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条强国之路。但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会乘隙而人，加之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对党风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很大的腐蚀作用。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是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原则，表明是以个人为本位，以谋求个人幸福为宗旨。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多元化的政治关系决定的。它肯定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自由、私有财产等，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认为社会的一切权力都导源于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基本权利。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表现在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方面，是反映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自由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观念和功利主义观念。政治、法律、道德等规范，都以经济利益为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政治体制建设和完善法制，也是把它们作为调节经济利益的手段。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只有诉诸法律才能找到调节利益纠纷的共同准绳。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中的“本位价值”，是作为商品交换中利益的货币形态的“金钱”，即“钱本位”，它集中地体现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实质和特征。一切都可以换算成金钱，一切都可以做现金交易；有钱就有一切，丧失钱就丧失一切；赚钱是最大的成功和欢乐，赔钱是最大的痛苦和失落。这导致了“一切向钱看”、“金钱拜物教”的普遍盛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应当看到，西方价值观念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对西方社会发展和现代世界进程有巨大导向与促进作用，有其合理的可吸收和借鉴的内容。但我们一些人由于对西方价值观的内容、特点、局限性缺乏系统的了解，不加分析地接受并付诸行动，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泛滥。事实说明，一个人只能有一种基本的价值倾向，若引入相反的价值观念，就会导致思想观念的混乱、内心情感的痛苦、社会人格的分裂。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也是如此，轻率地追随一种价值观念往往会带来社会价值失范，引起道德伦理滑坡，造成理想信仰危机。
（3）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的消极影响。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主体和就业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非常活跃，各种观念纷繁杂陈。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起考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容易发生扭曲，滋长一些错误思想。例如，市场经济固然能直接促使人们重视物质利益，但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和非理性地追求物质利益，则势必会使一些人只注重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从而导致“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倾向盛行，致使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泛滥；市场经济固然有利于人们讲求实际，注重效率，但如果不注意加以正确引导，也会使一些人只讲实惠不讲信用，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从而导致享乐主义思想蔓延；市场经济固然有利于人们增强主体意识，但也容易使一些人只看重个人利益，从而滑向以个人为中心，或者只看重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局部利益，产生本位主义的倾向，甚至为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而不惜损害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如果运用失当，也容易使一些人受利益驱动，采取坑蒙拐骗、欺诈勒索、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市场经济强调在经济活动中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但如果将这一原则不加限制地推广到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其他社会生活领域，那就势必会导致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至于出现伦理道德沦丧、人际关系淡漠等消极腐败现象。所谓“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则想”就是这些腐败分子阴暗面的真实写照。对于上述这些错误的、消极的价值观念如果不注意加以批判和抵制，任其发展下去，那就必然会严重地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
上述几个方面思想的影响，如果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不会造成较大的影响。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及时适应社会的转型而转变，仍然沿袭过去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不科学地对待现实问题，违背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造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大打折扣。这突出表现在：几乎每一个腐败分子在总结自己腐化堕落的原因时，都有一条——放松了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忽视了党性修养、党性锻炼。然而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除了极个别很短的时期以外，思想政治工作都在不断加强，特别是近几年针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升级，以至到了“三讲”这样一个人人过关的地步，但是所有这些工作都没能促使这些腐败分子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总结其中的原因，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在巨大的现实反差面前失去了说服力、渗透力、同化力。计划经济时期，支配人们行为的主要是权力，依托于权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说服力很强。但向市场经济转变后，支配人们行为的转变主要是经济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的说服力远远大于理论教条，甚至是国家权力。在新的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沿袭过去的理论、观念、思路、方式方法等，无法解释转型时期人们心中的现实困惑，因而失去了说服力。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误主要有以下几点：①思想政治工作趋于形式化，由此造成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双面人格。其突出的表现是：一些领导干部，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胡长清、成克杰等在台上时不是也大喊反腐败吗？胡长清的“三讲”结论不是也很合格吗？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大贪特贪。“胡长清凭借着两面派手法，使他的丑行长期不被组织察觉，不受组织制约和监督，一直蒙混过关。”一些干部对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从实际出发注重抓实效，而是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由此造成日常的政治学习成了“读大报，念小报，传小道，骂领导”，三讲成了“认认真真走过场”，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形式主义严重地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②理论工作本身的失误。