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禁烟思想和主张
一、孙中山的禁烟拒毒思想
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1866-1925），很早就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认识到，当时鸦片对中华民族的危害已经非常严重了，其直接表现就是生产力受到摧残，以致农桑不振。他说：“今天下农桑之不振，鸦片之为害，亦已甚矣！远者不论矣，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已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今夫鸦片，物非虫蛇，而为祸尤烈，举天下皆备其灾，此而不除，民奚以生？”因此，禁绝鸦片“当不容缓”。1894年，孙中山曾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他对中国禁烟问题的最初设想，他说：“文思所以广其农利，欲去禾而树桑，通为考核地质，知其颇不宜种桑，而甚宜于波毕（即罂粟，Papaver的译音——引者注）。近以愤于英人禁烟之议难成，遂劝农人栽鸦片。旧岁于农隙试之，其浆果与印度公土无异，每亩可获利数十金。现已群相仿效，户户欲栽，今冬农隙所种必广。此无碍于农田而有补于漏卮，亦一时权宜之计也。他日盛行，必能尽夺印烟之利，盖其气味较公土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产数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争相购吸，以此决其能夺印烟之利必矣。印烟之利既夺，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国既禁，我可不栽，此时而申禁吸之令，则百年大患可崇朝而灭矣。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这是一种禁洋烟不禁土烟，以土烟夺洋烟之利的观点。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时，把“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已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要任务，对鸦片危害的认识提高到了“亡国灭种”的高度。1912年3月2日，孙中山发出禁烟通令，历数鸦片危害，肯定清末禁烟成效，表达了坚决禁烟的决心。他指出：“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遍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而嗜者不察，本总统实甚惑之。自满清末年，渐知其病，种植有禁，公膏有征，亦欲铲除旧污，自盖前蛊。在下各善社复为宣扬倡导，匡引不逮，故能成效渐彰，黑籍衰减。方今民国成立，炫耀宇内，发愤为雄，斯正其时。若于旧染痼疾，不克拔涤净尽，虽有良法美制，岂能恃以图存？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孙中山肯定清末禁烟“成效渐彰，黑籍衰减”；认为鸦片流毒事关“种姓沦亡”，其祸甚过“敌国外患”；而今民国成立，只有严禁鸦片，彻底根除鸦片流毒，方能“保国存家”。
孙中山认为，毒品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的人民都必须正视它。因此，在大力打击毒品种植、吸食、贩卖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加强宣传和教育，使人人懂得毒品对个人、国家和民族所产生的严重危害，必须采取积极的行之有效的措施，防毒品之患于未然。他特别希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厉害大明，趋就知向，摒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东亚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
孙中山极力主张剥夺鸦片烟犯的公民权，以次造成人人向鸦片宣战的局面。他指出：“其有饮鸩自安，沉湎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举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勿任废弛。其有未尽事宜，仍随时筹划举办。”将禁烟拒毒工作纳入依法办事的轨道，对于打击种植、贩运、吸食鸦片的烟犯，净化社会风气，杜绝鸦片流毒，将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倘若民国时期能够认真贯彻执行，禁烟运动一定会取得更大成效。
二、孙中山的禁烟禁毒主张和措施
中英两国1911年5月8日于北京签订的《中英禁烟条例》中，把清政府的禁烟行政权力置于英国派员的监督之下，虽然英国政府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又允许英国鸦片继续进口，如此既不利于禁绝中国的罂粟种植，也不利于禁止外国鸦片的输入。禁烟本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国家的主权，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这一主权完全丧失了。孙中山在直接指导和关注当时国内禁烟运动发展的同时，对于禁烟问题还进行了深入认真的研究。他认为要彻底禁绝鸦片烟毒，就必须摆脱英国政府的干涉，收回中国“自由禁烟主权”。1912年5月4日，孙中山向英国国民发出公开信，呼吁英国人民给予支持。他说：“鸦片于中国，乃数十年来一大害也。