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忠 李荣明
编导 万昆
（一）
武汉市一位叫宋先伟的76岁老人，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和拾荒所得，7年时间内先后收留了30多名流浪儿，又先后帮助29个流浪孩子找到了父母。如今年事已高而且疾病缠身的宋老伯在有生之年最后一个心愿，就是让最后一个流浪儿蒋川找到他的亲生父母。为此，去年下半年宋老伯带着蒋川两度入川，总共见了近百名认亲者，有的甚至还作了亲子鉴定。但结果最终还是令宋老伯感到失望，因为这些认亲者当中没有一个是蒋川的亲人。
带着遗憾和惆怅，宋老伯和蒋川回到了武汉，寻亲之路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在武汉市江岸区下正街的一处简陋住所，宋先伟老人和往常一样，每天早上他第一个起床。屋里的两张床上一共挤着4个被他收留的孩子，蒋川也在其中。
蒋川，骨龄测试今年19岁。七年前在武汉街头流浪的时候遇见了宋老伯，之后宋老伯把这名流浪儿收留在家。
洗漱完毕后，宋老伯第一个任务是给孩子们买早点。为了满足每个孩子不同的口味，宋老伯每天要跑好几个地方。
自从两个月前带蒋川从四川寻亲回来后，宋老伯的身体看起来非常虚弱，走起路来步伐沉重，而且显得心事重重。宋先伟说：“我自己就感觉好像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太长了，所以我就想别的孩子都能安排，因为有家，有亲人，他们家里可以把他们接回去，但是就是蒋川没有，所以我想了了这个心愿，在我未死以前，给蒋川找到一个家，使他和他的亲人在一起，我自己也放心了。蒋川说自己是四川省的人，但他不晓得是哪一个县，也不晓得哪一个村、哪一个庄，不晓得是什么地方。”
七年来，宋老伯一边带给他家的温暖，一边四处寻找他的家人，但由于蒋川能回忆的线索太少，这件事始终没有什么进展。
“当初我还有很大的信心，我感觉到至少有80％的把握，现在我感觉这个信心越来越少了。”宋先伟沮丧地告诉记者。
对于给蒋川找家这件事，宋老伯有点心灰意冷了，但他还是希望记者和蒋川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帮他再找出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于是，记者抽空和蒋川攀谈了起来。
“你是什么时候认为自己是姓蒋，叫蒋川呢？”
“我学校的人都这样叫我。从来没改过口。”蒋川肯定地说。
蒋川唯一能肯定的就是自己的名字，至于父母名字，蒋川就含糊不清了。另外，由于蒋川不识字，记者建议他多去描述一些场景，争取把抽象概念形象化。在交谈中，蒋川提起了他家乡的一所学校。
他说，那是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学，有个三层教学楼，外边是一条街，距离学校不远处有一条河，他去学校会经过一座桥。
按照蒋川的描述，记者在纸上画了一幅图并得到了蒋川的认可。接下来，蒋川又告诉记者他曾经去一个水库玩过。
“那个水库有多大？你能想一想吗？”
“反正有点大吧。”
“一望无际，还是你能看到对岸？”
“反正有点大，我也说不上来。”
“有大坝吗？”
“有大坝。”
对于在哪里，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与家人失散这个问题，蒋川说现在也想不起来了，而且一想起来这个问题脑瓜子就很疼。
在这之后，宋老伯也补充了几条信息：一是专家认为蒋川具有川东口音，二是蒋川在2002年曾被当时的武汉收容遣送站遣送到四川省达州市：三是蒋川说在武汉流浪期间，曾在火车站看见有人拿着印有他相片的寻人启示找过他，由于蒋川不认识那个人，所以当时躲开了。
