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我国正面临着境外毒品“南北夹击，四面包围”和“多头入境，全线渗透”的严峻态势和复杂格局，已从毒品贩运的过境国转变为毒品过境与毒品消费并存的严重受害国。打开中国地图，可以看到触目惊心的形势：世界四个最大的国际毒品生产中心中的三个在我国的毗邻地区，已经对中国形成了“四面合围”！首先是云南省西南境外的“金三角”地区和云南、广西两省区境外的越南北部罂粟种植区。目前，“金三角”地区加工制造毒品的能力有明显提高，已从生产鸦片、海洛因发展成为生产海洛因、冰毒并存的双重毒源地，并且向中国贩毒的势头不减。1999年，中国共破获万克以上的海洛因大案60起，缴获的3．5吨海洛因全部来自“金三角”地区。2000年全国共破获66起万克以上的海洛因大案，缴获的3．94吨海洛因也全部来自“金三角”。2002年，云南省查获的6．38吨海洛因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该地区，且我国缴获来自缅甸北部的冰毒，也较往年有所增加。其次随着欧亚大陆桥的开通和中国西部大开发，毗邻中国新疆的“金新月”毒品基地对我国的潜在威胁亦在逐步加大。“金新月”毒源地1999年鸦片产量猛增至4600吨，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近年来，我国公安机关和海关在新疆一些城市和口岸，查获从“金新月”及中亚国家向我国贩运毒品案件20余起，缴获的毒品有海洛因、鸦片和大麻。此外，中国东大门处还有一个正在兴起的毒品加工基地——仅仅与福建省隔海相望的台湾，近年来成为冰毒的加工中心，作为最大的安非他明生产基地，也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内地的海岸线。其原料麻黄素主要是从内地走私，而生产的安非他明一部分在岛内消费，相当一部分流入日本。台湾贩毒集团也看准了内地毒品黑市场的潜力，同内地一些不法分子勾结，大肆进行海上走私。
二是毒品延伸地区广布全国。我国毒品问题死灰复燃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开始从云南边境地带沉渣泛起，相继蔓延于贵州、四川、广东等少数几个省、自治区，随后，逐渐扩散，形成云、贵、川、黔地区，以陕甘为主的西北地区，以大兴安岭两麓为中心的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以毗邻港、澳、台的粤闽沿海地区的毒品重灾区。然而，至90年代初，毒品重灾区已由上述地区，不同程度地扩散到全国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且至今势头不减。1999年我国有吸毒问题的县（市、区）达2081个，2000年达2084个，2002年我国有涉毒县（市、区）2148个。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四川、浙江、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涉毒县（市、区）超过90％。这种状况说明，目前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被国际毒品产销流通网络所覆盖，毒品的入侵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三是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大幅度增加，呈“蛙跃式”上升，戒吸率很低，隐性吸毒人员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危害极大。据公安部近几年来的统计，我国仅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1994年为37万人，1997年为54万人，1998年为59．6万余人，1999年为68．1万人，2002年为100万人，增长的幅度很大，而强制戒毒的人数却不到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的一半，不仅戒吸率很低，且戒断率更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按照国际惯例，登记在册的吸毒者1人，隐性吸毒者就有4人～8人，而目前我国究竟有多少吸毒者，很难准确统计、掌握和控制，其危害特别是潜在的危害性就无法预见和估量了。
四是流动人口成为毒品流行的高危人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长期处于封闭式的人口居住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千千万万的流动大军在各地的经济发展、繁荣市场等方面，功不可没。这是世界各国在生产力发展与生产结构变化过程中的历史必然。从全国范围来看，现有流动人口约8000多万，另外还有1．2亿剩余劳动力作为后备军。这样一支庞大的流动人口队伍，因其具有居无定所、业无定所、生活不稳定、收入不稳定等特点，极易受社会不良行为的影响，为毒品传播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由此也给打击毒品犯罪和控制药物滥用带来一定的难度。
