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非公有制企业在立项审批、股份制改造、户籍管理、法律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均存在着比国有企业待遇低的问题。当然。这些制约因素在我国具有普遍意义，但在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西部非公有制经济在自身发展过程当中也存在着种种问题：
1．企业管理方式和决策机制上的缺陷
西部许多知名的私营企业实行的是家族化管理和独断型决策模式。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经营领域拓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这种以经验为基础，以亲情为纽带的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知识的获取，信息的处理，现代商战种种决策，都难以迅速应对。这种模式日益成为私营企业成长I为现代型企业的最大障碍。
2．西部非公有制经济在结构分布上具有明显的趋同倾向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部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中的重复建设、结构雷同以及相应的盲目性。不亚于国有经济在这方面的弊病。尤其是西部非公有制企业对传统产业具有较强的依附性，更制约着西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3．外商投资企业违约违法现象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东西部都存在
由于西部客观条件差于东部，西部外商投资合同履约程度更差一些。在合同规定的技术转让条款执行方面，西部外企履行情况也较差。完全履行技术转让合同的不多。同时，转移利润现象比较严重。一些企业随意扩大成本和费用开支范围，逃避税收。少数企业违反《劳动法》，侵害职工合法权益。
（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为了尽快有效激活民间资本，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应从上到下。为西部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各级政府正在从维护好市场秩序和优化政策环境着手。我们建议：
1．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
要进一步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真正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对待。通过建立各种协会、商会，使非公有制经济与国家有关机构建立起正常的联系。清理和修订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将对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扶持纳入法治轨道，为其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2．大力拓宽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
西部省区是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工作：（1）在货币监管当局允许的条件下，设立与中小企业融资配套的中小金融机构。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小金融机构，才能为中小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融通。这项工作可以与前一时期金融机构的整顿结合起来，破中求立，闭中求开。中小金融机够的建立，一方面要突破行政区划，要与当地的中小企业发展规模相适应；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农村合作基金会、财政信用投资规范后纳入中小金融机构。要进一步规范信用合作金融，恢复合作金融的本来面貌。可以把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城市中小企业的融资主渠道，把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主渠道。（2）建立和健全专门为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服务的融资担保机构。现在东部地区流行着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地方政府财政支持下，组织担保机构，如担保中心之类。担保资金来源可多家来抬，比如地方政府出一些，相关的大企业出一些，受益的中小企业出一些，社会中介组织自愿者出一些等等。二是建立商业性的担保机构，比如担保公司。西部省区也应在担保问题解决上做出努力。（3）进一步规范贷款抵押。其主要包括：规范抵押登记和评估，统一程序，统一收费标准；降低收费标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避免重复评估登记。（4）试办民间的或民办公助的西部风险投资基金，并为风险企业进入成熟期后有上市的机会和给风险资本留出退出的通道，应当努力做好开放第二板块市场的准备。
3．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健全服务体系
当地政府及行政机构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改变形象，强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服务功能：（1）相关部门应提高服务意识，比如，帮助中小企业收集和交流市场信息、管理技术信息、生产技术信息、政策信息和人才信息等，通过各种传播工具提供给企业。（2）为中小企业提供经营战略、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财会技术、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培训辅导。（3）为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开展经济协作以及企业的产品出口等进行牵线搭桥。（4）通过组织贸易洽谈会、交流展示会、学习考察团等形式，为中小企业创造开拓市场和开阔眼界的机会。
4．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西部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
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有利于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国有企业的结构优化，盘活国有资产；有利于增加就业，吸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可以通过收购、兼并、控股、参股等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租赁、承包、托管等方式进行。除了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股市从事资本经营外，还应开放产权交易市场，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入场交易，依法进行产权转让。采取这种投资方式。更有利于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调整，也有利于规范操作、依法运作、减少腐败。在这些方面，也要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
5．进一步拓宽非公有制企业的产业范围，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空间
建议对产业准入限制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适合放开的要坚决放开，暂不宜于一下子放开的，可以先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创造条件逐步放开。
6．将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纳入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
对此在立项审批、股份制改造、户籍管理、法律保护、社会保障、科技专利申请、无形资产评估、科技信息沟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等方面，给予切实有力的支持，提供切实有效地服务。鼓励它们向资产社会化、管理规范化和经营国际化方向发展。
7．西部应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西部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农业利用外资的力度，鼓励外商投资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工业。兴办综合利用资源和再生资源、防止环境污染的新技术、新产品项目。引导外资向西部地区投资，对西部国有骨干企业合资项目的外方股权限制、外商投资企业市场放开程度、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类项目，可以适当放宽，并在利用国外贷款、国内配套资金、贴息贷款、财政返还和外汇平衡上给以必要的支持。在西部有条件的大城市进行银行、保险、零售商业、外贸吸收外商投资试点。依法维护合资企业中方权益，支持内资企业增强竞争实力。同时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依法管理，强化对合同履约的监管，严格税收征管、纳税检查和会计决算检查，保护各方的权益，维护劳动者正当权益。通过管理，把利用外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区域经济发展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考察与特征分析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种相对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进行改造，使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为同质的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二元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考察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分析其演变的特征有助于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时期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以尽快完成国民经济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1．建国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