记者采访期间距离春节很近了，宋老伯收留的几名流浪儿的心情变得烦躁起来，有时候甚至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时不时会出现争吵和打闹的情景。有经验的宋老伯告诉记者，每逢重大节日来临，在外流浪的孩子们心理显得格外脆弱，这是他们思乡心切的一种表达方式，蒋川也不例外。
看见蒋川和其他流浪儿躁动不安的样子，宋老伯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告诉记者，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宁愿客死在他乡，也要把蒋川送回到他的父母面前。
为了照顾宋老伯的身体，大家建议还是先在武汉开始第一步的调查。如果像蒋川说的那样，家人曾经在武汉火车站寻找过他，很有可能在火车站报过案，要是能查到当时的报案纪录，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006年1月10日上午，宋老伯带着蒋川来到武汉市铁路公安部门。民警们从档案库里调出了当年的资料，一本本地翻阅查找。几个小时后，在所翻阅的档案资料中并没有发现与之相吻合的历史记录。
铁路民警告诉宋先伟说：“我们刚刚查阅了94年初期大量的档案资料，也联系了一下其他的兄弟公安机关的指挥中心，这里面有几个因素，一个是时间跨度比较大，再一个人员的变动，我们公安部门人员的变动也比较频繁，我们推测可能当时报案的这个孩子家长到各个派出所报案的时候，到基层派出所报案的时候可能公安机关已经给予了答复，当时没找着，现在找有一定的难度。”
民警们还说，寻人启示属于一种救助行为，公安部门是通过发传单、广播、现场找人等手段进行查找，如果找不着会给求助者一个答复，之后就不留底了。
从武汉市铁路公安局出来后，宋老伯表示想去湖北省公安厅去看看，他说从来没有在湖北省人口信息系统中查过“蒋川”这个名字，说不定蒋川有可能是湖北人呢，但结果又是不理想。
公安厅的民警遗憾地告诉宋先伟：“从湖北的网来看我们分了几个城市查找，对这个蒋川这个人我们分为蒋川，或者是蒋什么川这一个名字来查询，在17岁到22岁这个数段里面没有这个人的信息，从百城联网的四川信息系统上面来看，目前这个系统联网还没有实现，还没有查到他的基本信息。”
去年6月，宋老伯给四川省公安厅写了一封求助信，在信中宋老伯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蒋川已经大了，因为没有户口，无法上学读书，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挣钱，自食其力。四川省公安厅非常重视，经过讨论决定，把蒋川的户口上在四川省宜宾市。蒋川的身份解决了，但他的亲人到底在哪儿，想要揭开蒋川的身世谜底，前面的路还要走多远？宋老伯心里是怎样盘算的呢？
1月10日这天晚上宋老伯从外面办完事，刚一进家门，屋子里的孩子们就嚷嚷开了：“刚才来两个人他说找他儿子，小孩是83年的，他说他姑妈没时间来，然后他就走了，给你打电话，打了一次电话叫你回来，他说你说的7点钟过来，但他说他赶车子去了，他就走了，他说他姑妈说会去成都去找你们。”
原来，宋老伯前两次入川给蒋川寻亲时，四川省公安厅为此在许多媒体上为蒋川刊登了寻人启示。现在，宋老伯每天都能接到询问电话，甚至还有人登门来辨认。
“他没有带着他小孩的照片？”宋先伟着急地问在家的一个孩子。
“就看着这个照片看着像嘛，他看了好久，他就说就是的，像，像，像，我说我觉得不像，他总是说像像像。”
“他没有拿他孩子小时候的照片过来吗？”
“拿了那个小孩4岁的照片。”
“感觉像蒋川吗？”
“不像。”
和宋先伟说话的这位名叫杨波，四川省达州市人，和蒋川年龄一样也是19岁，前年因和家人赌气离家出走，之后流浪到武汉，去年12月份被宋老伯收留。当宋老伯了解到杨波家里电话时，马上给他的父母打了电话，并答应今年春节前亲自将杨波送回家乡。
1月11日，宋老伯决定这天上路。出发前，他给杨波买了一套新衣服。记者看到杨波换上了新衣服，于是上前问他即将回家的感受。
“真到了离开宋老伯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
