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沿途留下了大量的护运和护路的部队，其规模之大是其他路线上没有的。相传是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光绪三年（1877年），冯焌光在其所著《西行日记》中记载：“自长武西三十里交甘肃界……直抵兰垣，五里一卡，十里一哨，百里一营。”冯焌光：《西行日记》，《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4页。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裴景福在其所著《河海昆仑录》中说：“自黄冲（按在平凉境）以西，每十里，建兵房三间，旗竿台一，土墩五，标明里地。”《河海昆仑录》，第95页。裴景福所记，大概便是“一大墩”的规模；而冯焌光所说的“卡”大概便是“一小墩”；至于“十里一营”，应该是当时在用兵的紧要关头防护交通路线的一种军队布防措施，并非常例。但从此也可看出，左宗棠为此花费了多大的代价。
（2）沿路种植了大量的行道树。这些树有的地方只有一行两行，有的地方有四五行。栽种行道树的目的：为了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和夏时供给行旅阴蔽《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28页。据左宗棠自己说：仅从陕西长武境内到甘肃会宁县止，六百多里间，历年种活的行道树，就要26万多株《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2~523页。其奏稿和书信中还有许多更为详细的描述：“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之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634~635页。
《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62~663页。；“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又“过长武，则别有天地。种树开渠各节，并未遑议及，殊为惜之。值州县与防营来迎，即加指示”《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0页。说明他即使进京汇报途中，也时刻不忘提醒属下种植行道树。对这条绿带的建成和左宗棠首倡之功，时人及后人都赞叹不已。陆无誉《西笑日觚》云：“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0页。甘肃布政使杨昌浚见此壮景，不禁吟诗一首：“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0页。甘肃人民甚至把这些柳树誉为“左公柳”，以表达对倡导者的缅怀之情。为此，当时人们在沿途立一榜示，上面写道：“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这些树都是护路的，爱护左公柳其实就是爱护这条大道。
（3）设置驿站、官店，便于传递信息和商旅往来。中国传统的驿站传递方式有三种，即驿站、军台和营塘，它们共同的作用是传递文报。陕甘境内全部设置驿站；新疆境内情况复杂，这三种方式都存在。但在战乱之后，大多遭到了破坏。左宗棠就充分利用各地驻防护路兵丁节节传递文报，骑马传递叫马拨，步行传递叫步拨。每隔一个月，酌给犒赏。等到驿站制度恢复，然后取消。这样做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左宗棠还在人烟稀少的地段设立官店，尤其是出了嘉峪关，几十里甚至几百里没有人烟的地段很多，无地食宿，给商旅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于是，左宗棠“在驿站、军台或营塘旁边，或别的相应地段，用官款兴造简单房屋，置备些柴草，以供赶车人等歇宿。有些还搭着安放牲口的棚圈，也备着绳索、口袋、鞍等什物。也招着木匠和铁匠，使车驮损坏或缺少了什么东西，可以就便添补，省得停顿下来，耽误了行程。这一应设备，叫做官店。公家略略赔贴了些钱，但于大军行进，大有好处”《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2~133页。由于有了这些设施，也吸引了一些随营的商贩，为军队提供了一些日用品。这些商人在军营附近搭棚作买卖，出现了清军取新疆，汉商踊跃追随的景象，促进了经济和贸易的发展，真是一举多得。