其流毒之祸，视诸兵战、瘟疫、饥荒，有过之无不及者。方今共和成立，敝国人民无不热心赓续禁烟，急望其速底于成。鄙人解任之后，亦时常耿耿于禁烟问题，而反复深思之，知禁烟之第一要者，固在全国禁种；然如不以禁种之时同时禁卖，则禁种之令，极难施行。盖今自烟价倍增，倘复容人售卖，蚩蚩之农，必嗜利种烟。以中国幅员之广大，时局之多艰，不禁卖而禁种，甚非易易。故必禁卖禁运，然后禁种一事，始可望其实行也。”孙中山还希望借用舆论的力量，使英国政府“停此不仁之贸易”，并“以人道与正义之名义，恳贵国准许吾人在本国境内禁止售卖洋药、土药、害人毒品，并许悬为厉禁，则栽种自能即停，谨为全国同胞乞助于英国国民”。这表明孙中山为维护民族独立和禁绝国内鸦片而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的爱国主义思想。尽管禁烟是中国的主权，但在国家不能独立、主权未能恢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孙中山的这一作法是不得已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举措。
在国内，孙中山极力倡导全国禁烟，希望形成一种人人向鸦片宣战的局面，以达到彻底根除鸦片烟毒的目的。为此，他严厉批驳了那种认为鸦片烟毒遍地皆是难于禁绝，不如允许鸦片正常营业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错误观点。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正值百废待兴，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副总统黎元洪采纳谋士之策，拟行鸦片专卖，以此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此举若单就解决财政危机而言，实为有效之法，但对中国的禁毒运动，对中国社会风气的净化，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无疑是反动之举。对此，孙中山予以断然否决，指出：“专卖一节，非禁烟之良法。现时南洋各埠办此，实于禁烟进步有阻，盖视为一种收入，必难收净尽之效，理势然也。故即将来官卖之法，亦恐无以取信内外而必其办到。”孙中山还把“允许鸦片营业”的荒谬论调上升到是“人民公敌”的高度来认识，指出“此等主张，绝对不当。中国之民意，尤其守法安分纯洁之民众，其意见未有不反对鸦片。苟有主张法律准许鸦片，或对营业鸦片之恶势力表示降服者，即使为一时权宜之计，均为民意之公敌”。尽管目前国内禁烟形势十分恶劣，禁烟拒毒运动备受阻挠，但“对于鸦片之宣战，绝对不可妥协，更不可放弃。苟负责之政府机关，为自身之私便，及眼前之利益，倘对鸦片下旗息战，不问久暂，均属卖国之行为”。这一令军阀、官僚们闻之丧胆的正义之声，充分表现了孙中山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要彻底根绝鸦片烟毒危害的坚强决心，以及对那种向鸦片之恶势力妥协、放弃甚至降服者的无比憎恨。从此，“即以恃非法之鸦片为利源之土匪式军阀言之，亦不敢公然承认鸦片乃正当之营业”。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在国内外势力的夹攻下，被迫交出政权，让位于袁世凯。此后，孙中山一方面倾心“民生主义”的实现，用“实业”救国；一方面继续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曾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两次护法运动。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的最后十多年里，无论是作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还是作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即或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孙中山先生都对肆虐中国一个多世纪的鸦片烟毒高度重视。
当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军阀为了筹措军费竞相放纵鸦片的种植，鸦片烟毒再度泛滥之时，1918年7月，孙中山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段祺瑞政府“包卖鸦片，破坏禁烟条约”的强盗行径；1921年12月，孙中山愤怒声讨广西军阀陆荣廷，“用一伙强盗把持政权，不但是把广西一省弄得一团糟，而且盘踞广东，卖烟开赌，以致两广人民，生计日蹙，都想拦路抢劫，过眼前的日子，所以弄到两广都变成了土匪的世界”。
1921年9月，孙中山在担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后再次颁布鸦片禁令，重申“着地方文武高级长官，督饬所属严密查禁，务使尽绝根株，毋得始勤终懈。人民亦当懔遵禁令，毋贪小利，自陷法网”。于是，广东政府在其所辖之区厉行禁烟，铲除罂粟，封查烟馆，使社会风气得到扭转和进化。为了使禁烟收到真正实效，孙中山试图把它纳入法制化轨道，使其有法可依，令行禁止。1924年1月，孙中山颁布《禁烟条例》，严刑禁止吸食、制造、贩运、储存及栽种鸦片烟者，对于缉私，举报等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对于“有鸦片烟瘾人民”，“应勒限戒断”；铲除各地栽种罂粟，“如有聚众抵抗者，即行剿办”；“制造及贩卖鸦片烟者，处无期徒刑”；吸食、栽种鸦片和“贩卖或自外国贩运鸦片烟者，处三等以下有期徒刑”；“开设馆社供人吸食鸦片烟者，处二等以下有期徒刑”等。1924年4月，孙中山又分别给禁烟督办、高等检察厅等单位下令，强调“所有缉获烟犯，自应交予法院依法审判，以重法权”。