“有点舍不得吧，还想在这里。”杨波流露出一丝恋恋不舍。
“跟宋老伯在这呆多长时间了？”
“没呆多久，半个多月吧，我也是小川介绍我来的，开始不认识他们。”
杨波是四川省达州人，立刻让人想起蒋川曾在2002年遣送到达州的那个细节，蒋川在接受采访时，记者提起四川省内的任何地名，他都感到十分陌生，而且对“达州”这两个字也没印象。但问题是，四年前的蒋川为什么会提到“达州”这个地方？
大家感觉这个细节不能忽略，于是综合蒋川之前曾提起的其他线索，宋老伯迅速与四川省公安厅进行了联系。没过多久，对方就提供过来宋老伯所需要的信息：达州市有两处水库与蒋川描述的非常相似。这个信息让宋老伯兴奋不已，因为他知道，蒋川找到了那座水库，也就差不多找到他的家了。想到这，宋老伯当即决定让蒋川和他再次入川。
宋老伯出发前向武汉市民政部门进行了汇报，得知宋先伟老人准备再次入川为蒋川寻亲，武汉市民政局的有关同志马上赶过来为他送行。
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王献良在送行仪式上拉着宋先伟的手说：“你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民政部门，教育部门学习啊，政府它是赋予民政部门，教育部门的职责就是救助流浪儿童，你这种精神，也感动了我们。”
民政部门给宋老伯带去了春节慰问金，之后又看望了被宋老伯收留的孩子们。当记者问到怎样才能规范来自民间的救助行为时，民政部门同志说：“我想这个社会爱心人士做这个事情。我们不一定希望把这个救助整个过程的事情都做完，他可能做好一个环节的事情，比如他把这些儿童，他发现这个儿童在什么地方，把他接来以后，他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尽快把他接到我们救助部门去，或者是我们帮他送回原来的家庭，就是不一定要求他做好全过程的事情，做好某一个环节的事情，政府部门就配合起来，这样就会更好的落到实处。”
临行前。宋老伯提议大家照一张全家福留作纪念。
1月11日下午5点，宋老伯带着蒋川以及将要被送回家的杨波，坐上了开往达州市的列车。这一次入川，宋老伯的心愿是否能够实现，蒋川的命运是否会出现转机，大家只能暗自祈祷。
（二）
为蒋川寻亲的事有了眉目，同时老人和蒋川之间一段持续7年、感人肺腑的故事，也断断续续的浮出水面。
宋先伟1930年出生在汉口，19岁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左腿还负过枪伤。之后转业到地方。由于亲生儿子早年去世，1982年宋老伯老伴去世后，老人多少有些孤独。1999年3月的一天，退休多年的宋先伟像往常一样出门溜达。不知不觉，他已走到了繁华的江汉路，就是在那天，宋老伯遇见了蒋川。
宋先伟回忆说：“我当时看他的时候，他搭了一个小窝棚，就捡的一些破三合板搭的小窝棚，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睡觉。”当时的一幕，触动了老人最敏感的神经：“我看到他们在外头流浪，可怜，所以出于一种同情心，找一个小孩在我身边，我一方面可以照顾了，另一方面可以跟我说说话，做个伴。”
当时，流浪惯了的蒋川并不相信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蒋川回忆说：“那是的，那时候我又不知道你是谁？”
最后，宋老伯的真诚打动了蒋川。他和宋老伯回家了，到家后老人烧上热水，为孩子洗了澡，又换上了新衣服。当天买回了影碟机，还租回了动画片。那个晚上，从未看过动画片的老人，陪着孩子看完了所有的节目。
蒋川的到来，让宋先伟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老人的小屋有了些喧嚣。收留蒋川以后的7年里，老人又先后收留了30多个流浪儿，他的家也成了流浪儿的家。
他收留的流浪儿遍及全国各地，有东北的，有甘肃的，有河北的，有山东的，有江苏的，有四川的……
