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燹之余，甘肃许多地方土地芜废，人烟稀少，“弥望白骨黄蒿、沙石斥卤，不似人世光景”《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194页。左宗棠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手段不能迅速从根本上解决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必须进行综合治理与建设。于是，他于军事之余，“随时察看各属情形，招徕赈垦，设法补苴，不遗余力”《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84页。采取了一系列重建与开发甘肃传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经济门类的措施。
（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开发
左宗棠从青年时代就特别重视农业，视之为“人生第一要务”《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49页。到甘肃以后，看到这里由于连年灾荒和长期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便决心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入手，振兴甘肃的经济。
1．制订有利于开发农业的优惠政策
（1）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左宗棠十分清楚，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要从颠沛流离中安定下来恢复农业生产，开始时一定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发和发展农业生产一定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于是他下令把口粮、籽种、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无偿分发给那些一无所有同时又愿意开展农业生产的农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陕甘频年兵燹，孑遗仅存，往往数百、十里人烟断绝。新复之地，非表给牛种、赈粮，则垂毙之民势将尽填沟壑。……甘肃克复一郡县，即发一处牛种、赈粮，非是则有土无民，朝廷亦安用此疆土。”《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119页。为防止农民们把生产资料挪作他用，左宗棠规定只发实物不发现银；为防止农民们把籽种吃掉，则规定必须到播种时节才发放籽种。除了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外，左宗棠还无偿向发展农业生产的农民们发放口粮。发放口粮的标准是：青壮劳动力每人每天8两，老人、小孩5两《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8页。由于耕牛等牲畜大多已在战乱中被杀被抢，所以左宗棠就挪出一部分军饷去购买耕牛，然后分发给老百姓。耕牛不够就用驴、骡、骆驼代耕，还不够就把军队中老弱的军马淘汰下来支援农耕，再不够就几家人轮流使用一头牲口。实在没有牲口就三人拉一头犁，用人力也要恢复农业生产。
（2）对开垦荒地者实行政策倾斜。大西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熟地本来就不多，只种熟地根本就不足以富民，不足以养军。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左宗棠鼓励农民们开荒种地。他规定：凡开垦荒地者，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全免税赋，第二年半免税赋。为了吸引内地居民移居西北开荒种地，左宗棠还建议朝廷对移居西北开荒种地的家庭给予科举考试方面的照顾。清政府在科举取仕中对各地区都规定了录取名额，同时还规定考生必须在报考地居住达到一定年限才有报考资格。左宗棠一方面建议朝廷适当增加西北地区的取仕名额，另一方面又建议对移居西北家庭中的考生可以不必受居住年限的限制《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45页。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
（3）减轻农民负担。在左宗棠到达西北地区以前，那里的各级官吏都要在正常的税赋之外层层加码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使当地农民不堪重负。左宗棠到西北以后把税款以外的各种收费统统取消，并把过去当地官府实行的借一还四的高利盘剥政策改为借一还一《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45~146页。过去农民向官府借贷籽种和口粮，收获后要四倍偿还。左宗棠痛斥这一政策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政策。他认为民不聊生、逼民为贼的混乱局面就是这些不合理的剥削政策造成的。1874年3月，左宗棠上奏朝廷：“当此清理田亩，广事招徕之时……若复追呼逋赋，徒启胥吏作索之端。小民观望徘徊，情有难免，于招垦事宜实有关碍”，请求“准将甘肃省同治十三年以前实欠在民地丁、正耗等项钱粮、草束以及番粮、番草，并向随地丁额征课程等项杂赋，概予豁免”《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7页。清廷准奏，这次免赋对招垦归耕、恢复生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大兴屯田
