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是内敛温润型，既不像林徽因直率任性，又不像陆小曼活泼明艳，与徐志摩的炽热癫狂虽有交点，却无法融合。再说陈西滢，“西滢”其实是笔名，这哥们儿原名陈源，字通伯（注意，不是伯通），1896年生于江苏无锡，比徐志摩大一岁。据说家里穷得叮当响，自幼发愤读书，初中毕业后在表舅、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支持下赴英国求学，读完高中考入爱丁堡大学，后考入伦敦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博士。陈小滢回忆父亲时写道“他在英国读书时，常常没钱吃饭，后来得了严重的胃病，就是当时饿出来的。”博士毕业后，陈西滢应蔡元培之聘，到北大英文系当教授，时年26岁。徐志摩的父亲是硖石缙绅，留学英伦自然不缺银子花，但徐诗人是从美国跑到伦敦去的，而且没捞到博士学位，他与陈西滢在伦敦大学相识后一直关系不错，估计陈才子经常找徐诗人蹭饭。徐志摩回国一年后才由胡适推荐到北大英文系当教授，那时陈西滢已经是系主任。
新月社聚会的时候，陈西滢也欣然加入。后来陈觉得新月社天天吟诗作赋也没多大意思，不如弄个杂文期刊，胡适和徐志摩支持老友，1924年底，北大《现代评论》创刊，“新月”与“现代评论社”属于一套领导班子，两帮人马，但热衷于《现代评论》的还有王世杰、高一涵、燕树棠、彭浩徐等人。陈西滢时评信手拈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颇有影响，也正是因为他口无遮拦、批评学生运动过激，与鲁迅结下梁子，后来被当成了反动靶子，福兮祸兮，不好评价。
陈西滢和徐志摩均是教授，凌叔华是学生，但年纪相差仅仅两三岁，发生师生恋也就不足为奇了。徐志摩当凌叔华是知己，到欧洲散心将自己心爱的八宝箱交付给她保存。
徐走后，陈、凌二人间羞答答的玫瑰也在静悄悄地开，一千朋友都蒙在鼓里，一来两人均安静闲适，不喜张扬，二来陈是凤凰男，凌是富家女，凌福彭老爷子思想陈旧，总想着给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直到1926年凌叔华从北大毕业，两人谈了两年后，陈西滢才鼓起勇气委托几个前辈上门替自己“美言”，丝毫不敢说是提亲，凌叔华也动员了自己的几位老师。
凌福彭不傻，见老友们上门个个东扯西拉最后的落脚点都是“陈源这孩子不错，青年才俊啊”，猜出女儿外向，摇头微笑答应了亲事，还给了28套房子作为嫁妆——均在北平繁华地段，可见凌家财势之大。
凌叔华想请胡适做证婚人，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通伯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准确，是许多人不及的。……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
陈、凌两人成婚时，胡适的证婚词是：“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婚礼席未终，新夫妇双双潜去，“不知所之，似为避友人闹洞房也”。
·不敌林徽因·
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洋混战局面结束，接着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左翼作家联盟以笔当枪相抗。当局为了控制舆论，对左联鲁迅、闻一多等人严厉查封，同时也想将比较温和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人招到麾下。
1928年3月，新月社众人在上海弄了《新月》杂志，徐志摩主编，梁实秋、沈从文、潘公旦等人人盟，凌叔华时常发些小说，如《疯了的诗人》、《送车》、《搬家》、《凤凰》等，被称为“新月圣手”。
对于新月派，历史定论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新月》有的文章否定共产主义学说，把共产党和国民党视为“一丘之貉”，也曾开展关于“人权与约法问题”的讨论，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要求“取消对言论自由的压迫”，其“立场不坚定”，从而导致该派许多人淹没在历史尘埃中。
10月，陈西滢应老友王世杰邀请到武汉大学任教，后接任闻一多文学院院长之职，凌叔华一同前往。
凌叔华当时并不喜欢武汉，给胡适的信中提到“武汉三镇竞像一片沙漠似的，看不见一块绿洲，一泓清泉，可以供人生道途上倦客片时的休息。”而丈夫忙于工作，她甚至找不到可以谈心的人，很烦闷。据其女儿陈小滢说：“母亲凌叔华是一个十分内向的女人，自己的事一向不对人说，这大概与她出身大家族，兄弟姐妹众多，她自己排行第十有点关系。”“父亲内敛寡言，在好多问题上两人缺少沟通，好在父亲是个老好人，宽怀大度。”
不久另外两才女到武大任教，凌叔华的生活靓丽了许多，一位是袁昌英（英国爱丁堡大文学硕士，长于戏剧），另一位是苏雪林（曾留学法国，擅绘画、考据，以《绿天》、《棘心》蜚声文坛）。三人相交密切，并称“珞珈三杰”。
1931年徐志摩去世，凌叔华因八宝箱一事与林徽因、陆小曼闹得相当不愉快。而且当事者各执一词，直到几十年后研究者们综合不同人的日记信件，才弄清了来龙去脉。