五是吸毒人员波及面宽，有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趋势。如果说在毒害泛滥初期的80年代吸毒人员还以个体户、游民为主，90年代统计则表明，除个体户外，还有司机、青年工人、农民，甚至干部、演员、模特、大学生以及高层专业人士吸毒。执法队伍中也有个别官员被“拉下水”。吸毒涉及阶层的扩大，使得吸毒不再仅仅是失业者、流浪汉、贫民、流氓的专利，更有腰缠万贯的富家公子、珠光宝气的豪门少妇、衣冠楚楚的专家学者、大名鼎鼎的明星和政治家也被卷入到了这股浑流之中。吸毒人员在职业分布上的日趋复杂化和向高层次发展，表明了毒害蔓延的态势，同时，也说明我国毒品问题正在向西方社会表现的“富贵病”的特征迈进。
六是吸毒人群中青少年比例加大，日趋“团伙化”，以贩养吸现象明显，刑事作案率高。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比较，我国青少年吸毒比例相对要高。吸毒者以青少年为主要群体，约占85％以上，有些地区甚至占到90％以上。根据兰州市有关部门1997年初对全市9952名已登记的吸毒人员的统计，从年龄上看，25岁以下的2825人占28．38％；26岁～35岁的6484人占65．15％；36岁以上的643人占6．46％。据中国禁毒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1999年35岁以下占78％；2000年35岁以下的占73．9％；2002年占74％。据深圳市1998年统计，吸毒者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96％～98％。另据2003年3月4日召开的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会上透露，2002年全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已占到总数的74％。在西北五省调查中表明，大城市青少年吸毒人群以高、初中文化为主，中小城市和农村以初中小学文化为主，边远落后地区文盲比例较高。另外，近年来在校中小学生吸毒人数增长较快，并且吸毒者呈现“团伙化”趋势，一般三五成群有固定场所，通常以家庭成员为纽带，如兄弟、夫妻、亲友集结，以毒友、狱友、校友为媒体，从瘾君子中扩散贩毒群，男的以盗养吸，女的以娼养吸，甚至合伙走私，以贩养吸，贩卖枪支，连锁犯罪作案。如1993年1月一9月深圳市查处的青少年吸毒者，属于团伙性吸毒的占82．6％。
七是女性吸毒、贩毒参与率上升。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的民主化，妇女参政议政、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愈益增多，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同时，女性犯罪问题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尽管女性犯罪在我国犯罪中所占比例一直在10％左右，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机会的增多，夜总会、歌舞厅中“三陪女”以及过夜生活的女士把吸食毒品当做时尚，致使“黄”与“毒”联体，使女性吸毒、贩毒参与率上升。目前女性吸毒、贩毒参与率在15％～20％左右。如1999年吸毒人员中女性约占20％，2000年女性约占16．3％。吸毒和贩毒本身就是犯罪行为，同时因吸毒又可诱发其他犯罪。对女性而言，因毒瘾发作，为乞求毒品，不惜进行卖淫、盗窃等犯罪活动，甚至实施抢劫犯罪行为。当前，因吸毒而导致的财产型犯罪的人数急剧增加。根据某省女子监狱的调查，因吸毒而导致财产型犯罪的女性占财产型犯罪女性的40％。
八是毒品类型多样化，扎吸人数比例增大。吸毒人员仍以吸食海洛因为主。尤为严重的是我国当前吸食、注射海洛因的消耗量已占全球产量的1／30同时，吸食毒品种类出现多元化趋势，冰毒、“摇头丸”等苯丙胺类兴奋剂由于吸食简单、价格低廉、兴奋快、药效长，加之许多人员尤其是青少年对冰毒、“摇头丸”的危害还不很了解，所以在吸毒人群中传播极快，吸食人数急剧增多。全国大中城市的许多娱乐场所吸食冰毒、“摇头丸”现象相当普遍。据统计，北京在2000年1月一11月共破获苯丙胺类毒品案件123起，抓获贩毒、吸毒人员366名，收缴冰毒、“摇头丸”232．723．4克。2000年5月，黑龙江哈尔滨侦破一起“邮票”毒品案，缴获“邮票”式LSD（麦角酸二乙酸胺）100枚、JJ牌“摇头丸”1400粒。
九是贩毒方式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内地到云南的贩毒活动日渐突出。目前，境外大宗毒品进入云南后，多数是通过广西、贵州、湖南公路通道运往广东，除部分被走私出境外，其余则进入了当地毒品消费市场或中转至湖南、江西、福建及北方各省的消费市场。在云南、广东两地毒品中转、集散作用不减的情况下，兰州、成都、重庆、贵阳、长沙、武汉、郑州、合肥、上海等城市的毒品中转作用正在增大。2002年，云南省抓获外省籍贩毒人员比上年明显增多。为逃避打击，境内外贩毒团伙采取化整为零“蚂蚁搬家”的做法，大量利用人体藏毒等小宗贩毒形式，试图绕开我边境一线的堵截防线，将毒品运往内地，极大地提高了贩毒活动的隐蔽性。2002年，云南各边境地、州查获的人体藏毒案件呈上升趋势，仅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区就破获此类案件近300起，缴获海洛因127公斤，同比分别上升了140．9％和129．5％。