秦汉以来，用兵西北，为了筹集军粮，大多就地屯田。左宗棠早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的《癸巳燕台杂感》诗中，就有“兴屯宁费度支钱”的建议《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456页。1866年（同治五年），他在赴西北前夕一封家书中谈到在江浙用兵屯田时亦说：“关陇则地多平衍，人民死亡过半。回产既无人耕牧，汉产亦多荒芜。”“若不开屯，则立虞饥溃。人之粮糗，马之刍豆；举待给于数百里、千余里之外，战何以战？守何以守？自古边塞用兵，无不以兴屯为首务者此也。”《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117页。为此，他到西北以后，一直十分重视屯田。如在陕甘，提出“首以屯田为务”的主张《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637页。对新疆，他督办新疆军务后，就要张曜在哈密把屯田和筹粮结合起来；巴里坤由甘肃同知“襄办屯垦事务”；古城迤西地区除景廉原有公屯和私屯外，又让甘肃补用道前去“经画屯垦事宜”《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289页。
在西北如何进行屯田？当时有几种不同做法：一是以屯田为名，“其志不在恤民，不在济军，惟勒派取盈以顾目前而已。预借籽粒，秋后数倍取偿。民不能堪，弃耕避匿，则系累其家属，追呼迫索至不可堪”。结果是：“立开屯之名，而地亩转荒。”二是设局兴屯，增加经费，“徒鹜开屯之名”。结果是：“复业之民少，而局员、丁役之费反多于散赈给种之费。”《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122页。三是抽调旗丁屯田实边。左宗棠不同意将内地八旗丁壮移来新疆屯田。他在1877年（光绪三年）的一份奏折中说：“今新疆北路除伊犁外已一律肃清，汉回土著孑遗仅存，屯务难以复旧”，特别是让“末习农务”的八旗来到“艰难新复、边远阔绝之地，于生计末能裕，于国计末能节，而边防亦末能藉以为重，不但劳费可惜已也。若先修直隶水利，徐议移屯新疆，似于事体尚无窒碍，于人情亦免疑沮”《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639页。
左宗棠办理屯田，采用三种形式：
（1）民屯。他说：“筹军食必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他认为“哈密地方沃野，五谷皆宜，节候与内地不异”。因此，要张曜调查哈密现有维吾尔等族有多少？“其力可耕垦，无籽种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别发给，令其安心耕获。收有余粮，由官照时价给买，以充军食。其必须给赈粮者，亦酌量发给粗粮，俾免饥饿。”“其籽种必须临时发给，庶免作赈粮食去，又不下种。”他说：“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自家食用，余粮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食无出？”他还指出：要“用廉干耐劳苦之人分地督察，勿任兵勇丝毫扰累，勿于银粮出纳时稍有沾染，则闻风至者多而事举。此民屯要策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438~439页。
（2）军屯。他说：“营中兵勇办屯田，要好营官哨长多方激励劝督，乃可图功。每日出队耕垦，均插旗帜，分别勤惰。每哨雇本地民人一二名当夫，给以夫价，以便询访土宜物性。籽种须就近采买，或用粮斢换。牛力如不能多得，骡驴亦可用。如骡驴不可多得，即以人力代之，三人一犁，每犁日可数亩。”而最重要的是：“照粮给价，令勇丁均分，勇丁有利可图，自然尽力耕种；营哨出力者存记功次优奖，否则记过。如此，则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外又得粮价，利一；官省转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此兵屯要策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438~439页。
（3）兵屯、民屯依情况而变。如喀喇沙尔县令报告该地兴办屯务土地，“昔本兵屯，后改民屯，仍为官产。现在招民仅三百余户，开种尚未及十分之三。此间兴屯并不占民业”。左宗棠批示说：“关外乱后，地亩荒芜，无论兵屯、民屯，总以开垦为要。来归者众，兵屯可给与民垦；来归者稀，民屯亦可给与兵垦。”他不仅认为该营在驻防之暇屯垦所余闲田是正办，而且指示该地：“应即仿照民屯之例划拨地亩，一律发籽种，饬令各弁勇实力垦种，收成后照数归还。至所收粮石，准其缴局，照章发价。”此外，他还同意为该地开垦城南官马牧厂良田，“开挖渠道，以备招徕”《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80~481页。但是，兵屯还可变民屯，左宗棠说：“比事定后，地已开荒成熟，仍还之民，此即甘肃近时办法。”《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124页。
由于左宗棠兴办屯田注重实际，注重民食，注重耕者实际利益，照粮给价，有利可图，从而使屯田取得显著成绩。他写信给刘典说：“秦民度陇就食者安插耕垦为宜”，“自闻南疆告捷，远民踵至，肃州报每日出关者数十百计。金运昌提督所部踊跃就屯，禁之不止，盖习见耕获之利优于口粮耳！”《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351~352页。正是左宗棠采取这种军民结合、耕战结合，特别是把经济利益驱动机制引进古已有之的屯田举措中，才使屯田垦荒得法，才使进军顺利，又为战后农业开发与建设作了准备。
