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4日，赫尔利约见因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成立“联合政府”未果、准备返回延安的周恩来。他向周恩来提出：“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你以为如何？”这明显是一种引诱。周恩来明确回答：“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所提出者，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令做到，也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赫尔利补充说，希望你们“先插进一只脚来”。周恩来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再次予以拒绝。他说：“关于参加政府问题，我们素有经验。先拿别人的经验而言，白崇禧不止参力盯政府，而且是军训部长，结果毫无实权。我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八年之中近七年时间是留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我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三次参加军事会报，有意见也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老实说，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赫尔利又用美援作诱饵，说：“我们是准备帮助你们的。成百架飞机的东西等着帮助你们，但是没有这一协定，我就无法帮助你们。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给。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周恩来立即严正指出：“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要军事，而且要政治、兵役、粮食、供养，乃至生产，都要政府来办理。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危局。”他进一步说：“参加的一面是不能在政府中有任何作用；另一面就要受到牵制，一切不好的军令政令都来了。”赫尔利再以“爱国者”做高帽子：“如果你们在不满意的条件下，竟能参加政府，那就表示你们是最大的爱国者。”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参加进去，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我就是不信上帝，我的良心也过不去。譬如政府要我参加，我党要我考虑，我个人都要拒绝。”在周恩来的严辞拒绝下，赫尔利无言以对。
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是对立统一体。坚持原则，并不排斥方式方法的机动灵活。在坚定的原则下，常常可以运用灵活的策略达到既定目标。周恩来深谙此道。
仍以皖南事变为例。对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的“皓电”，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原则上不能同意，但须答复。同时提出，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新四军皖南部队须移到长江北岸。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样做，既坚持原则，拒绝了国民党当局的无理要求，又机动灵活，争取了中间势力对我方的同情。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但他对国民党当局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对那些以反共著称且一手挑起事端的顽固派，他以硬对硬，针锋相对。如对何应钦，就属典型的一例。何应钦、周恩来曾同是黄埔军校的负责干部。广东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时，何应钦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周恩来是该师党代表。抗日战争时期，何应钦顽固坚持反共立场，是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当周恩来得知国民党军委会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的命令后，他愤怒地痛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与此同时，对国民党的另一个谈判对手张冲，周恩来虽然也向他提出了不少质问和严重抗议，但对他个人却从没有采取过严厉的态度。在谈判中，尽管对重要问题张冲做不了主，但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他却能去办，并到蒋介石那里去通融。这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冲因病去世后，周恩来发表悼念文章说：“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私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这既是对张冲在国共谈判中体所现的“相忍相重”精神的钦佩，也是向其他国民党人士倡导这种精神。
在统战工作中，周恩来为了争取团结最大多数，孤立少数顽固派，广泛运用多种灵活的方式，来避开国民党当局的限制，抗议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政治高压政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充分利用国民党政府“合法”的有关形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合法的、公开的身份，有利于开展党的统战工作。抗战时期，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一点。武汉时期，周恩来利用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1938年2月，周恩来想与冯玉祥见面，但冯担心会见中共要员会被特务打小报告。周恩来知道后，便以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穿上军装，登门拜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周恩来还说服郭沫若以非党人士身份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做统战工作。在郭沫若的协助下，把政治部第三厅办成了一个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宣传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统战组织。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政府借口政治部改组，撤销了第三厅。周恩来又促使蒋介石设立了隶属于政治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不仅保留了原政治部第三厅的骨干，还扩大了团结面，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秘密党员、著名作家夏衍，抗战前期在华南特别是桂林、香港等地为团结文化界知识分子起过重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到了重庆，要求到《新华日报》工作。周恩来对夏衍说：“你在重庆还得争取公开合法，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战线工作”，“你在重庆工作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公开的文化人的身份。你主动地和国民党的头面人物见面，以后就可以在《新华日报》和其他报刊上写文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到化龙桥（《新华日报》社址——引者）和曾家岩五十号”。遵照周恩来的嘱咐，夏衍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在重庆以撰文为生，做文化界人士的统战工作。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我党及其他小党派的迫害，做地下工作的党员没有职业和社会身份根本立不住脚。为此，周恩来一再强调：“每个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有职业”，“要使党员社会化，不仅不脱离社会，反而更深入社会”。南方局要求所有的党员要广交朋友，找到合法的职业，广泛地进入国民党地方保甲、教育、经济、军事等团体内部工作。这些措施保护了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有效地促进了统战工作的进行。
