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孟子曾说过一句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泽”是指一个人的功名事业对后代的影响，“斩”意谓断了，没法再继续。这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富不过三代”的意思。民间更有一种说法，叫做“一代做官，三代绊砖”。这种现象，深层次的原因大概在于官做得不好，为老百姓办的实事不多，积怨太深。有一句老话叫“公门修行”。就是说做官要为老百姓多办好事实事，而不是坑害老百姓。修行好了，就会福泽绵绵，否则，就会如蒲松龄小说《席方平》中所写，受到惩罚，沦入畜道。
虽然“富不过三代”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但似乎也有例外，譬如庆阳宁县之傅家，就可以称得上“俊彦辈出，代有闻人”。
傅家之闻人从时间上算，第一个当数殷商王时的傅说，史书记载他曾辅佐王室实现中兴。《傅氏家谱》称他为“始祖”。其次是被称为“先祖”的傅介子。据史书记载，傅介子少时就聪颖好学，有大志，常投笔叹息：大丈夫当戎马疆场，立功绝域，报效国家，不能做一个无所作为的文人。原话是：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说这话时，还有一个动作，“掷觚于地”。可见其英雄气概。因此习文练武，从不间断，后从军为将。
傅介子任将期间，曾两次出使西域，问罪龟兹楼兰，都立了大功。第二次，更是用计斩了楼兰王安归。为此汉昭帝下诏表彰，并封其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
这种英雄气概，曾感染和影响了后世许多人。东汉时的班超就曾拍案直呼：“大丈夫当如张骞傅介子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可以事笔砚乎？”遂投笔从戎，后来成为有名的抗匈大将。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就连清朝的乾隆皇帝，都写诗称赞他：“昔有傅介子，手斩楼兰头。”
在宁县良平傅介子祠堂旁，有一副对联：汉昭夺边患戎马生西部，义阳威名震楼兰魂胆销。也是赞颂他的。
再次是其孙傅燮，这也是一位慷慨之士。据史书记载，他“身长八尺，有威容”。少年时期，就努力学习，习文练武，被家乡父老公认为是一个有文才武略的人，向朝廷推荐为优秀后备人才，即“举孝廉”，后来任北地郡将领。公元187年，在一场守城之战中，英勇殉命，被朝廷追封为壮节侯。对于他，史书这样评价：尤其傅燮，一生爱国忠君，绝不与权奸沆瀣、誓死守节的高尚品格，代代相传，史不绝书。可惜的是功多不封，令人抱屈。傅燮战死之前曾有过一段话，读来确能使人热血喷涌，他说：“古人言圣达节，次守节，且殷纣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称其贤。今朝廷不堪殷纣，吾德岂绝伯夷？世乱不能养浩然之气，食禄不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自比伯夷，英勇赴死，表现了一种宁死不屈的气节。
《傅氏家谱》这样评说自己的家族成员：“或为著作郎，世称学府；或为忠烈，骂贼不屈。俱属名宦，无瑕可议。”陇东学院教授李建荣先生曾撰文说：读傅氏家谱其文，一股豪迈血气方刚的家族个性扑面而来。这是很让人感佩的。因为今天的庆阳太缺少这种血气方刚之气了。就是历史上的庆阳，因为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也是慷慨之士少，儒雅之士多。
就傅氏家族而言，虽然有许多慷慨悲壮之士，但若论其对历史的贡献，也还是文职官员。生活在魏晋时代的傅玄，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傅玄是傅燮之孙。作为魏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唐代房玄龄所撰的《晋书》中就有他的传记，他的著作《傅子》更是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其中包含着广泛而深刻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和人才思想。
陇东学院高新民教授曾撰有《傅玄思想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他这样介绍傅玄：傅玄家族系陇右世家，祖父傅燮，为东汉汉阳太守，父亲傅干，是曹魏扶风太守。汉末魏初，边备空虚，羌胡侵扰，傅氏家族几经内迁，避难河内。因为几经迁徙，加之其父早死，家道中落，与母相依为命，年幼时曾一度处于逆境。可是他聪颖，“博学善著文”，二十多岁就被州里举为秀才，任郎中。正始六年（245年）任著作郎，与阮籍等参与《魏书》的撰集。后又任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所居称职”。曹魏末年，被封为鹑觚男爵，任晋王司马炎的散骑常侍。晋武帝时，晋为子爵，加驸马都尉，官历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等。死后追封清泉侯，谥号“刚”。
傅玄所以得谥号“刚”，是因为他“生性峻急，不能有所容”。
曹魏时就曾“屡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入晋后，更是“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看来，傅玄虽一生任文职官员，但家族中血气方则的因子仍然影响着他。也因此，他一生屡忤君臣，几遭免官，多有不幸。
傅玄一生著作甚丰。据《晋书本传》纪，他曾“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这些作品颇受时人和后人的称赞。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傅玄“所论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视《论衡》《昌言》皆当逊之”。晋武帝曾有诏说：“傅玄所称便宜，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之宜，申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之大本，当今急务也。”就连乾隆皇帝也赞誉傅玄所论“制事有良方”。可惜的是西晋之后，屡遭兵火，傅玄的著作散失很多。从现存的篇章来看，他的思想中最突出的是“民本”。