1924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天津接见了一位参加拒毒会的传教士，对国内鸦片再度泛滥和正在召开的日内瓦国际联盟禁烟大会进行了评论，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禁烟拒毒主张。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了鸦片烟毒的泛滥与政府机关的腐败戚戚相关，认为鸦片烟毒再度泛滥是各地军阀纵容奖励和强迫农民种植的结果，“现在一般不法之军阀，各在辖境之内，不但奖励，而且强迫种植鸦片”。接着分析了鸦片再度泛滥不仅使中国经济遭到巨大破坏，而且影响了中外贸易的正常发展。他认为出席国际联盟禁烟大会的各国代表，“应本公道之精神，毅然订立严密计划，禁止各国鸦片及其复制品（如吗啡、海洛因等毒物）之出产。盖中国政府破裂之结果，不但使烟苗复盛，亦使对外贸易日趋停滞，中外商人及合法商品之制造家，均受巨大损失。目下由私运私卖鸦片消耗之巨量款项，若用于正当贸易，不但可使本国商业复兴，并可使中外之合法通商大形起色”。孙中山认为在军阀割据下的中国，即使有些省份试图严禁鸦片烟毒，但终究不会有什么大的成效，因为局部地区的努力不可能改变全国性的鸦片流毒。因此，要达到彻底禁烟的目的，“必须由国民政府采定全国一致遵守之计划。是故吾人应先打倒为祸较深、为害较烈之军阀，促进国民政府之成立，使之实现民治之威权，禁烟始能收效”。
总之，孙中山禁烟拒毒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并对当时及其后来的禁毒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孙中山的禁烟、拒毒思想和主张虽未能达到彻底根除鸦片流毒的目的，但却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彻底根除毒祸提供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三、南京临时政府的禁烟措施
民国初期，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致力于中国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严禁烟毒，便是当时除旧布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1912年3月2日，临时大总统颁布禁烟令，认为清末禁烟“成效渐彰，黑籍衰减”，鸦片流毒关系“种族沦亡”。为尽快杜绝鸦片烟毒，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一方面要继承前清的禁烟法令，一方面要加以必要的修正的现实态度。3月6日，孙中山向内务部发出指令，要求迅速整理前清有关禁烟的法律条例，“其可施行者，即转咨各都督通饬所属，仍旧厉行，勿任弛废。其有应加改良及未尽事宜，并著该部悉心筹画，拟一暂行条例，颁饬遵行。务使百年病根，一旦拔除”。内务部接到命令后，立即推荐石瑛为禁烟所总理，美国人丁义华为禁烟顾问。3月14日，内务部向各省转发了总统命令。彻底禁止鸦片烟毒，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临时政府禁烟令公布之后，社会各阶层人民对禁烟的热情更加高涨，纷纷上书，提出各种各样的禁绝烟毒建议。有的认为：“扫除烟毒必先禁民间私种”；有的呼吁收回“禁烟主权”，排除一切外国干扰；有的强调“共和国民首重人格，若鸦片未绝，于政治教育皆成污点”，建议加强教育。例如，上海基督教五公会曾联合致电孙中山说，鸦片流毒，其害甚于专制；鸦片一日不除，民国一日不得安宁。所以恳请大总统向英国收回中国“自由禁烟主权”。
为了肃清毒害，杜绝来源，孙中山要求在各交通要塞设立检查所，组织水陆侦缉联合队，认真缉查，并给各军总司令下令，以后各军将领“毋得私运烟土，阻碍禁烟进行。如果违反定行重究”。为了加强打击贩运鸦片的力度，他下令派“兵舰协助”督查，狠狠打击鸦片贩子。还设置禁烟督办，厉行禁烟，对于禁烟不力之督办予以严惩。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太短，虽下令全国继续禁烟，但没有来得及制定和颁布具体的禁烟法规。
民国初年的大规模禁烟运动
一、北洋政府时期颁布的禁烟禁毒法令
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政府，受南京临时政府禁烟政策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国际禁烟运动的督促，以及英国侵略者的要挟，总体是主张禁烟的。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以前，原有法律，除与民国国体相抵触各条无效外，其余仍可暂时援用，这在事实上承认了清末禁烟法令的有效性。5月，迁移到北京的参议院提议实行禁烟，以本年年底为禁绝期，希望在中英十年约期内制止鸦片流毒，并为此颁布了一道道禁烟令，公开表示了禁烟的决心。
1．发布《通告禁止鸦片文》
1912年6月11日，为禁种鸦片，袁世凯发布了《通告禁止鸦片文》。文中说：“禁烟为除害救民之要政，前经特令内外长官，将从前办法继续进行。乃闻各省自上年军兴以来，禁令废弛，无知愚民往往贪图近利，偷种烟苗，若不痛予铲除，则毒卉复萌，何以导新机而除旧染？应责成各省都督，无论已报禁绝及未报禁绝各省份，一律剀切晓谕。如再有私种鸦片情事，即严禁分列犁拔。凡我国民尤宜互相惩戒，毋得干犯禁纲，致贻后悔。”强调禁烟是为民除害的要政，各级官员必须认真执行，并宣布所有从前施行的法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之各条外，可以暂时援用。
2．宣布以1911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来治理鸦片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