，人家又求上门来，只能宽容。”这又是一种宽厚！当然，国文也不是一个抹稀泥不讲原则的老好人，对于社会上和文坛上的一些丑类和丑行，尤其是对那些善于钻营和蝇营狗苟的人，他不仅深恶痛绝，而且嬉笑怒骂，只要有机会，就踹他们一脚，或戳他们一枪，或骂他们一通。收在《骂人的艺术》集中的随笔，有不少是这样读之令人痛快的文字。有一次，在作协的一个重要会议上，由于会议主持者违背他们制定的议事程序，准备搞点动作，国文拍案而起，愤然离席，最后以会议主持者放弃他们的主意把他请到会上而告终。凡此种种，又表明国文是一位疾恶如仇不拿原则做交易的人。无论是宽厚，还是疾恶如仇，嬉笑怒骂，不宽言一切丑人和丑行，也都表明国文活得本色，活得潇洒。而这，正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一个真正的作家所需要的！
我同国文兄认识交往近二十载，我们之间有各种关系：读者和作家，评论家与作家，编辑与作家，院方与外聘教授，等等，随着工作性质的变化，就有一种新的关系，但有一种永远不变的关系，那就是：朋友。我一向视国文为慈祥的长兄和威严的畏友。在我困难的时候，他一向关心支持我，并到处为我说话，给我温暖和力量；但是当我翘尾巴或有什么毛病时，他总是不留情面地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给以严肃的批评或及时的提醒。他总是能一眼看穿我，在他面前，我从来不敢掩饰，也不敢故弄玄虚。当然，我知道，他这种严厉甚至尖刻，是为了我好，我还是能接受他那调侃之中带着严厉和尖刻的批评的。我想，这种长兄和畏友的关系是可以维持到我们生命的终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