傅玄认为“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民危则国危。因而提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其为治之要乎”的重要观点。即是说，要给老百姓以恩惠，使百姓安居乐业，老百姓自然会感恩，国家也自然会得到治理。傅玄的这些观点，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有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历史上，他指出秦始皇“荷戟百万”、“威凌沧海”却速亡了，原因就在于“秦之虐君”、“行其暴政”、“倾天下之财，不足以盈其欲”，“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于是“蓄怨积愤，同声而起”。由此他得出结论“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没有贪欲就是福，贪欲太强就是祸。而当时的魏晋统治者正是一些贪婪不知节欲的家伙，在“上欲无节”的影响下，“众下肆情，淫侈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这些言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社会阶级对抗的根源，抓住了诊治魏晋病态社会的本质。
傅玄认为安民的根本在于富民，指出“民富则安”。“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为此，他提出许多富民的措施：一、分民定业魏晋时代，由于战乱频繁，国无宁日，加之赋税繁多，人不堪命，致使广大劳动人民流离失所，游食糊口。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导民归业，傅玄提出要把老百姓分成不同的行业，士农工商，各从其业，各司其职，“士思其训，农思其务，工思其用，贾思其常”。
从而实现“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贾以通其货”的太平盛世，使天下之民“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给用，居足以避风雨”。傅玄的这些意见尽管在当时是不可能被统治者全部采纳而变为现实的，但其愿望都无疑是良好的，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
二、平役赋、裁冗官魏晋之际，贵族官僚、世族门阀荒淫无度。据史载，他们“日食数万，挥金如土”，“侈奢之费，甚于天灾”，这无疑加重了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傅玄对此深感不安，他多次上书陈情，提出在租税赋役方面应信守四条原则，一曰“至平”，即“量民力以役赋”，根据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来确定徭役和赋税的数目。
二曰“趣公”，即税赋征收均应上缴“官库”，而不能像今天某些部门一样私设小金库。三曰“有常”，即要有明确的规定，不得随领导者个人喜好而随意变更，“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四曰“视势”，即根据国家建设需要而定，“国有事则赋重役勤，国无事则赋轻役简”，而不能“用有尽之力逞无穷之欲”。傅玄的这些主张，不仅使他的富民愿望有了实在的政策保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仅如此，傅玄还提出“官民同耕”的主张，要求朝廷精简机构，裁减冗官散吏，使其归之于农，并按其田产征收租税，这无疑也是减轻人民负担的一条重要措施。
三、置水官，兴水利由于傅玄在曹魏时做过较长时间的弘农太守和顾典农校尉，对农业非常熟悉，并对封建社会里农民靠天吃饭的现状作过详尽的调查研究，为此，他在西晋时提出了兴修水利、改土造田的主张。指出“陆田者，命悬于天，人力虽修，当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因此，他书谏晋武帝，要设置水官，挑选和配备足够数量的懂技术有经验的水利官员，以保证农田水利建设的实施，并提出要使那些“不勤心以尽地利”的外行官员尽快“转为他职，更选知水者代之”。史记晋武帝太康年间，“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革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当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晋纪?总论》）这肯定是溢美之词，但也肯定与傅玄的政治主张得以实施有关。
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吏，傅玄以富民求安民的思想当然不是完全出于对劳动人民的仁爱，而主要是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但无论怎样讲，其建议和主张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总之，傅玄是一位有作为的秋胡：元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中的人物，外出十年，回家时已与其妻罗梅英互不相识，因在桑园中调戏妻子而遭妻痛责。故事最早见于汉刘向《列女传》，唐五代时有《秋胡》变文。现代京剧尚有《桑园会》（一名《秋胡戏妻》）剧目。
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他的身上及其作品中有许多珍贵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整理。他勤奋好学，刚正不阿，关心社会，关注民生的品格和思想，就是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借鉴的意义。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
此外，傅玄还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据史书记载，傅玄精通音律，尤以文学见长，其代表作有《秋胡行》。清人陈沆在《诗比兴笺》中这样评价他：“昔人称休奕刚正疾恶，而善言儿女之情。其诗尤长拟古，借他酒樽，浇我块垒。明远、太白，皆出于此。”
附录一
魏晋泥阳文人傅玄及其家族（节选）
刘国才
傅玄（217-278），字休奕，封号鹑觚子（今灵台县东北，汉代称鹑觚县），东汉末年北地泥阳人。
傅玄童年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衰，年少孤贫，避难于河内（今河南武陟）。家虽贫但发奋苦读，聪慧有志，学识十分广博，善著文通音律，在当地堪称“才子”。郡推举孝廉，征聘太尉，均被拒绝。后于州举秀才，任郎中，不久，被推荐参与编撰《魏书》。从此步入儒林，声名鹊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