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福建。福建近年来也逐渐成为贩毒分子用来走私毒品的一条通道。台湾的一些贩毒分子同内地的毒贩相勾结，从云南、贵州以及境外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地购买毒品，长途贩运到福建沿海，然后租用小船将毒品偷运出海，最后由渔船在海上交给从台湾雇来的渔船偷运去台。1990年底，福建公安机关在福州市连续破获两起贩毒案件，其中6名罪犯都是来自台湾的贩毒分子。福建的毒品案件虽然不多，但大案几乎连年不断。据统计，仅1992年1月～4月，福建全省逮捕重大、特大毒品案犯33人，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8％。其中，贩卖鸦片1000克、海洛因50克以上的特大案件10人。另外，福建也发现种植罂粟和制毒的犯罪活动。1992年9月，警方在福建查处制冰毒的工厂，搜获冰毒310公斤，这是1996年以前全球破获的最大的冰毒案。
（7）甘肃。在我国，贩毒分子最早开辟的“金三角”—云南—贵州—广西—香港的贩毒路线受到严厉打击后，又利用西北内陆地区幅员辽阔、各民族杂居、经济薄弱、人口素质偏低，以及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和少数民族法制不健全等弱点，开辟了另外一条陆上贩毒通道：云南一四川西部或西藏一青海一甘肃，古丝绸之路上的甘肃成了内地毒品贩销的集散地。在甘肃以兰州为中心，辐射临夏、定西、甘谷、岷县、漳县以及平凉等地的毒品犯罪活动相当严重。据兰州市公安局有关资料显示，1982年至1986年，全市共查处吸贩毒案36起；1987年查获种植、贩运、吸食毒品案件118起。根据1989年的初步调查，全市共有2030多名吸毒人员。1987年，甘肃公安机关就查获多起贩毒案件。1988年增长2倍，1989年增长5倍。在1989年～1991年的三年间，甘肃省共查获贩毒案件3700起，抓获毒贩4000余人，缴获毒品187，000克，缴获毒资300多万元。美丽神秘的罂粟花随着贩毒的西部“军团”从“金三角”来到了贺兰山下、祁连山麓和偏远的山地林区安家落户，从零星种植发展到大面积的种植，从家庭院落走向责任田栽种，出现以种植罂粟为生的“专业村”、“专业户”，根据飞机航拍和警方进行侦查，莲花山、子五岭林区种植罂粟呈现出如火如荼之势，甘肃西部地区种植罂粟已从1988年的6个市发展到1990年的14个地州市。
（8）陕西。陕西是中国毒品史上“西土”的重要产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吸毒贩毒已成为陕西的一大公害。在西安，每年的毒品犯罪呈上升趋势，各类吸毒案件的报道连篇累牍。据载，一个叫李洪军的吸毒青年负债累累，为抢财物而用斧头将其父亲活活劈死。自1986年春，西安的一些市民吃了个体户的火锅、羊肉泡馍后，就如喝了迷魂汤，几天就要去吃一次，否则就像丢了魂、抽了筋似的。后来卫生和公安部门才揭开谜底：火锅汤和羊肉泡馍里加入了大量的罂粟壳和罂粟籽，公安部门立即予以查处。仅1990年上半年，该省公安机关查处非法种植罂粟案516起，案犯517人，铲除罂粟9万余株。在这期间，该省的吸毒现象也比较严重，据1990年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吸毒人数已达2万人。
（9）内蒙古。内蒙古在历史上曾深受鸦片烟毒的危害，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该区被作为日伪当局的鸦片种植基地，给该区留下了深重的阴影。近年来内蒙古种植罂粟者日益增多，有些地方几乎家家种植。呼伦贝尔盟的深山老林里大量种植罂粟，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毒源地，一些外地人在春天进入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点籽播种，收获季节再度进山割浆。1990年该区仅被查获铲除的罂粟就达1800余亩。呼盟某地两个屯的53户居民中有52户种植罂粟。
另外，在我国其他一些地区，种植罂粟的现象也非常严重。山东的情况同内蒙古相似，1987年只是在少数贫困地区发现少数农民种植，到1990年在比较富裕的沿海地区也有发现，多数罂粟种植在山区或套种、间种在麦田、菜园和果园当中，不到开花季节难以发现。其他地区如河南、河北、辽宁、黑龙江、安徽也不断发现有非法种植罂粟的。一些地方甚至流行“想致富，种罂粟；要赚钱，种大烟”的思想。一些村干部带头种，以此作为发家致富的门路；有的地方竟全村公开种植，出现了种植罂粟的“专业户”和雇人种植的“庄园主”。总之，20世纪90年代初，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等省被公安部列为禁毒工作的重点省份。
