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交朋友，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国民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最大政党，也是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主要对象。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不愿发动民众，只进行片面抗战；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一党专制，不给人民民主；由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表现出的妥协投降倾向；因此，如何推动蒋介石集团坚持抗战，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大任务和目标之一。要达到上述目的，需要开展多方面的工作。争取国民党的中间进步分子（民主派），让他们从内部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利用工作接触或专程拜访等多种形式，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冯玉祥、宋庆龄、李济深、张治中、张冲、何香凝、柳亚子、覃振、朱学范等许多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这些人成为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战的重要力量，并通过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蒋介石本人，推动其抗日，反对其动摇、妥协。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前面章节已进行了大量的阐述，不再赘述。
与中间党派交朋友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统战工作的又一重要内容。毛泽东曾很形象地说明中间党派的重要性：“每个党派看起来只是几根头发，但背后拖着一大把头发，国共两党，谁争取到这部分中间势力，谁就不会孤立。”中间党派对推动国共合作、坚持抗战有着重要的作用。周恩来既结交左翼的救国会、第三党；也争取长期坚持反共立场的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中间党派的许多人士发生了重要变化。“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逐渐成为民主左派人士的“一面旗帜”。“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坚持反对独裁，积极宣传鼓动抗战，成为著名的民主战士。邹韬奋病逝后，被中共中央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右翼的中国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李璜在周恩来等的团结争取下，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由李璜任社长的中国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在抗战后期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根据地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1944年8月20日，该报发表社论指出：抗战以来，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抗日游击战争的功绩“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不曾对日军真实地作战”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沦陷区还有许多共党游击根据地就是事实的证明”。社论对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指出“至于共党在所谓解放区中的民主政治，固然有许多不满人意的地方，但大体说来，政治上没有贪污，行政效率贯彻没有废弛，这也是事实”。中国青年党虽然为国民党蒋介石说好话的时候多，但也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合作。不仅如此，李璜、左舜生领导的中国青年党，还利用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密切关系，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建立联系牵线搭桥。
国社党领袖张君劢曾于1938年12月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配合国民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反动宣传，要求共产党无条件地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和军队。周恩来对张君劢的反共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或认为三民主义可以包括共产主义的观点，“都是不妥的，只能模糊视听，增加国民党的自大心理，并不能帮助统一战线的发展”。但是，周恩来在批驳他的观点的同时，没有因此而放弃与他交朋友，而是对他继续进行争取。以后，张君励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非但不再反对中国共产党“扩大军队，成立边区，他还怕（中共）军队的力量不够强大，遭受袭击呢”。在民主宪政运动和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过程中，张君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周恩来及南方局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云南的龙云等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许多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也都成了周恩来的朋友。
在交朋友方面，周恩来不计较党派政见不同，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只要是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的，都交为朋友。张冲在十年内战时期，作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总干事，是1932年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策划以阴险手段陷害周恩来的所谓“伍毫事件”的主谋。西安事变后，张冲成为与周恩来谈判的国民党主要代表之一。
1957年。他赞成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并不顾顽固派的反对，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立场。周恩来与他“由公谊而增私谊”。张冲死后，周恩来给予他高度评价：“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
周恩来在广交国内朋友的同时，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国际友好人士交往。他领导长江局、南方局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接触外国人士的机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反对内战的主张，交友范围从驻华大使、外国在华顾问、新闻记者扩展到教会、青年会、红十字会外国医生、外国商人等。他不仅花很多时间与盟国上层人物打交道，也很重视做盟国下层人士的工作。“他往返延安乘坐的是美军提供的飞机。为了表示谢意，周恩来亲自宴请机组人员，这事本来可交给下面的人去办，他却亲自做东道主，因为这使他有机会与年轻的美国人接触交谈。美国工程兵团的士兵曾帮助中共代表团架设无线电台，完工之后。他也亲自宴请他们”。
这些细致的工作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支持，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方针和主张的了解。美军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史迪威将军因此向美国政府建议，将美国援华物资分一半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1944年8月，美军还向延安派驻了观察组，以加强美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合作。
三、关怀朋友，风雨同舟
周恩来与统战对象交朋友，既坚持在政治上引导朋友，共同抗日。又在生活上倍加关心、帮助朋友，做到了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这不但会加深双方的友情，更重要的是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周恩来与救国会领袖邹韬奋的交往就是一个典型。周恩来是邹韬奋接触最多的共产党负责人。两人相识于武汉。重庆时期。两人往来密切，友谊日渐加深。1938年末至1941年初，在重庆的两年多时间内，两人经常见面，结下了深厚友谊。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认为他在党外所起的作用更大，说服他暂时放弃了入党的要求。