（二）城镇建设
城镇无论大小，往往因其位置重要、交通汇注、人口聚居而成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镇的繁荣景况，总能反映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的破败萧条状况，也会反映一个地方遭受天灾人祸的景象。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军攻破了不少的甘肃城池，给清王朝在西北的腐败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但也使许多城镇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市政设施受损严重。左宗棠到甘肃以后，组织人力、财力对各地劫后余灰、人口凋残、受损严重的城市进行了修复重建，还在一些地方改设行政建置，新建了一些城镇。
1．兵燹之余甘肃城市受破坏的状况
西北回民起义持续了十余年的时间。在战争中，甘肃全省先后被攻陷的州县城池，约有三十个；先后被围攻的州县城池，也有十多个。其中平凉府城三度陷落，狄道州城、河州城和洮州厅城也都是三次陷落，受损相当严重。三面与河州接壤的兰州省城，也曾两度被攻，常在戒严状态之下。三次被攻陷的城镇，受破坏的程度自不待言。就是一次被攻占的城市，遭受的损失也触目惊心，如庆阳府城，兵燹之后，“郡城一带杳无人迹，城内荒草成林，骨骸堆积，奇禽猛兽相聚为薮”惠登甲：《庆防纪略》（下卷），第70页。面对此情此景，左宗棠命后路“各防军复于暇时平治道路，开浚河渠，助垦民田，广植官树，城堡、驿舍、桥道、河梁凡民力所不逮者，皆防军任之”《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463页。重视对各地受损城堡进行修复。
2．甘肃修治城镇的几种类型
左宗棠修治的城垣遍及全省各地，主要类型分述如下。
（1）新建城市
这类城池主要为新设置的行政建置而修建。左宗棠在战后向清政府建议改革固原、庆阳的行政建置，以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效能。“前因甘肃平凉迤北一带，与宁夏所属灵州接界，中间广袤八九百里，山谷复沓，素为逋逃渊薮。原设固原州、盐茶厅，形势辽阔，治理难期周密。”又因“建置太疏，多留罅隙，民间堡寨团庄，距州县治所近者百数十里，远或数百里，又且犬牙交错，经界难明，汉与回既气类攸殊，回与回亦良匪互异，治理乏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460页。“是故欲筹平、庆、宁夏久远之规，非添设县治，更易建置不可。”《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458页。于是，左宗棠把固原州升为直隶州，仍隶平庆泾道管辖。在化平川设直隶厅。在固原城北二百四十里的下马关，设立平远县。在平凉府城东三百九十里的盐茶同知驻地海城，设立海城县，将原平凉府驻此的盐茶同知改为知县。这两个县共同隶属固原直隶州。又在庆阳董志原收复一年以后，因其地“距安化、宁州、镇原各州县治所均八九十里及百余里，地方宽旷”，奏请“添设县丞一员驻于此，会同巡缉，庶资控驭而重地方”《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266~267页。并定名为董志县丞。嗣后，在平庆泾固道台魏光焘的主持下，各新设建置的治所，陆续兴建完工。化平川直隶厅，“城长四百十六丈，高二丈五尺，上宽一丈二尺，基厚二丈；城堞五百五十四枚；城门四；炮台十二”。宁灵厅，“城长一千一百三十丈；东西址宽一丈五尺；顶宽七尺；南北址宽一丈，顶宽三四尺；女墙高五尺；城堞一千二百一十枚；东西两门”。平远县，“城长八百五十丈，城堞七百二十枚；炮台八”。董志原县丞，“城长三百九十六丈；高二丈五尺，上宽一丈二尺，基厚二丈；城堞五百三十二枚；炮台十二；城门四”。《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6页。