无数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毒品王国正在向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20世纪末的“鸦片战争”。但是，这场“战争”真正的困难在于：虽然我们同境外毒品生产、交易中心俨然敌国，可是不能对其构建森严的壁垒，不能使用诸如拉铁丝网、挖战壕、封锁边境等战争手段。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到处都是看不见的“战线”，我们无法处处设防，又防不胜防。发生在19世纪的中英之间针对禁毒与反禁毒的鸦片战争，虽有林则徐的焚烟壮举、三元里平英团的浴血抗战，然而这悲壮的光晕并未能遮掩割地赔款、山河破败、社稷衰微、生灵涂炭的民族耻辱。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已给中华儿女上过一堂生动的教育课：放任毒品自流就是自坏长城、自我毁灭。今天，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人民将会世世代代把这一历史教训铭刻在心。
二、毒品在我国重新泛滥的原因
为什么毒品在我国被禁绝多年之后，又死灰复燃，并像瘟疫一样迅速扩散蔓延呢？究其根源可以说，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外多种因素契合的必然结果。
（一）特殊的地域区位形成了周边国家与地区对我国的渗透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世界毒品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刺激了毒源地产毒量的迅猛增长，毒品多渠道流通已势在必行。香港的毒枭，“金三角”的毒王，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甚至不明国籍的毒贩，站在世界版图前，从香港到“金三角”之间划着连线，那黑线穿过中国的云南、广西和广东省。于是，“金三角”地区的毒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我国境内。不久，地处我国西北边界以外的“金新月”地区也对我国构成了威胁，于是世界两大毒源地对我国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据国际刑警组织调查，“金三角”传统的贩毒通道有三条：第一条是由泰国经海路、陆路到香港：第二条是由仰光经曼德勒，再由海路到吉隆坡、新加坡；第三条是由缅甸西北部往印度或斯里兰卡，再转运到欧洲、美国。位于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交界处的“金新月”地区的毒品走私路线主要有四条：第一，通过尼泊尔，从印度东部和孟加拉国接壤地带至沿海港口，再运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第二，以印度西部港口为转运站，由海路运往美国及欧洲地区；第三，从印度中部由阿姆利则、德里向外转送；第四。由巴基斯坦北部山区运往南部城市卡拉奇。8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加大了缉毒力度，亚洲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在联合国禁毒基金会大力支持下，查堵贩毒通道，严惩贩毒分子，有效地遏制住了“金三角”、“金新月”的传统贩毒通道，尤其是海上通道基本上被切断。为了继续将毒品运往欧美，国际毒贩极力开辟新的通道。由于中国邻近毒源，有长达几千公里的边境线，许多地段没有天然屏障，各种小路、山路纵横交错，便于绕关避卡，加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国门洞开，边贸活跃，边民往来频繁，使贩毒分子有机可乘。于是，他们便把触角伸向了中国，想方设法开辟中国通道。
“金三角”和“金新月”地理上坐落在我国最古老的南北丝绸之路上，从西南西北向内地辐射中原古都西安。南丝绸之路被浩瀚的史籍和茫茫的林海淹没了，远没有北丝绸之路出名，但它却是一条最古老的商道。它从西安出发，越过百里秦川，经褒斜栈道入汉中，然后跨过巴山蜀水，由成都西去入滇，经滇西的楚雄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待山地区，沿怒江大峡谷人缅甸的克钦邦、实阶区而经印度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大陆。
70年代末，当国门洞开以后，这条沉寂了百代的南丝绸之路骤然“热闹”起来，一直处于地下阴燃状态、被称为“黑祸”的鸦片走私以及被称为“白祸”的海洛因走私突然在中缅接壤的崇山峻岭地区复燃。境外的不少毒品竟然大摇大摆地从哨卡海关通过，沿着“史迪威”公路越过横断山脉，一部分转道川、黔、桂、粤进入香港再运到世界各地。一部分流进昆明经成昆线进入成都，然后毒雾慢慢地向西安、兰州等地进发，与“金新月”的毒品基地连成了一线。古老的南部丝绸之路复活了，白色的幽灵把“金三角”与“金新月”连成一条“黄金之路”。从“金三角”到“金新月”，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历史古道上长出了现代毒瘤，一群黑色的幽灵游荡在黄帝的故乡。于是，当年象征着中外文明进步的丝绸之路变成了毒魔徘徊的死亡地带……
（二）小生产的长期存在和历史上的沉渣泛起