（1）赶超型发展战略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深化。受建国初期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核心是，试图通过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超高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由于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的，一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储蓄率低，资本积累能力不足，资金严重匮乏。二是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不高，产出水平低下，支持工业化的能力有限。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初那样通过对外掠夺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通过引进外资的办法来补充国内资本的不足。而且由于重工业资本高度密集性的特点，使得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与我国的劳动力丰裕、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特点相矛盾。为了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必须依靠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由政府统一调配资源，以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并减轻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的转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压力。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
赶超型发展战略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通过从农业中提取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以及重工业的自身循环所创造的社会需求，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这两大难题，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但由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这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使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农村隐蔽性失业严重，从而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结构强度一般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衡量。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统计分析表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09倍，而1979年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却高达6．08倍。
（2）战略调整、体制改革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作用下，到20世纪70年代末，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已相当突出，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长期停滞，使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无法继续进行。
从1979年开始的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结构变动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动，转为市场导向。这种由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推动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市场机制的诱导下，农业生产不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加快了对传统农业改造的步伐。以1987—1992年为例，在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农业生产资料来源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农业投入中来自农业内部的比重已从46．7％，下降为39．1％，而由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从41．7％，上升为44％。这说明农业与现代工业部门的产业关联趋于强化。同时，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包括工业、建筑业、邮电业、餐饮业以及其他服务部门）对农业的服务贡献率明显提高，从1987年53．3％上升到1992年的60．9％。这意味着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越来越多地进入农业的产前、产中及产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在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高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作用，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以前，1952—1978年的26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从12．6上升到17．92，年均上升0．2个百分点。在这期间的1962—1978年，城市化水平从17．33上升到17．92，16年间仅上升了0．59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处于停滞状态。而改革开放后，1978—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上升了13．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约0．81个百分点，是改革前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幅度的4．1倍。
第三，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78—1998年。共有13585万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就业，平均每年转移715万人。与此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1999年的50．1％，20年间共下降了20．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稳步上升，从1978年的17．3％，上升到1999年的23．0％，21年间共上升了5．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快速上升，从1978年的12．2％，上升到1999年的26．9％，21年间共上升14．7百分点。
2．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总体度量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问题是实现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随着一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也就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趋于相等，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趋于均衡。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远远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最直接的表现是：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较大劳动力份额创造出较小的产出份额，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中，较小的劳动力份额却创造出较大的产出份额。根据这种特征，我们选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两个指标来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并运用这些指标来计算1952年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总体度量。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国民经济中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就越强。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表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就高于1。从时间序列考察，在二元经济结构加剧阶段，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降低，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升高；在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达到最高点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转而逐步升高，从低于1的方向向1接近，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下降，从高于1的方向向1趋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