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大量发行坚持抗战的书籍，并拒绝了国民党当局要“生活书店”与之合作的要求，却在延安和晋东南设立了生活书店分店。国民党当局因此不断对邹韬奋进行迫害。1940年7月竟公然散布谣言，说邹韬奋、沈钧儒等人要在重庆领导暴动。皖南事变前，分布于各地的50多家生活书店被国民党当局一个个地查封。1941年2月，邹韬奋决定出走香港。临行前，他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按照周恩来的意见，邹韬奋决定把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的重点转到香港。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周恩来又电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人：将困留香港的爱国人士接至澳门，然后转到广州、桂林等地，并特别叮嘱要派人帮助邹韬奋等人离开香港。在中共东江纵队的帮助下，邹韬奋于翌年2月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周恩来又特地致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要求“指定专人负责”接待邹韬奋，“以免暴露”。3月1 7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韬奋本人去苏北转华北。”当得知国民党当局已下令通缉邹韬奋并派特务到广东四处搜寻邹韬奋后，周恩来立即派人告诉邹韬奋：隐居在广东乡间，不一定就不出问题。为了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事业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考虑是否前去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从那里转赴延安。邹韬奋欣然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于同年9月，经上海辗转进入了苏北解放区。后因病去上海治疗，1944年7月，病逝于上海。邹韬奋在弥留之际还不断地呼唤着“周恩来”的名字，向守护在身边的同志和亲人说：“恩来同志是我毕生最敬佩的朋友！”
皖南事变发生后，著名戏剧家洪深困居乡间，本人疾病缠身，女儿身患肺结核病，深感世事艰难，“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归去”，一家三口在重庆赖家桥服毒自杀。经医生抢救，脱险。周恩来闻讯后，即派人前往慰问，给予资助，并把他送到桂林休养。以后，洪深重新振作精神，在抗战最后阶段，先后成功地创作、导演了《再会吧，香港》、《法西斯细菌》、《祖国在呼唤》、《黄花岗》等戏剧，为抗战文艺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深切关怀。皖南事变后不久，于右任因执行监察院弹劾权，受蒋阻拦，一气之下，表示要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并移居成都，以示抗议。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肯定了于右任敢于抗拒蒋介石的作法，并关切地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于先生一个人去成都，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你应该去成都陪伴他，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解除他的一点苦闷。”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屈武很快来到成都，陪伴岳父。于右任住在成都，总担心蒋介石报复他。周恩来知道后，又托屈武转告：“于先生和邓演达不同，他这块元老招牌老蒋还是要利用的，绝不会加害于他。你要请于先生鼓起勇气，对老蒋该顶的还是要顶。”周恩来的关心给了于右任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三岁女儿患急性肺炎，急需送医院抢救，周恩来、董必武知道后，立即令八路军办事处派汽车将她送到医院抢救。
周恩来对统战朋友的帮助不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不同。对青年党领导人曾琦的帮助充分体现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曾琦是一个政治上亲近国民党蒋介石，反对与共产党接近的人。周恩来没有因他的政治立场放弃对他的帮助。曾琦的夫人在日本飞机的一次轰炸中，在老家四川富顺不幸身亡，无以为葬。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南方局送去5000元奠仪，以安葬死者。
上述两件事，看上去都是生活小事，但它们是能够影响统战工作大事的。
周恩来不仅关心、帮助朋友，而且对朋友的关心是细致入微的。一次，周恩来与董必武邀请“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梁希、潘菽等七位科学家到《新华日报》社共进午餐。几位科学家到后，见桌上摆着寿桃和酒菜，非常惊讶。周恩来见此情景便说：“今天是梁老（梁希）六十寿辰、我们为他老人家祝寿。”说着。端起酒杯走到梁希面前深情地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激动地说：“我无室无家，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人温暖忘年。”回去后，梁希夜不能寐，写了三首七律诗，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给《新华日报》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还及时指示中共驻港办事处和广东东江纵队将滞留在香港的大批朋友接回内地。东江纵队先后从香港营救出爱国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民主人士朋友经济上的资助、生活上的关心，一直没有间断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间人士之所以由误解、不了解共产党到了解共产党、靠拢共产党，直至最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除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力外，与周恩来细致入微、体贴周到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
四、以诚感人。以理服人
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普通人。他在统战工作中，十分注意用真诚对待朋友，鄙视玩弄政治权术，强调对盟友要有“谦诚的态度”，因而赢得了许多党外人士的敬佩。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与杨虎城在西安首次会面。他除了向后者介绍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方针及自己与张学良谈话的主要内容外，还主动就红四方面军误杀杨部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以及在同杨部达成协议后又偷袭杨部这两个问题，代表中共作了自我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杨虎城消除了不少“疙瘩”，加深了双方的了解。
与统战对象初次相识，就用真诚去打动对方是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的一贯做法。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先后在武汉、重庆派驻了代表团，并在南京、上海、西安、太原、武汉、长沙、桂林、洛阳、豫北、广州、兰州、新疆、重庆、贵阳和香港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这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联络、结交盟友提供了广阔天地。但是，如何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外人士打交道对许多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强调说：“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虑，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38年9月，周恩来与邹韬奋在武汉第一次会面。一见面，他就热情地说：“欢迎你，邹韬奋先生，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噢！”坐下后，他又说：“见面就是朋友噢。当然。我们还未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节风我是很佩服的。今天下午，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畅谈一番。”接着，周恩来问到了邹韬奋出狱后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同邹韬奋分析抗战形势，向他介绍中共抗战方针政策。临别时，周恩来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邹韬奋表示：希望周恩来方便时到他创办的“生活书店”指导工作，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这次见面，给邹韬奋留下了深刻印象，称周恩来是他“最敬佩的朋友”。在周恩来的影响下，邹韬奋成为著名的民主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