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股期权问题，一直困扰着天泉的发展和戚志强本人。
戚志强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问题就是薪酬制度的改革。
这些年，天泉股票上市后，随着股权的变化，机制也有不少变化，但人们的精神却始终难以振奋起来，企业运行质量难以提高，一直扼制不住效益下滑的趋势。根本的原因，就是薪酬制度设计得不合理。再往下深究，就是国有企业对人力资本的不承认或者说是漠视。
最近，戚志强一直在琢磨，为什么国有企业搞不好？就是不承认人力资本。像天泉里的人包括自己，应该说非常能干，但政府不承认。不承认的结果是就给那么点工资，大家心理都不平衡。心理不平衡，你光靠雷锋精神短时期内可以，长时间就要自己给自己找平衡。无外乎两条办法：该给的不给，我就给你花那不该花的；该给的不给，我就偷着拿。
戚志强接触和思考的国有企业很多，所有国有企业都存在着大量浪费的现象，天泉在自己的把持下，应该算是好的了。现在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我赚这么多，不能多拿，我就浪费”的现象。比如，你国家不是加强监督，让“四菜一汤”吗？企业就理解为一个人四菜一汤，一桌10个人吃饭就是40个菜10个汤！不承认他的人力资本价值，他们就恶意反抗。
戚志强记得有一次他到北京参加人代会，河北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请他吃饭，竟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当时戚志强说，随便找一个地方吃着聊聊就行了，何必在这里挨宰呢。可那人不同意，他说：“国宾就是不是自己人的意思，不是自己人就要讲排场，讲排场就要挨宰，我就想被宰一把。”结果四个人包了个厅，20平方米那么大，他们孤零零地坐着，每人后面站一个夹菜的姑娘。吃完饭一看单，1．97万。这个负责人一看钱数，有些兴奋地说，戚总，别看我们这些国有企业老板挣的钱不多，但我们可以多花，我们也只能“不求有钱但求支配”了！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也逃脱不了社会的影响。
戚志强看着社会上许许多多国有企业负责人，纷纷被五十九岁这个坎击垮，心里感慨万分。去年，与他一起在十三年前被评为省优秀企业家的渡江烟厂厂长雷达成被判刑，对他刺激更大。雷达成一辈子都非常廉洁，就是快退休了，出问题了。
戚志强分析起来感觉原因很简单。雷达成干了一辈子企业，还剩半年了，马上就要走人了，结果干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啊，不行，他得拿一点。由于离他退休的时间很短，时间比较紧张，拿的方法不注意，就被抓住了。戚志强想，如果一个人出这个问题，可能是品德有问题，大面积出现，而且是前赴后继，这一定是制度管理的问题。必须改革，不能这样干了，国有资产极其重要，人力资本也极其重要。
现在，戚志强决定必须实行薪酬制度的改革。
他把这件事交给了宋弋。
此时，广州和上海方面对国有企业，正在实行薪酬制度的改革。宋弋与人力资源部邓中超经理作为薪酬改革的具体负责人，马不停蹄地进行方案的设计。
宋弋和邓中超他们，经过出去考察和参考一些企业的办法，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拿出了方案的第一稿。
基本框架是，董事层和经理层的年薪＝基本年薪＋效益年薪＋期权收益。有关经营者的期权（期股）收益。具体办法是：经市政府委托中介机构对天泉进行年度审定后，按“如果天泉实际上缴的税后利润超过20％，超过部分按3％计提收入，不封顶”；如果天泉完不成国有资产保值指标或上缴税后利润指标，要按照差额的5%扣减基本年薪或全部年薪收入。
戚志强看后，认为其他基本可行，就是要求必须把风险团队扩大。由原来的董事层和经理层，扩大到各子公司正副职、财务总监和本部的部门经理。这样做，戚志强是出于天泉的实际来考虑的，毕竟这是国有企业，平均主义根深蒂固，只有扩大实行年薪制的人数，才可能稳定住天泉这个管理团队的人心。再者，也容易在市里通过。
天泉现在的资产主体仍是国有占大头。股票上市后，国有资产仍占67%，因此，薪酬方案必须要市里通过。
戚志强考虑成熟后，决定约施天桐。地点是施天桐选的，仍是他喜欢的紫宫迎宾馆。
戚志强没有兜圈子，开门见山地把天泉经营的情况、目前薪酬的弊端、上海及广州年薪制实施的办法及天泉的方案，给施天桐介绍了一遍。
施天桐听罢，笑着说：“国外企业家的身价，是由他对企业的股权来决定的，企业家能得到的回报，其中一部分是企业资产增值，另外一个是企业的利润和资产膨胀。国外的CEO持有15%或更多的股份，所有权清晰。这种条件下，没有什么分配不分配的问题，股权给他带来了天经地义的权利。”
“是啊，在中国，国企的官员被任命为董事长、经理，并不持有股份，合法性来源只是一个文件。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国企做不到让其经营者的收入和贡献相一致，致使一些企业人心理失衡。”戚志强吸了一口烟，接着说，“国企负责人经营的资产是国有的，风险是国家的，待遇没跟风险挂钩。现在采用年薪制来激励国企高层管理人员，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戚志强说罢，施天桐喝了一口水，然后说：“实行年薪制和实行期权制，企业领导人为了在短期内要将经营业绩搞上去，可能会竭泽而渔，搞点数字游戏很容易。这样损害企业的中长期利益，那数字一两年弄高了，随后就砸了。美国的安然公司就是把账本瞎编乱造，把企业的赢利弄得非常高，几个高级管理人卷走了钱。”
从施天桐的话中，戚志强听出了另外一层意思，施天桐心底里并不太同意天泉的方案。戚志强想，必须去争，如果这件事弄不成，天泉人才流出将加快，企业效益下滑的趋势将更难以扼制。
想到这里，他十分严肃地说：“短期行为不可排除但也不是绝对的。要想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就必须承认企业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价值，责任与利益从来是不能分的，如果仍按目前这种分配制度，我戚志强不敢保证天泉的人才不流失，更不敢保证效益不下滑。”
戚志强与施天桐争得很厉害。最终，施天桐让步了。他同意此方案交市里讨论修改后实行，但只能先批准试行一年。
戚志强最终也妥协了。他现在越来越理解火可说过的话，做企业、经商最重要的是学会妥协，因为你不妥协就得不到更多的资源，何况做国有企业呢，不学会妥协是根本不行的。
谈判就是双方的妥协嘛，试行一年也算有进步，第一年实行了，只要效益能提高或稳定，戚志强相信第二年也会实行的。
那天晚上，戚志强睡得很晚，他怎么也睡不着。
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吴琼给他打了个电话。吴琼总是在天泉关键的时候，给戚志强打电话。这次，她对戚志强说：“要记住，钱永远是烫手的，在别人的热眼中，不烫手是不可能的。”
放下电话戚志强就想，自己是企业的负责人，同时还是党的干部，还有一套党的干部的行为规范，在经营上、财务制度上和其他方面要都要按照约束来做。党性和个人人品在里头起了很大的作用。
戚志强深信，国有企业必须进行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的综合改革，这是一个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言：“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未来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进一步改革的想法，激荡着戚志强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