南方局不仅要求从事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寻找合法身份，而且还采用聘请部分统战对象担任《新华日报》合法职务的方式，加强同他们及其党派的联系。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公开聘请了致公党的黄鼎臣担任医药卫生顾问，请救国会的沈钧儒、沙千里担任报社律师，并通过他们做致公党、救国会和民盟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第二，变旧为新。周恩来在统战实践中，充分运用传统习俗——祝寿这种形式，给它注入了新的内涵，赋予它政治意义。南方局先后为冯玉祥、马寅初、郭沫若、柳亚子等人举行了祝寿活动。举行祝寿仪式时，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人通过不同形式赞颂寿星的功绩，鼓励贺寿者学习寿星的革命精神。贺寿者通过聚会，提高了认识，交流了情感，增强了团结。为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举行六十大寿时，寿星正关押在国民党狱中。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合送了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高度赞扬了马寅初教书育人的功绩，表达了对深陷囹圄的马寅初的思念和对他一定会出狱的信心（“有龟”即“有归”的谐音）。《新华日报》社也送了寿幛：“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对马寅初不畏四大家族的强权，敢于揭露他们罪行的行为进行了赞扬。这次祝寿活动给马寅初和正在积极营救他的重庆大学师生及民主人士以极大的鼓舞。
通过给冯玉祥、郭沫若等人祝寿，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颂扬抗战精神。采用“祝寿”这种形式，既不违反国民党的“法”，又适合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易被接受。可以说，这是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在策略方式上的重大创新。
第四，主动出击，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统战工作主要是争取和团结统战盟友，为达到目的，要主动出击，争取大多数。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周恩来主动争取在“星五聚餐会”作讲演。“星五聚餐会”是一个以民族工商界上层人士为主体的团体。按照该会规定，请人作报告要由该会干事会出面邀请。1945年8月，周恩来主动提出要在“星五聚餐会”上作演讲。他派人找到“星五聚餐会”的成员胡子婴和罗叔章，希望他们出面让干事会发出邀请。胡子婴、罗叔章找到干事会的陈叔敬、吴味经。陈、吴两人开始都认为周恩来太红，有一定的顾虑，但经不住胡、罗二人请求，尤其是陈叔敬，因胡子婴曾帮助他解决过棉纱原料短缺的困难，拉不开情面，只好同意。干事会共有成员三人，既然陈叔敬、吴味经已经同意，干事会的另一名成员张禹九虽然不愿意，也只好作罢。这样，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星五聚餐会”上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说，就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作了闸述，对工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六、始终倡导和坚持政治协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不同利益甚至是利益根本对立的政治团体组成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在如何解决冲突和矛盾的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倡导并坚持：冲突和矛盾的各方必须进行政治协商，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共两党之间自始至终没有固定的合作组织形式，只是“遇事协商”。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谈判代表，周恩来在整个抗战时期，与国民党就两党之间的许多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谈判——协商。围绕着红军的编制及指挥权、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及政府主席人选、八路军作战区域、两党关系、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组成人选、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及武器装备等许多问题。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代表直至蒋介石本人进行了艰难而长期的谈判——协商，通过协商，希望尽量求得两党的一致。尽管国共两党的关系一直曲曲折折，但周恩来始终坚持政治协商，把协商作为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方式之一，以协商求团结，以协商促抗日。即使在出现皖南事变这样的严重事件后，周恩来也仍然不改初衷，坚持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试图以和平方式求得两党冲突的解决或缓和。与国民党当局多年的谈判——协商经历。使周恩来拥有了丰富的协商经验。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义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的四条原则。这就是：第一点，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第二点，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第三点，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第四点，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这是周恩来总结抗战八年国共两党谈判历程的经验之谈，更是他自己长期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的切身体会。
在周恩来的统战经历中，政治协商不仅在国共两党间进行，而且被用来协调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的关系。如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周恩来每周都与中间党派人士见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协商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对参政会的提案问题。这种协商“收获颇大，因此，我们在参政会的提案常常得到四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的连署。国民党（原）以为我党只有参政员七人，提案要二十人连署，大概不易提案，而事实（上）我们有三四十人的坚固堡垒，同情者有八九十人，占了出席人员半数以上”。
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政策都通过周恩来和长江局、南方局其他领导人事先与中间党派人士协商，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因而得到了中间党派人士的同情与认同。“联合政府”口号之所以一提出就得到了巨大的响应，也是因为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事先布置向中间党派人士征求意见的结果。
遇事协商是国共合作的形式，政治协商精神是周恩来在两党谈判过程中倡导并坚持的产物，伴随着周恩来的一生。无论是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还是建国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与民主党派共商国是，周恩来都始终体现出了政治协商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