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祸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
毋庸置疑，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鸦片。因为鸦片改变了近代中外正常的贸易往来，从而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因为鸦片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侵华战争，从而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历史。翻开中国近代历史，“鸦片”总是与之相伴而行。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是以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的标志离不开鸦片，即中国与英法联军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借以维持自身摇摇欲坠的统治、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并作为向西方列强贷款的保证也离不开鸦片，即征收鸦片税厘金；当然，清王朝的最终覆灭也离不开鸦片，正是由于鸦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而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与没落，它的灭亡也就是必然的了。总之，鸦片之于近代中国，既是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标志，又是促使这种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的重要因素。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个简单的“商品”范畴，成为了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因素”。以鸦片烟毒为主的毒品泛滥是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种毒、贩毒、吸毒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和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它一直伴随着近代中国的始终，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近代中国的积弱积贫，即使不是完全由鸦片烟毒所造成，却也由它负相当责任。
一、烟毒祸害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
鸦片首先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且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这使得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成为一部政治发展衰败史，一部鸦片烟毒泛滥史。
前文已述，中国的罂粟与鸦片，是在唐朝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给中国皇帝之后逐渐流传开的。但是，在阿拉伯世界被视为圣品的“底也迦”（即鸦片），在国威远播、物产丰盈、珍品云集的盛唐并未掀起任何波澜，仅为体系博大而内涵深邃的中华医药库增添了一味良药而已。此后直到明朝的600余年间，罂粟与鸦片的药理作用被历代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渐推广，终于在明神宗时获得青睐，作为一种高级享受物出现在中国社会，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示范效应下，完成了由药用品蜕变为奢侈品的第一次转变，而日益流行于宫廷内部，这是鸦片烟毒在中国盛行的第一个转折。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在明末已全面开始了由盛转衰、由先进变为落后的历史进程。从此，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发展的进程，被烙上了鸦片的印记。
鸦片烟毒在中国蔓延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在清道光年间完成的，表现为鸦片由宫廷而流传至各级官吏，又由统治阶层而蔓延到全国各地、社会各个阶层。如果说鸦片由药用品蜕变为奢侈品的第一个转变过程，是中国人对鸦片功能的再认识，那么，由上到下流传的第二次转折过程，却是其善恶参半双重名声在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充分展示。而后一个过程，正是在经历了130多年的“康乾盛世”之后完成的。在康熙、雍正、乾隆当政的10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封建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辉煌盛世；同时，在这种繁荣与昌盛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急。正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一一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运动——冲击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面对变化了的世界，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明君”，都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他们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他们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关闭国门、下禁海令、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等做法，使清朝完全失去了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机会。也失去了与西方新兴工业化国家平等对话的机会，更失去了一次以和平的外交方式要求鸦片输出国配合中国禁止鸦片的机会。这一切都暴露出封建社会的这个末代朝廷正向政治衰败的道路上滑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是在这三代“明主”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日渐衰落的。如果我们将“康乾盛世”说成是一幕辉煌的悲剧的话，那么，这出悲剧最发人深省的地方就在于中国是在全盛的时候，是在盛世的喧嚣声中落后于世界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清朝的统治阶级是在已经看到鸦片烟毒对中国社会造成很大危害，并多次颁布禁烟法令的情况下，导致烟毒泛滥的。从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皇帝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开始，到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禁烟法令。由此，中国成为世界上颁布禁毒令最早也是最多的国家。然而，如此之多的禁烟法令，并未能阻止鸦片的流人和烟毒的泛滥，反而加速了近代中国政治的腐败，促进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鸦片泛滥加速近代中国政治腐败的例证之一，就是在1840年前后的鸦片走私中，上至当朝皇帝，下到封疆大吏，无一不间接分润贿赂，成为鸦片偷运的受贿者。正如英商在致麦斯顿的信中说：“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的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而且此后的各级政府虽已看到鸦片对江山社稷的危害，但往往因贪图鸦片烟税，而常常动摇于禁弛之间。如1917年军阀割据与混战后，采取各种极其卑劣的手段，禁弛相交，只征不禁；南京国民政府时，“寓禁于征”，征而不禁，时征时禁，“借烟生利”，如此等等。正是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禁烟令中，烟毒走向了泛滥，达到了高潮，使中国这个世界上颁布禁毒令最早、最多的国家，亦成为历史上鸦片流毒最广、最深的国家，众多的禁烟法令在这里仅是一纸空文。
鸦片泛滥加速近代中国政治腐败的例证之二，就是依靠征收鸦片税来解决国内财政危机，这种饮鸩止渴之举，无疑使清朝本已举步维艰的禁烟活动雪上加霜。鸦片税的征收始于1853年的厘金税，1884年以前，鸦片占中国进口货值的1／3以上。鸦片税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直到1903年、1904年鸦片税仍高达646万两和602万两。在鸦片战争前，清廷从遏制银源枯竭的趋势这一目的出发，发动禁烟；但到光绪年间，鸦片不但没被禁止，因鸦片的大量进口而征得的鸦片税却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这一变化过程，正是清廷走向腐败、走向衰弱的历程，是主权独立的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的历程，更是其政治发展愈趋腐朽和反动的表现。