（2）重建、修复的城市
这是就原有城垣扩建、修复的一类。先是兰州城，光绪元年，左宗棠在外城的西北隅，创建了一座贡院，在院外包筑了一段外城，长二百四十丈。光绪二年，左宗棠又把原有的外城彻底大修。城根深一丈多，宽一丈数尺，城高三丈七尺，顶宽八尺多。又掘城濠，深宽各有二三丈。皆由营防修竣。还兴修了城外的四墩堡。四墩堡是指四个方形的碉堡，排列在城西龙尾山上。四墩堡基址每边长一丈多，高约二丈。
其余州县城垣，含光绪五年地震时塌陷的，都得到了修复或重建。如河州城，修整城堞二千三百四十九枚，更房一百四十座。狄道州城，修筑炮台六十三座，城堞二千零八枚。秦州城，先后加筑中城，小西关城，西关城炮台和东关城，又在南门外修耤水新堤，长三百五十丈，高八尺，厚二丈；吕二沟新堤，长三百零四丈。阶州城，长百余丈，高三丈，宽八尺，炮台二，城堞一千一百六十八枚；并修筑南堤，长一百二十丈，宽一丈三尺；北堤长四百余丈，宽一丈三尺。阶州白马关，重筑石城，长二千八百十一丈，高一丈九尺，炮台四，城堞四十二枚《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6页。这是陇中、陇南各重镇的重建情况。
陇东除前述新设的县城以外，又先后承修平凉、庆阳、隆德、合水、镇原各府县城垣、衙署及各祠庙、堡寨、驿馆。“所需经费皆由各营随时捐发，并由魏光焘陆续捐给经费银八千七百余两，以上各工，业经委员勘验，均已完竣坚固。此关内东路一带兴作工程之著有成效者也。”《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3页。
左宗棠初次驻节肃州时，发现西北要塞嘉峪关年久失修，边墙已有四处坍毁，大车尽可自由通过，“因命防营一律修整，每日按时开闭关门；手题‘天下第一雄关’横额；安置关头，字大于斗”《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5页。左宗棠第二次驻节肃州时，又修整了积沙淹没城墙的安西州城。把东西两面积沙，从城头掘下二丈二尺，直到城根。至于肃州城，曾被重炮轰毁，当时就已修复。这是河西走廊各城的情况。
这些工程全靠后路驻防兵勇修建。经费除少量向清廷报销，即由朝廷拨给外，相当一部分由左宗棠自筹。像重修兰州城的工程，历时一年，用工一百七十多万人次，是由十一个防营合力作成。“估计价值，非十多万两银子不办；事实上只为购买绳索、箕斗、芨草、石灰、砖瓦，花去了三千三百九十七两多。这样一个便宜的城工，报销上去，却给工部驳下。”《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4页。左宗棠只能设法另外报销。其他各地方经费，都由各营旗随时捐发，用的都是自己节余下的经费，没有使用正款。对此，左宗棠总结说：“兵燹之馀，百废肇兴，不资民力，不耗官帑，难矣。而论其实济，则皆承平时所未经见者。非诸将士来自田间，习惯工作，而皆知以勤民为重，其效或未易臻此也。至诸工程皆设防护运之馀率作兴事，未可与工部例章并论，且不列款请销，自可免由部议。而工成犒劳酒食，本与军需赏耗不同，为数又微，业经酌提各营截留款下支用，并未开报正款。臣等现咨商刘锦棠、张曜，转饬善后局各员酌量划拨荒绝地亩，招佃承租，以作岁修经费，庶可保固而规久远。”《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5~526页。总之，各工程不光花费极少，且多为自筹。
3．市政设施建设
左宗棠除重修城垣、炮台、城堞，加强军事设施建设外，还非常注重市政设施的建设。
（1）植树绿化。植树绿化是美化和保护城镇的重要手段，也是城市最基本的市政设施。左宗棠非常重视在其驻兵的城镇周围种树，绿化城镇。光绪二年（1876年），他移节肃州、于修整安西州城时，号召军民“引疏勒河水，环城挖壕，既深且阔，两岸遍栽杨柳，不光是形成严疆形势，还饱和着江南景色了”《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5~136页。！修筑秦州城，下令广造堤岸防护林，出现秀丽的景致：“夏之日，红的是堤内的荷花，绿的是堤畔的柳树，衬着堤上的白沙，何等风光旖旎！”《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6页。又重修阶州城，“环城沿堤，栽树数十万株”《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6页。