近代中国，吸食鸦片的现象非常普遍，鸦片交易十分活跃，不少人特别是有钱有势之人把抽“大烟”（即鸦片）当成一种“时尚”，把贩卖鸦片作为“生财之道”，致使烟害愈演愈烈，卷入的人员越来越多，吸食、贩卖鸦片的意识不断强化，这一丑恶现象成了旧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坚决铲除了这颗危害中华民族肌体多年的“脓疮”，净化了人民生活的社会环境。从此，我国的毒品问题出现了一个由滥到治的相对稳定时期。虽然在极少数边境地区和历史上烟毒盛行的地区，私种罂粟和贩毒问题时断时续地出现，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的“老烟民”戒毒尚不彻底。但就全国大范围而言，始终未形成毒品问题的气候。然而，云南边境地区却是一个遗留问题。
云南边境地区毗邻“金三角”，两个地区同一民族跨界而居，通婚互市，往来频繁，无人文和地理上的任何障碍，那里小规模的吸毒、贩毒问题自解放以来一直没有消除过。住在大山里的少数民族，传统上就将鸦片作为包治百病的妙药，关节痛、头痛、肚子痛、外伤、心慌等病症直到妇女生孩子、小儿啼哭不止，都是对着嘴喷一口“大烟”就好了。尽管政府明令禁种罂粟，但大山里人居分散、千沟万壑、林茂草杂，随便在哪里撒上一把罂粟种子，春天三月，几十株、上百株的罂粟就绽放出一片红白花朵。收割的生鸦片膏，上锅蒸熟了就可以吸食。70年代云南边境地区来过几万知识青年，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曾在劳动疲乏、身体不舒服时，从“老乡”手里要过鸦片。这种自产自用的小生产30多年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不仅是贫穷落后的经济生活使然，也是历史上传统的生活方式使然。至于边境地区的贩运，因为那时“中国通道”尚未打开，国内又没有很大的消费需求，也只能是小来小去。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金三角”这个毒魔只能阴沉沉地徘徊在国门之外。
改革开放的帷幕拉开以后，境内外人员往来和商品交易活动日渐活跃。这片沉寂的山林因边境贸易的复苏而热闹起来，“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情景得以重现。然而，终止了整整30年的马帮并不一定都是善意的商队，其间不乏为牟取暴利而走私毒品的亡命之徒。境外贩毒分子到境内销售毒品；境内人员到境外做生意回来时带来毒品；还有一些我方的少数民族人跑到境外帮工种植和收割鸦片，带回来抵工钱的鸦片。这种零星的、小规模的贩运，只是有组织、大规模走私贩运的一个序幕。当国门洞开、国际毒潮侵袭中国后，深深地潜藏起来的毒疫便又开始活动，并与境外毒害交互作用，再次兴风作浪，疯狂扩散，造成华夏大地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再度蔓延。
（三）中国处在世界毒品泛滥的包围之中
从地理位置上看，国际毒品问题对中国影响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国际上的毒品犯罪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从种植、加工、贩运到销售形成完整的走私体系。世界毒品非法交易额已突破5000亿美元，相当于世界贸易总额的13％，高于石油贸易，仅次于军火交易。巨额的利润和巨大的毒品消费市场不断刺激毒品的生产和贩运。对中国来说，最为不利的是：世界毒品主要产地的“金三角”、“金新月”，甚至还有“金月牙”就在我们的家门口或者离家不远的地方。亚洲地区集中着全球80％左右的毒品生产和交易。处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中国不同于几乎三面环海的美国。中国同毗邻的绝大多数毒品生产基地都有陆路相连，地理屏障比较少。前苏联和阿富汗的大麻、“金三角”的海洛因以及东北地区东门外的毒品，可以借走亲访友、边境贸易的幌子而悄然流入中国。中国曾在一些内部因素和国际环境的“铜墙铁壁”的包围之中，关门闭户的生活了30年，从而保持了30年“无毒国”的称号。现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能再阻断来自国际上的各种影响了，更不可能重蹈“闭关锁国”之覆辙。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毒品问题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毒品泛滥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中国处在国际毒品问题日趋严重的国际环境中，处在为国际毒品生产、交易中心所环绕的地理位置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对外开放，使中国不可能不受国际毒品问题的严重影响。事实上，随着国际贩毒集团的疯狂活动和中国内地吸毒、贩毒犯罪活动的增加，中国已成为国际毒品流通的“过境国”和国际毒品市场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毒品问题是世界毒品问题的一部分。只要中国的身边还有“金三角”、“金新月”这样的国际毒品生产、交易中心，只要还存在严重的国际毒品问题的大环境，中国就必须要长期地面对毒品问题。
三、毒品问题重现后我国禁毒工作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