十是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现象屡禁不止，土法制造海洛因特别是内外勾结制造冰毒的案件时有发生。20世纪80年代初，仅在少数边远地区和个别老烟区发现的零星小块和与其他农作物间作套种的非法种植罂粟的现象，到了80年代后期，也逐渐向内地和沿海地区发展。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种植罂粟的非法活动，且屡禁不止。云南省思茅地区50年代禁绝种植罂粟后，80年代中期又有所回潮，以后经严厉处置、经常性的严查，现已有所好转。在四川省的大巴山区、陕西的秦岭和甘肃陇南地区的森林里，都发现了罂粟的踪迹。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和阿荣族交界处的“黑三角”以及甘肃的莲花山区也曾发现并铲除过非法种植的罂粟。如在甘肃省偏远的莲花山林区，1996年就发现并铲除284块、20．96亩的罂粟。另外，甘肃省还首次查获“100号”种植单位贩卖未经“灭活”罂粟籽6769公斤的特大案件。
随着罂粟种植的出现，国内一些地方相继发现了加工鸦片和制造海洛因的情况，并变得越来越严重。有的自制海洛因已达到50％以上的纯度，而且还在不断向精致化发展。有些地区连续发现从茶叶中提炼咖啡因的地下工厂，有的已形成一定规模，一次销往外地的咖啡因高达300多公斤。制造、走私冰毒的事件也日趋突出。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甚至个别内地省区还发现了多起境外、国外不法分子以投资办厂等为名，勾结国内一些不法分子加工、制造冰毒的活动。境外贩毒集团以提供资金、技术为条件，勾结境内贩毒分子，利用内地的麻黄素为原料，在我国设立地下加工点，生产冰毒，并走私贩卖到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给我国声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如1991年至1997年1月，福建省共破获台湾毒犯制造冰毒案件23起，捣毁冰毒加工点41处，缴获冰毒1230多公斤，制毒设备20多套，以及大量制毒原料和制毒配剂。2000年7月，武汉警方在武汉染料厂查获香港人庄楚出资的冰毒加工厂，发现其一年中就生产液态冰毒近30吨，主要销往欧美等地，成为当年破获的全球最大制售冰毒案。
此外，近年来使用“软毒品”的人数逐渐增多，令人担忧。“软性毒品”是相对于“烈性毒品”而言，根据瘾君子吸毒后的感受程度而区分出的。例如，作为“软性毒品”或“温和毒品”的大麻，因其躯体依赖性和耐药性不明显，只有较强的心理依赖性，而成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传播范围最为广泛的毒品之一。中国在历史上除了鸦片烟毒泛滥之外，进入20世纪以后，吗啡和海洛因的使用人数也在逐年上升，但大麻和咖啡因等“软性毒品”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市场。自毒祸在中国重新泛滥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毒品使用的多样化，“软性毒品”也逐渐受到我国一些吸毒者的青睐。据保守估计，目前滥用大麻和咖啡因的人数已有50万之多。
我国毒品泛滥流行的新态势，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尽管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中国的毒品问题都是外源性的，是被输入的，中国始终在国际毒品问题上被迫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但处在新世纪的中国，其所具有的历史和现状，即在19世纪鸦片贸易兴起的时候，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输入国，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消费国，旧中国有200多年吸食鸦片烟毒的历史；当代中国拥有13亿人口，市场潜力极大，世界两大毒源地就在我们的家门口，面临境外毒品“多头入境、全线渗透、南北夹击、四面包围”的现状。如果我们不认清毒品的危害性，果断禁毒和戒毒，并且把这一斗争长期坚持下去，不远的将来会有一个人们不愿看到的现实呈现在世界面前：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和毒品生产国就在中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