3．改良耕作方法
甘肃地多人少，一般不注重耕种方法，往往是广种薄收。这既费地，更废水，单位面积产量不高。左宗棠为改进农业，采取了如下措施：
（1）提倡精耕细作，推广区种法。中国古代农业有“区田”和“代田”两种耕作方法。左宗棠早年对古代两种耕作方法作过考究，并在家乡亲种区田进行试验，留下一篇《广区田制图说序》，说区田法有六善三便，“治田少而得谷多”《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247页。当时，陕西也有人倡导区田，著有《区田图》。左宗棠认为，这种“《区田图》与古代农书不合”。“区陇无相并者，意取四面通风，根不相交也。”可是，“区法宜于人稠地狭之处，非陕甘所急，惟宜种棉耳”《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98页。他说，区种法是“改区田之隔一区种一区为间一行种一行，与赵过代田相同。特代田者今年种此行明年种彼行，而区种只就一年种法言之”。因此，“区种”是“改区田而兼用代田之意”。这种“区种”在“井既凿成，农民当知汲灌，其去繁就简之法，今农当自知之，不烦官司教督耳！”《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301页。左宗棠对谭钟麟推广开井、区种两法“深为欣然”。因为，“开井、区种两法本是一事，非凿井何从得水？非区种何能省水？但言开井不言区种仍是无益”。要谭钟麟对倡开井、广区种一事，“与司道诸公熟阅而预图之”《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77页。左宗棠推广“区种”时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甘肃时说，庆阳“自以开井、区种为宜”；而“平凉川地甚多，俗称为粮食川，似开井、区种尚不如多开引地，其利更普”《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79页。
（2）用沙压碱，提高土壤的利用率。西北少雨易旱，多戈壁碱地。1880年（光绪六年）5月，左宗棠西出玉门，见沿途“戈壁乏水草，不能度地以居民”，因此寻思解决办法。他认为：“沙石间杂，中含润气，虽无涌见之源泉，雨露之滋润”，但“足萌嘉谷”；“兰州北山秦王川，昔称五谷不生者，近则产粮最多，省会民食取给于此，老沙、新沙、翻沙时形争讼”；“惠民堡迤西而北，沙碛尚杂石片，安西前后沙滩则石子相间，并少块片，疑可仿效秦王川法，用植嘉禾，就中大小沙堆遍生野草，间有芦苇丛杂。既产草则必宜禾，奚仅宜畜牧不便耕垦乎？至沙滩戈壁，虽乏树木，然近水各处亦见榆柳，疑下湿之地皆可种植，奚仅宜榆柳不宜蔬菜果乎？”在对这些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就写信给杨昌浚，主张：“拟先畜牧导民，而令其渐谋耕获，庶几因其所明加以劝相，渐合古昔实边之政，而无其扰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610~611页。在甘肃，有用沙压碱，用细石铺地，以减少蒸发，保护农作物生长的习惯。据《中农月刊》所载《甘肃之碱地铺砂》一文说：“砂田之发明，距今不过百年。”“左宗棠平定西北，乃安抚流亡，贷出协饷库粮，令民旱地铺沙，改良土地。由是各地流行，成为甘肃特有之砂田。盛行于皋兰、景泰、永靖、永登、洮沙、靖远等县。利用荒滩僻壤，铺沙耕种，化不毛之地为良田。”“当地农民憬憧当年左公之丰功，常有殷丘故墟之叹。”《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5页。可见左宗棠此举有益于开发甘肃，而且影响深远。
4．增加农作物品种
左宗棠到西北后，“见民间种谷只有大小麦、黄白粟、糜子、油麻、包谷诸种，虽终岁勤劳，得获再收，而皆穗短苗单、颗粒细小。计问一亩之地不过收百余斤，其价又贱，每岁除留自食外，易钱必不能多，则一切人生日用之需费将安出？”因此，他于1870年（同治九年），在平凉就让军队试种“利以倍之”的南方稻谷。因系晚稻籽种，没有成功；后改作早稻籽种，每亩产400斤，“民间效种收获亦多”。他认为：“大约平川足水之地，以之种稻本无不宜，惟须购得六七十日可收之种乃能成熟。否则，天寒较早，露结为霜，即有秀而不实之虑也。”他要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8页。随后，他于1880年（光绪六年）对敦煌县令说：“该县地土膏腴，南湖一带荒歇地亩引水灌田，种植稻谷，自无不宜。”《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87页。关于左宗棠种植稻谷的成绩，据当时到过西北的福克说，陕甘一些地方，“昔栽罂粟之处，今为艺稻之所，近来大有收成”《西行琐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可见，左宗棠推广种稻取得了一些成效。
（二）畜牧业的试办
畜牧业对西北而言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农业。左宗棠针对西北地域辽阔、宜耕宜牧的特点，提出在有些地区“拟先以畜牧导民，而令其渐谋耕获”，或搞农牧兼营的主张。左宗棠在1876年（光绪二年）的一个批札中就认识到：“畜牧为西北急务”，“畜牧之政自当亟讲”《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0~392页。他致书刘锦棠说：“将来腴疆克复，当讲农田、水利、畜牧、通商，以规久远。”《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149页。把畜牧放在与种植业同样重要的地位。他对各地，特别是适于发展畜牧业的地区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并加以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