在这几年里，陆续有流浪儿与家人联系上了，就立即送回去，没找到家人的，就住在宋老伯家里，有的一住就是几年。最多的时候，住在宋老伯家里的孩子，多达15个。孩子多了，老人家租住的小屋就更拥挤了，操心的事情也就多了起来。到现在为止，宋老伯还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宋先伟说：“单位说要房子的时候，我感觉到有蛮多年轻人要结婚，我说，到最后总是有的，结果到最后，退休了以后，房管政策一改，改革开放一开始，要买房子，我一个孤老头子，每个月拿一点工资自己吃饭都不够，哪里还谈买房子呢，所以一直租房子住。”
开始收留流浪儿之后，宋老伯的生活条件变得更艰苦了。不少房东都嫌弃他和孩子们，所以老人家经常搬家，一年搬个四五次都是经常的事情。
邻居们对宋先伟的这些年的经历非常了解。他们向记者说：“这一条街几乎他都租过，真是一个好老头子，他好像就是说到处打游击。”
邻里街坊们也知道，宋老伯仅靠每月700多元的退休工资，不够养活这些捡回来的孩子们，一个中年妇女告诉记者：“他退休之后有几百块钱。都用在孩子身上。当初在这个屋的时候，这个刚刚租，那时候还是平房，那有六七个七八个那个小孩，比他还小都带回来，他就把他们带回来，帮他们洗澡，洗衣服，做饭他们吃，后来因为他一个人工资养活不了，他就带着小孩拣垃圾，就维持一下生活，他从来也不跟单位讲，也不给政府添麻烦，就是这么一点小孩带回来，你们街道民政局或者帮助我一下，但是他从来不找，都是他自己。”
采访期间，宋老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个房租，水电，加在一起400多块钱，煤要100多块钱，还剩一二百块钱根本不够，米，油，都有一二百块钱，还有菜，再有小孩子还要穿啊，吃啊，零食啊，这些东西，小孩们都在生长的时候，生活不能太差了，使他们感到家庭的温暖，所以在这些方面尽量改善他们的生活，我自己少吃一点，少穿一点，等于说自己艰苦一点，能够保证他们生长发育的好。”
“钱不够怎么办？”记者感到不解。
“拣垃圾，完全靠拣垃圾。”
“一直坚持拣吗？”
“一直坚持拣，天天拣。”
“拣垃圾大概一个月挣多少钱？”
“拣垃圾一个月，因为我不是我一个，把他们都带着去拣，每个月可以拣到六七百块钱，拣得好的话，拣得不好也拣三四百块钱，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
为了让孩子吃饱、吃好，老人家自己的一日三餐，一般都是就着孩子们吃剩的残汤剩水吃一碗米饭。自从宋老伯的家变成“流浪儿中转站”后，他的生活开始过得异常艰辛，而孩子却感到很快乐。
“你从小就一直缺少家里的温暖，你觉得爷爷能给你吗？”记者问蒋川。
“能。”
“宋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像我亲爷爷一样的。”
宋先伟老人收留过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每个孩子流浪在外有着各种各样辛酸的经历。有的是因为父母离异，孩子成了累赘；有的是被拐卖，中途逃出来，有的是因为走失找不到家的；甚至还有在家受委屈赌气离家出走的。但是，不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流浪背景，宋先伟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所有的孩子送回家。现在，宋老伯的家里一共住着4个流浪儿，除蒋川外其他三人都已经被宋老伯找到家了，但他们为什么有家而不回呢？
张雨，今年13岁，贵州省人，三年前在武汉流浪时被宋老伯收留，除蒋川外，就是他在宋老伯家里生活时间最长了。
记者问宋先伟：“他的家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他有一个哥哥。”
“他不想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