徐志摩到欧洲去的时候，凌叔华尚未婚嫁，徐把箱子委托给了她。后来徐回国，一直没去取。凌叔华随丈夫到武大任教时，箱子却放在北京娘家（父亲为母亲买的洋房），委托金岳霖和一个美国女文友丽琳保存，金岳霖敦厚，美国人讲隐私，凌叔华安排算是相当完美。金岳霖和丽琳住在凌家，也方便照顾凌老太太。后来徐志摩回国，曾给陆小曼写信提道：“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
徐志摩在北京时，到凌家取走了箱子，林徽因知道此事，但徐志摩并没向朋友们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因为里面有陆小曼的信，难免讥讽林徽因，徐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1931年夏，徐志摩写了篇小说《王当女士》，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为原型，本来打算在《新月》杂志上连载，可惜未能完成。同时，徐志摩也请沈从文为他写传记，并告知箱子里有材料，如果自己出了意外，“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
事情到这就有些微妙了，从徐志摩逝世后沈从文说“箱子在凌叔华处”来推断，徐志摩在北京的时候，把箱子又送回了凌叔华的娘家。
徐志摩去世后，凌叔华到北京吊唁，林徽因问徐志摩是否有个箱子在她手上，自己想看看。凌叔华不怎么愿意交出箱子。林徽因大为光火，让胡适出面索取。胡适召集了一大帮人发难，大家都认为徐志摩的死是陆小曼奢侈任性造成的，一致要求将箱子“无条件给林徽因”，凌叔华抵挡不住，只好将箱子给了胡适。
林徽因旗开得胜自是得意，可打开箱子后，发现少了两本《康桥日记》，那正是徐志摩在英国与她大谈浪漫、并与张幼仪离婚的时候。林徽因怀疑凌叔华私藏了些东西，找凌叔华要，凌叔华“神色极不高兴”，说自己手上有些徐志摩的信，想编一个散文集，请林徽因再给些资料于她，并勉强答应让林徽因后天（12月9号）到她家去取。
林徽因也许觉得不能太欺负人，给了凌叔华两本陆小曼的日记。事后俩人都不满，纷纷写信给胡适，林徽因写道：“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凌叔华则是：“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我想到就要来看，果然不差！”
12月9日星期三上午11点半，林徽因如约到了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留了一封信。自然是有意躲着她，这封信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看过：“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
林徽因觉得凌叔华是在推托，又向胡适告状：“我为人直失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志摩常说：‘叔华这人小气极了。’我总说：‘是么？小心点吧，别得罪了她。’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芙增能……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胡适再次让凌叔华将日记拿出来，凌叔华无奈，节节败退，将《康桥日记》最后也给了胡适。
林徽因得到康桥日记后，又发现缺了几页，与自己的回忆对不上，相当生气，认为凌叔华不地道；凌叔华觉得对方欺人太甚，二人误会越闹越深。
可奇怪的是，胡适明明都拿到了，却故意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志摩日记尚有二本存凌叔华处”。
直到1982年，凌叔华在英国回忆往事，说自己被胡适阴了：
大约是林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
……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二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胡适都拿走了，但在他的日记上，仍写志摩有二本日记存凌叔华处。……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
凌叔华推断，胡适拿到所有资料后，在日记中写凌叔华尚存着两本，是为了保护林徽因，因为当时“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
陆小曼身在上海，并不清楚北京发生的一切，但她知道徐志摩有只装日记的“八宝箱”。后来求胡适给她，胡适不愿意，出了一笔钱说买断版税，多年后陆小曼还念念不忘：“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陆小曼的这一腔怨气是冲着凌叔华发的，她根本不知道日记已经转到林徽因手中。
在“八宝箱”事件中，林徽因完胜，凌叔华无奈，陆小曼最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