在兰州，光绪六年四月左宗棠要求帮办甘肃新疆善后的杨昌浚在兰州莲花池——小西湖侧种桑千余株。同时还在附近的东校场、河壖和总督衙门后的空地亦栽满桑树。还在给杨昌浚的信中满怀信心地说：“十年之后，可衣被陇中矣，幸何如之！”《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595页。他自己也在清明这一天，于肃州分栽桑秧数百株。左宗棠提倡植桑虽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在城中植桑，也有美化城市环境的作用。
（2）饮水工程。供水问题是城市的大问题。左宗棠在平凉时，曾命人修葺柳泉湖，并凿暖泉，供民汲用，并立碑题识。十年之后，左宗棠奉召入京，路过平凉，访寻旧迹，发现此泉已被道台魏光焘用围墙圈入书院之中，阻断了老百姓的汲用之便。左宗棠不同意这样做，且道：“此泉向本用灌地，旱时尤为急需，与其私之院中为乐饥之用，曷若引之田畔为救稼之用乎？”《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63页。立命另开墙门，恢复人民的汲用。还写信嘱杨昌浚，叫转告已升调甘肃按察使的魏光焘：这是左宗棠的意思，不要责怪后任者。这件事说明，左宗棠对居民的饮水问题极为重视。这还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值得一书的还在后面。
为了解决兰州市民的饮水问题，同治十一年，左宗棠在陕甘总督衙门前面左旁，开凿了一个饮和池。从衙门后的黄河引水，春冬两季用吸水龙（抽水机）抽水入池，夏秋两季用水车引水入池。还给饮和池题写楹联：
空潭泻春，若其天放；
明漪绝底，饮之太和。
他在任陕甘总督时，常常亲自灌园种菜。民国时甘肃省府曾悬有左宗棠所题的联语：一幅是：“八月船横天上水，连畦菜长故园春。”另一幅是：“五风十雨岁其有，一茎数穗国之祥。”从这几副联语中，足见左宗棠严以自律，艰苦朴素又随时随地关心民瘼的本色。
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又在总督衙门的右边，开凿了挹清池。水从玉泉山西南水磨沟，经西城门通过渠道引入。开凿这两个池子，就是因为左宗棠感到兰州人民饮水不卫生，以此改善饮用水水质，同时也为消防提供了水源，两池所用吸水龙都派专人管理。这为兰州市民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3）城市园林。园林或公园，是一个城市标志性的建筑。左宗棠在重建甘肃的一些城市时，也兴建和开放过城市的园林胜景。
左宗棠第二次驻节肃州时，于料理军务之暇，捐出廉银200两，将酒泉疏浚成湖。湖中留有三个沙洲，并建了一些亭台楼阁。环湖筑堤，周围三里，种上杨树和花树，堤外拓出肥田数百亩。这给荒凉的西北大地带来了一派生机盎然的江南风光。左宗棠还专门为酒泉湖赋诗一首，以记其胜：
我心如白云，舒卷无定着。身世亦如此，得泊我且泊。
昔岁来兰州，随槎想碧落。黄河横节园，牛女看约略。
以槎名其厅，南对澄清阁。走笔题一系，乡心慰寂寞。
今我访酒泉，异境重湖拓。杖適出新泉，堤周三里廓。
洲渚妙回环，树石纷相错。渺渺洞庭波，宛连湘与鄂。
扁舟恣往还，胜蹑游行屐。邦人诧创见，旁睨喜且愕。
吾党二三子，时复举杯杓。
频年南风竞，靖内先戎索。出关指疏勒，师行风扫箨！
强邻壁上观，弭伏一丘貉。老我且婆娑，勉司北门钥。
桓桓夫子力，盛美吾敢掠？西顾幸无它，吾归事钱鎛。
水国足鱼稻，笋蕨耐咀嚼。梓洞暨柳庄，况旧有丘壑。
一觞酹飞仙，有酒盈陂泺。不饮酒不溢，十日饮不涸。
仙来笛悠扬，我来歌且咢。丰年醉人多，仙我共此乐。
他年倘重逢，一笑仍夙诺。《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4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