鸦片泛滥加速近代中国政治腐败的例证之三，就是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军阀分裂割据的奇特现象，也与鸦片的存在紧密相连。军阀政治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殊的政治形态。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掌权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此军阀政治长期活跃和占据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大小军阀应运而生，包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内，他们拥军割据，各自为政。各派军阀为巩固地盘争夺中国，竞相扩充军队。辛亥革命（1911年）至护国战争时期（1915年），全国拥有军队50万人，到直皖战争时期（1920年），军队发展至100万～120万人，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1924年）已达150万人，北伐战争时期（1926年～1927年）竟至二三百万人。而四川军阀的军队到1934年竟恶性膨胀至290个团，约等于40个师的兵力，最高时达到130万人以上。军队的不断扩充，军阀间频繁的战争使军费开支与日俱增。1893年时，中国的军费开支为1560万元，1910年达1．02亿元；辛亥革命后仅北洋军阀系统的军费开支，1916年为1．5291亿兀，1918年上升到2．03亿元，1925年更增加到6亿元。如此巨额的军费从何而来呢？许多材料显示，几乎任何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为弥补巨额的军费开支，都把鸦片税和包卖鸦片视为自己的权利。鸦片税成为割据军阀财政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收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美国学者齐锡生统计，1924年和1927年四川I、陕西、福建、广东、云南、湖北、广西、甘肃、安徽、河南等10个省的军阀从鸦片中得到的收人大约估计如下：1924年陕西为2400万元，福建为2000万元，湖北为2000万兀，甘肃为2000万元，安徽为300万元；1927年四川为3000万元，广东为1200万兀，云南为5000万元，广西为1000万元，河南为300万元。尽管这份统计是不完全的，但仍能反映出鸦片烟税与军阀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于鸦片税收是各地军阀财政的重要来源和支柱，因此为控制和扩大鸦片的产销区域，获得更多的鸦片烟税收，军阀间或互相利用，握手言欢；或兵戎相见，大动干戈。可以断言，在近代中国，军阀与鸦片互为依存，如果没有了罂粟，没有了巨额的鸦片税，就产生不了多如牛毛的军阀，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内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军阀是战乱之源．而鸦片是军阀割据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战乱的帮凶。所以，民国的烟祸是中国军阀政治及其统治的必然结果，也是近代中国政治腐败、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近代中国，鸦片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从乾隆年间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就与腐败的政治统治粘连在一起。历史事实告诉我们，1796年到1840年的鸦片烟毒泛滥是政治腐败造成的，1918年以后以鸦片为主的毒品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腐败造成的。鸦片作为政治腐败的伴生物，往往标志着政治腐败的程度，政治愈腐败，鸦片流毒愈严重；反之，烟毒愈泛滥，封建的政治统治就愈腐败。总之，鸦片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息息相关，互为因果。近代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衰落、官僚机构的腐败和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误国政策等一系列政治因素，使鸦片得以长驱直入，是腐败的政治导致了鸦片的流入与泛滥。鸦片的流入与泛滥，又导致吏治更加腐败，政治发展更趋腐朽和反动。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衰败与鸦片泛滥成灾交相呼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这里，鸦片成为政治的鸦片。政治成为鸦片的政治。
二、烟毒祸害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鸦片烟毒榨干了中国人民的血汗，极度破坏了资金的积累和生产力，使民族经济难以振兴，阻碍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步伐，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
（一）鸦片烟毒对近代中国农业的影响
罂粟种植业的兴盛和鸦片烟毒的泛滥，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造成的危害是异常严重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孕育、造就了一个伟大而优秀的民族——华夏民族；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培育、创造了一个光辉灿烂而又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华文化。正是这个农业大国，依靠她的农业文明，使中华民族自秦汉以后经过了2000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整个封建社会已开始走下坡路之时，其经济仍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中国农业的发展水平，在清入主中原后，仍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耕地面积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耕地面积的增长，不仅为供养人口提供了基础，而且为粮食产量的迅速增加提供了可能。二是人口数量快速增长。据统计，1700年前后中国人口约1．5亿，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增加到约3．13亿。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一倍多，这固然与太平盛世、自然灾害较少等原因有关，但其中国家可以供养如此之多的人口完全有赖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则是显而易见的。这一人口数量的发展也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三是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179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已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同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于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四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新作物的引进。双季稻向长江以南亚热带地区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亩产提高18％～20％。同时高产作物水稻也向北方推广。另外，番薯、玉米等新作物的引进，对于提高贫瘠地区粮食单产和促进山区农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表现反映了当时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也是世界的先进水平。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时间里，中国的农业生产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总体上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情况下，甚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了农业生产衰退和下降的趋势。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侵华战争，国内众多的农民起义和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等，是造成晚清及民国农业衰退的外在因素；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为摆脱巨额财政危机而加重对农民的搜刮，使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条件日趋恶化，是导致农村经济衰败的内在因素；晚清工业化对农业的过度挤压或者只挤不补，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经济的衰败；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和商品输入，冲击和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罂粟种植业的兴盛和鸦片烟毒的泛滥是造成晚清和民国农业衰退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衰退的过程中，罂粟种植业的兴盛和鸦片烟毒的泛滥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表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