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王芸生社评中所引通讯社发表的其他报道来说明有关八路军的报道失实。信中周恩来采用了两则报道：一则是有关美国政府已接受日本和平提议的报道；一则是中条山战役发生时，胡宗南曾调所部五师至陕甘宁包围红军，以此说明“美国报纸论断通讯社消息，却不能尽据为信”。
第二，用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与友军的配合作战从来没有停止过。信中指出，八路军对中条山作战中的友军进行了配合，“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在苏北，八路军、新四军在李长江部投敌之际，也“决没有丝毫放松与友军配合打敌”。
第三，用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铁的事实，说明国民党政府造谣诬蔑八路军不配合作战，不过是自欺欺人。他用百团大战未得到配合而仍取得佳绩来说明顽固派的诬蔑不能成立：“去年华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竞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他还用八路军虽受日军重重围困，仍坚持敌后抗战的事实，来说明顽固派的诬蔑不能自圆其说。
第四，针对社评把华北战场说成只是一个中条山的说法，信中指出，“山西高原并非仅限于中条山”，八路军在其他地区的作战对阻止日军渡过黄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因中条山留有中央大军，握此北方锁钥，且因山西所有高原，都控制在我军手中，方使敌寇三年多屡试渡河，屡遭失败”。
信中最后写道：“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以此语自励励人。”周恩来向《大公报》提出，希望“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23日，《大公报》全文刊载了周恩来的信。《大公报》在发表来信的同时，又刊登了张季鸾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用“国家中心论”来抗拒周恩来对它的批评，并胡说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后对国家的贡献“是负号的，不是正号的”。尽管如此，也丝毫不能掩盖周恩来这封信对国统区产生的广泛影响。25日，《新华日报》增刊刊登了全文。6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全文。刊载周恩来：《致<大公报>书》，《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这封信的《新华日报》增刊销售了17000多份，仅重庆就销售了14000多份。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给予高度评价：“你信与文（指《论目前时局》——引者）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
周恩来还写信给蒋介石，质问传播“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是何居心！蒋介石派刘斐解释说，只希望十八集团军有战报，没有其他用意。周恩来立即将刚收到的八件战报请刘转呈蒋介石，要中央社发表。
周恩来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对顽固派制造的八路军“不抗日”的舆论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应。第一，请朱德电询卫立煌，是否未将前方战况报国民政府军委会，现在前方浴血抗战，后方血口喷人，势必难使死者瞑目，生者心安，要卫立煌立即转国民党中央社解决；同时请八路军及时送战报。第二，用周恩来的名义，复信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张澜等人，揭露敌人阴谋，说明事实真相，指出目前战果证明十八集团军在政府不发饷弹的情况下仍坚持抗战耗敌，要求其主持公道，代请饷弹，扩大战果。电文送中央社发表，如不发，则可进一步揭露顽固派阴谋。第三，利用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在香港及海外广为宣传，并附社论揭穿此事。第四，将《致大公报书》送到香港及海外发表，将《解放日报》社论《谣言与烟幕》在重庆、香港及海外发表。第五，华北作战要抓住要害，给敌沉重打击，以影响国内外。中共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
为了回击顽固派的反共宣传，从5月25日至7月20日，周恩来还为《新华日报》亲笔撰写了八篇代论，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顽固派的诬蔑并没有停止。5月30日，国民党中央社仍发表十八集团军“截至今日止，尚未据报与敌军正式接触”。
周恩来立即予以驳斥。6月1日，他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声明：“最近一周，单就中央社之洛阳专电，便有六次提及晋东我军或十八集团军作战地区之战役的，而大公报两次西安专电，更证明太行山及晋北我军均在与敌作战。”“此等电讯发自前方见闻自更翔实。既经前方军事机关干部检查于先，又经后方军事机关复审于后，揭诸报端，已历多日，岂能谓非战报？！”他敬告同胞：“勿为敌人的流言所动，更勿为敌人挑拨所中”，全体中国人应该团结成一个铁拳，好击碎敌人的进攻和挑拨离间。
这份声明在《新华日报》刊出后，销售了20000份，重庆一地就销售了17000份，可见受欢迎的程度。一封信、一个声明，有力地驳斥了顽固派对八路军“不抗日”、“抗不遵命”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诬蔑，为八路军正了名。
周恩来在对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的时候，不是把国民党整个看作铁板一块，而是对它采取分析的态度，认为它内部除了顽固派外。还有不少主张抗战和团结的进步分子，因此，对国民党人士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对中间分子和进步派积极争取、团结，与他们进行广泛的接触。
冯玉祥是国民党内著名的抗战人士。武汉时期，周恩来就与他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到重庆后，双方继续保持着联系。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60寿辰。为祝贺他的生日，周恩来专门指示《新华日报》辟出专页，刊登知名人士的贺词、诗文，并亲自撰写了题为《寿冯焕章（玉祥）先生六十大庆》的专文，对冯玉祥的革命活动给予了很高评价，赞扬他具有“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精神，表彰他“宏济艰难，为民请愿，为国效劳”的功绩，相信他的“革命精神定能成就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周恩来通过他的女婿屈武做于右任的争取工作。屈武曾在苏联生活、学习了12年，1938年回国。通过王炳南介绍，屈武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希望屈武对于右任多施加影响，他对屈武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认识两党合作抗战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自这次谈话后，屈武在于右任身边生活了6年多的时间，帮助于右任正确看待国共合作和国共间出现的问题。在周恩来和屈武的影响下，于右任支持国共合作抗战。当于右任听到皖南事变的消息后，气愤地拍桌怒骂：“这种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们一定要讲话！”
张治中抗战时期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会书记等要职。周恩来对他也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团结工作。张治中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期间，遭遇了“长沙大火”事件。1938年10月，蒋介石为实现焦土抗战政策，在日军还未攻到之际，就派人火烧长沙。不知纵火实情的张治中成了“替罪羊”。周恩来、叶剑英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一方面，他们严厉谴责国民党军事当局以所谓“坚壁清野”的名义，纵火焚烧长沙城，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重大损失，认为这种坚壁清野，除了日寇和汉奸外，没人会高兴！另一方面，周恩来亲笔书写了《告长沙同胞书》，一面极其严厉地谴责放火者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一面又指出大火已经给人民、给抗日带来了莫大的损失和困难，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大家团结起来，重整家园，坚持抗战。这篇《告长沙同胞书》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把大火后老百姓对国民党当局特别是湖南省当局的强烈不满转化为推动、坚持抗日战争的激情。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长沙发生大火，各方面尤其党内平日不满意在湖南倡导社会改革运动的顽固分子对我的攻击更甚，我总不置一词，而中共朋友，反为我解释，给我以慰藉”，“在各方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张治中所说的“中共朋友”就是周恩来等人。周恩来等人的实事求是，对张治中产生了影响。皖南事变后，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的处理失策。抗战胜利后，他为国共谈判三上延安，接送毛泽东，保护毛泽东，演绎了一段历史佳话。
张冲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央统计局干事长，30年代曾在上海策划了“伍毫”脱党事件，诬陷周恩来。自西安事变后，他一直是周恩来谈判的对手。1941年8月，张冲不幸英年早逝。周恩来书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悼张淮南（张冲）先生》一文，对张冲表示深切悼念。他强调指出：“追悼淮南先生，当继其志，加强团结，共御外侮。”对张冲为巩固国共合作所作的努力作了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