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点轴开发，是点和轴在一定地域内的有机组合。点是指在一定地域的各级中心城镇，即各类成长极，它们应具有下列特色：（1）有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并与周围地区产业相关的产业综合体；（2）有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突出优势，如产品优势、市场优势等；（3）有一定的基础设施水平，包括各类交通线、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并把线状基础设施经过的地带称作轴带或简称为轴。轴的实质是依附沿轴各级城镇的产业开发带，其特点为：（1）它是若干资源开发、产品和劳务生产流通基地。这些生产流通基地可能是同一种类、同一层次的，也可能是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2）必须处于水、陆、空交通干线上，即要有相对发达而稠密的运输网，把这些流通基地连成一线，以缩短空间距离并节省时间。点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和行业在某些大城市与发达地区聚集而自动产生；一种是由政府透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而主动建立。
点轴开发被认为是我国现阶段最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根据该模式，可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确定若干具有有利发展条件的大区间、省区间及城市间线状基础设施轴线，对轴线地带的若干个点予以重点发展。而随着这些点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开发的注意力则会愈来愈多地放在其他较低细级的发展轴和发展中心上；与此同时，发展轴线逐步向不发达地区延伸。例如，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作为全国一级重点开发轴线，就可以采取“T”字型开发策略。长江三角洲处于“T”字型规划的重要位置，亦为长江经济地带的龙头，藉由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快速成长，也同时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
（三）中国区域经济开发：梯度推移理论与点轴开发理论的结合
总体上，梯度推移是符合空间推移的一般规律的。美国的西部开发就是梯度推移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也将是梯度推移理论。这是因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在由东逐渐向西推移的过程中，即使不排斥局部地区、局部领域的跳跃发展，也不可能整体出现反梯度推移。当然，梯度推移不是板块式的，整齐划一的，而会出现某些交错。
在区域开发的梯度推移中，为了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必须在大的开发区域内，按照“最有潜力者”优先原则，将政府有限的资金重点投放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大片的困难区域内建立起一批增长点，然后通过增长中心的“极化扩散效应”，再指把发展势头向四周贫穷地区扩散。
为了加强这种效应，在困难地区的交通系统建设也要以增长中心为中心，由此向外扩展。如果把这些发展条件最好的点撇开，按照“最困难者优先”原则，将有限的政府资金分散到发展条件最差、最贫穷的地区，面铺得很广，其结果似乎可以减缓一点最困难的燃眉之急，但却建立不起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所必要的增长中心与带头企业，区域经济就永远不能起飞，贫穷区也永远无出头之日。美国于1965年通过的<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案>明确规定：“对这一地区进行的公共投资将集中投放到今后增长潜力最大，因而国家投下的资金可望得到最大收益的地区。”
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与启示
（一）建国后三十年采取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原因与成就
建国之初，基于以下三点考虑。我国采取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第一。建国初，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7％以上集中在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占国土面积45％的西北和内蒙古广大地区，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3％，占国土面积23％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西藏，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6％。改变这种工业偏集中于沿海的状况，成为新中国领导人首要考虑的问题。第二，迫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东南沿海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半月形包围圈”的封锁，工业基地偏集中于此对国家安全十分不利；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使加快战略后方的建设成为必然。出于对国防安全的考虑，生产力布局应以均衡为原则。第三，在理论渊源上．这种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源自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布局理论”。恩格斯曾说过，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这种均衡布局理论对我国采取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基于上述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国采取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即以内地为投资建设的重点，以缩小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为基本目标，追求地方经济的同步发展和自成体系”。
在建国后的25年中，国家先后在大西南、大西北地区投入2000多亿元，形成固定资产1400多亿，建成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2500多个。特别是在三线建设时期，东、西部的工业差距得到了进一步的平衡。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十一省区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在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总额中占的比重，由1965年的32．9％上升到35．3％；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比重，由22．3％提高到25％。全国将近1500家大型企业，分布在三线地区的占40％以上。1965—1975年间，内地工业总产值增长143。9％，快于沿海123．3％的速度；内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由1965年的36．9％，提高到1975年的39．1％。建国后的三十年，我国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大规模投资于中、西部，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体系，基本实现了生产力均衡布局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
（二）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反思与以沿海开放为特征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实施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虽然在建国后三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变了旧有的不合理的生产布局。但是“均衡”的发展战略，由于资本短缺、基础设施落后、传统供给等因素难以为继。“三五”时期，沿海地区的投资额降到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最低点，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仅占30．9％，比“一五”时期下降了10．9个百分点；其次，“三五”时期，轻工业投资仅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4％，“四五”期间，仅占5．8％，造成很长时期的轻工业产品的严重短缺。与此同时，许多相关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理论界、中央决策层开始反思建国后30年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得出了以下几点共识：首先，经济发展应尊重其自身规律，不应强加其更多的人为及政治因素，经济发展应将效率放在首位；其次，由于我国各区域在自然资源、区位优势、生产力水平、技术条件和社会发展基础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从而也就在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在选择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第三，在促成经济增长的要素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单位要素的效率是惟一的选择；第四，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区位发展的选择与周边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
基于上述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对外开放为特征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1980年五届人大第十五次常委会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984年5月，在总结经济特区经验基础上，国家决定进一步开放从东北沿海一直到广东南海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时在这些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初，又确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决定兴办海南经济特区；同时，国家加大了对东部的资金投入。至此，以加快沿海地区开放为特征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已基本形成。
（三）东、西部差距的加大与新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是明显的，在整个8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以超过12％的速率增长，90年代也未低于8％。而这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更高的增长水平。而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经济发展重心的“东移”，西部的发展势头被削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和相对差距都在迅速扩大。1978年，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分别为153．6元和212．9元，到1990年分别扩大到700．1元和885．8元，1998年又分别扩大到4270元和5490．9元（当年价）。再从相对差距来看，在1983—1994年间，中国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系数由29．8％上升到46．7％，而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的相对差距系数则由44．4％迅速增加到55．9％，二者分别扩大了16．9和11．5个百分点。到1998年，东西部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系数已扩大到57．7％．比1994年扩大了1．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已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就国民经济整体而言，东、西部的经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西部地区的过度滞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一、西部资源的供给弹性无法及时改善。难以满足东部沿海地区及西部自身经济日益扩张的需求；二、西部市场容量因人均收入低而扩大较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三、西部的人才、资金大量流向沿海地区和高回报产业，进一步削弱了西部的发展能力；四、西部大量劳动力因缺乏发展就业机会而流向沿海，一方面使西部发展更受影响，另一方面又使沿海社会基础设施承受了巨大压力。
在这一背景下，江泽民总书记于1999年6月17日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江泽民指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关系我国跨世纪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要把逐步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