多年来，我们对集体主义思想研究不够，简单化的、教条式的、脱离实际的理论灌输，不仅缺乏说服力，反而引起一部分人的逆反心理。另一方面，对西方价值观念非科学的批判，也起了很大的负作用。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偏差。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对待这一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做法：一是把指导思想等同于工作方针，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体现在干部工作中，就是用定性的、模糊的思想觉悟去处理有关干部工作的各种具体问题，结果造成随意性过大，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精确把握和运用，从而给权力腐败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缝隙。二是把相对真理当成绝对真理，使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各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于他们的那个时代和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真理。长期以来，我们却把这种相对性加以绝对化、凝固化、教条化和惟一化，使马克思主义失去生机和活力，不能随着变化了的世界而变化，从而使人们对其真理性发生了怀疑。在国际共运史上，许多人长期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向世人灌输他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当历史过了几十年回过头来看，一些人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东欧、苏联剧变，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遭损，就是对这种假马克思主义主观性和随意性曲解的注脚。在我国，其直接政治后果就是导致了包括某些干部在内的许多人的信仰危机，导致了剥削阶级思想乘虚而入，腐败加剧。
2．个体心理的失衡直接导致职务犯罪的滋生
错误思想的影响导致职务犯罪行为人价值观的错位。而价值观的错位并不能直接引起犯罪，因为犯罪是一个具体行为。具体犯罪行为的产生往往是由犯罪动机和犯罪心理引起的。职务犯罪的滋生从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开始。受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及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放松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他们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之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由此产生强烈的腐败冲动。通过对大量职务犯罪案例的分析，当前职务犯罪的犯罪心理主要有：
（1）吃亏补偿心理。一些公职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从而产生了以权谋私，趁势“捞一把”的心理。如交通银行苏州分行原总经理蔡涵刚就是在这种心态下滑向罪恶之渊的。蔡素有“中华企业改革之星”、“优秀共产党员”之称，但上任伊始出差到海南、深圳，感到自己太寒酸了，堂堂银行行长竟不如一个小小个体户，心理极不平衡，于是走上了犯罪之路。江苏靖江市原市委书记冯国平，也是认为自己付出多、贡献大，报酬却远不如一个在外企刚参加工作的小女孩，因而心中非常“不平衡”，于是对他人的贿礼就来而不拒了。被人称为“中国烟草大王”的云南省玉溪卷烟厂原厂长褚时健在与其下级私分公款时说：“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
（2）投资回报心理。有人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通过跑官、买官谋到一定职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权力作为资本投入不正当交易，以获取巨额回报。
（3）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不少公职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如哈尔滨市原副市长朱胜文说：“帮人家办点事，人家拿东西感谢一下，我想算不得什么受贿，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么回事。”广东省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同庆说：“给我送钱的，都是我的熟人、朋友，都是出于对我和家人的关心。”
（4）为公无过心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只要为公，自然无过”的认识，“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公贿”现象中这种心理较为普遍，行为人往往认为只要没装到自己腰包里就没事。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行为人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个体的腐化行为因为责任主体分明，人们往往要考虑到自身行为所负的直接责任、其后果对个人的影响及心理能否承受等问题。而在集体腐败行为中，客观上由于责任主体分散，所有行为个体都不同程度地负有责任，但相对于个体行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风险而言是极其有限的，其后果对个人的影响也相对较小，这种责任分散心理容易使行为主体对行为责任抱无所谓的态度。
（6）侥幸过关心理。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理自慰。正如有人指出，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靠山与关系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7）从众心理。在新旧文化冲突和社会转型时期，变化中的社会各方面缺乏稳定的、成熟的行为规范，行为主体的社会感知能力减弱，难以把握行动目的和方向，经常产生盲目从众心理。主要表现为心理上对他人的追随和迎合，对自己的宽慰和谅解。这种心理如果只是反映在日常的一些生活琐事上，倒也无妨，在别人看来顶多也就是缺少点主见。但对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来说，如果以权谋私，而又习惯于用随众心理来原谅自己，那就很危险，久而久之就必然走向腐败。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就是这样一步步坠入腐败深渊的。他在被提审时说：“一开始我也是不收贿赂的，后来觉得这样不行。一是社会风气这样，人家收你不收的话，送礼的人收礼的人都会对你有意见；二是如果不收的话，别人会认为你假清高，会认为你不够朋友。”于是乎，他便心安理得地随波逐流，数年下来，他和妻子贪污、受贿以及来源不明的财产高达1900多万元。无独有偶，江西省鹰潭市原副市长魏时中也是在这种随众心理的支配下而栽倒的。当初，魏也躲避他人送礼，其妻便开导他：“你怕什么！别人都这样搞，不搞是傻瓜。”魏于是“茅塞顿开”，贪欲之网一旦张开便再也收不拢了。腐败的随众心理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贪官犯罪心理，它能诱使人在“合乎情理”、“顺乎民意”之中毁灭自己。
（8）“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心理。这种心理多发生在年近60即将退休的官员身上。这些人多数有着光荣的历史，曾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但在步入老年，即将退下来的时候，有的疏于小节、心怀侥幸，有的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漠，因而萌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于是不择手段，为自己留后路，在站最后一班岗时，大捞一把，结果身败名裂，大半辈子的奋斗毁于一旦。
（9）贪图享受的攀比心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人产生了“以金钱论英雄”的错误观念，特别是以工资收入作为主要消费来源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如此。有的人看到别人挥金如土，纸醉金迷，产生了不平衡心理，这种心理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走上了犯罪道路，不择手段地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沦为物欲、情欲的牺牲品。
（10）自我放任心理。凡以权谋私的腐败者起初大都有一种共同的心理：总认为自己是多年的党员干部，辛辛苦苦工作多年做了不少贡献；吃点、贪点、占点是理所当然的，充其量只是个小节问题，只要自己控制好，走得别出圈，控制住别出格，打打擦边球无所谓，不会有大的妨碍。由于这种小节无害、能够自制的心理错觉，使他们渐渐放松了自我约束，滋长了放任心理。于是今天贪一点、明天捞一些，最终竟控制不住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