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表示要搞个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不同意：“我们进城，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声势不要搞得太大。不用宣传全世界都知道了，不必花银子搞仪式。”
1949年3月23日上午十时，值班卫士叫醒了毛泽东。毛泽东问了问时间有些不高兴：“几点啦？叫你们九点叫，为什么现在才叫呢？”警卫员急忙解释，是周恩来副主席特意关照的，让主席多睡一小时。毛泽东才没说什么。这一觉也只睡了四五个小时，当时毛泽东睡得很少，常常连续熬两三昼夜才睡三四个小时。
吃过早饭，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上车前他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一一握手，想起刚才睡觉的事，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了：“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语气中带着自信：“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伟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784页。]
早在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造成彻底失败的过程。
毛泽东把这篇文章列入整风文件，并致信郭沫若：“小胜就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如此重视这篇文章，目的在于“叫全党同志引以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以后他多次说过：“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他们共坐了十一辆小汽车和十辆大卡车，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 车队下了山区，就进入华北大平原。行车途中，毛泽东很高兴，在车上不断同警卫人员说笑：“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 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警卫排长阎长林回答：“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号撤离延安啊。”“去年三月份呢？”“去年三月二十二 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三月二十三号；与去年三月二十二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三月份。明年三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伟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784页。]
那天本来是准备赶到保定的，因为路不好走，天黑以前就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住下了。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这一夜他没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木板支的床上写材料。
第二天上午车队继续出发，中午到保定，毛泽东听了冀中党委书记林铁的汇报。吃过午饭，又出发，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部大院里，北平市长叶剑英已等候在此，专为汇报工作，接风洗尘。叶剑英表示要搞个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不同意：“我们进城，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声势不要搞得太大。不用宣传全世界都知道了，不必花银子搞仪式。”见叶剑英面露难色，周恩来在旁边劝道：“他们已经准备了好几天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进市区，可以在郊区搞个小型的阅兵式，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大家见个面，也算个安民告示。”毛泽东同意了。
3月25日清晨，他们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散步时，毛泽东发现偌大的公园空空荡荡，没有一个游人。他问机要秘书叶子龙，叶子龙说：“为了首长的安全，今天公园不开放。”毛泽东很不高兴：“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不游了，不游了！”
大家来到益寿堂休息。临近中午，这里没有准备饭菜，连个工作人员也看不到。房间里很冷，只有一个煤炉，也很久没有生火。叶子龙指挥大家生火做饭，可卫士们都是刚从农村出来的，以前一直用柴灶，没用过这种铁炉子，半天生不着火。毛泽东还在为刚才没有游人的事生气：“叶子龙，你们怎么连炉子都不会生？统统撤职。”
情急之下，叶子龙亲自跑到街上，买了些芝麻烧饼和熟肉回来，做“烧饼夹肉”。他回来时，炉子已经生起来了，火很旺，水也烧开了。毛泽东吃着夹肉的烧饼，高兴起来：“叶子龙，你很会采购嘛，这是京城的名吃呢。三十年前在北平的时候，我就经常吃的。”
1918年夏，毛泽东从湖南省立师范大学毕业，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来到北平。由他的老师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的管理员，而当时图书馆的馆长就是李大钊。正是在这里，他得到李大钊等人的指引和熏陶，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如果没有那一次北平之行，毛泽东也许终身都默默无闻，走的是另外一条别样的人生轨迹。
1919年春，毛泽东离开北平，那时他还并不怎样出名，当时他人生中最大的成功，是得到了杨开慧的爱情。整整三十年后，1949年的春天，毛泽东又来到了北平，而这一次，他是即将要改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伟人。
吃完饭，周恩来从西郊机场赶来了，说那边已经准备就绪，请主席过去。
政协筹备会上，谈到国名，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沈雁冰等十多位代表认为应取消“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
随着解放军在前线的节节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被提上日程。6月15日到19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为了工作方便，毛泽东暂时从香山双清别墅移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会议期间，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人。他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奖“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诚恳地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
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他告诉卫士长李银桥：“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银桥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于是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8月28日，新政协特邀代表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李济深、郭沫若、蔡廷锴、张治中、龙云、李德全、史良等人都到车站迎接。
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就联名致函宋庆龄，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宋庆龄因身体欠佳等原因没有成行。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本来想亲自到上海迎接她，但由于公务太繁忙而无法成行。6月19日，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来到上海，曾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廖梦醒与她同行。因孙中山先生1925年病逝在北平，宋庆龄一向深感北平是最为伤心之地，但经与邓颖超、廖梦醒交谈，她考虑数日，终于欣然应邀北上。
9月7日，特邀代表、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由湖南到达北平。毛泽东也到车站迎接。当程潜走下火车后，毛泽东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间，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毛泽东先风趣地开了口：“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啊！这次接你这位老上司来，请你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接着，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晚宴时，毛泽东对程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
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过去有过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同蒋介石也有矛盾。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曾对程潜讲过寄予厚望的话。1948年7月，程潜受到蒋介石、白崇禧等人的排挤，由武汉行辕主任改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已在考虑同共产党合作，实行“应变”。1949年3月，程潜的故旧章士钊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在南京见到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殷切期望，说明共产党对其不咎既往，还将给予礼遇。这使程潜坚定了起义的决心。程潜回湖南后，在6月间将他表示起义决心的“备忘录”通过关系送给毛泽东。7月4日，毛泽东亲笔复电程潜，予以嘉勉。程潜收到毛泽东复电，反复看了几遍，决心“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当时，准备追随程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因1947年6月坚守四平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担心共产党不会宽容他，有所顾虑。毛泽东估计到这一情况，向章士钊交底：“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陈明仁看了章士钊给程潜的亲笔信，里面谈到毛泽东这一段话，于是顾虑尽除，加快了准备起义的步伐。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在长沙宣布起义。这件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震动很大，对加速中国南部的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9月19日，毛泽东与张元济、程潜、陈明仁、李明扬等民主人士同游天坛，陈明仁为在湖南起义前没有扣留蒋介石派员的失误而深深自责，毛泽东说：“没错没错，不要扣，革命不分先后，不要勉强人家嘛；今后，凡是愿意过来的，我们派飞机接，凡是愿意走的，我们派飞机送……”
新政协的《共同纲领》，实际上是我国宪法制定前的临时宪法，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采取单一制，还是采取苏联那样的联邦制？在《共同纲领》中要不要写入社会主义的前途？李维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中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采取联邦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完全同意他的分析，确定新中国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而不实行联邦制。
对于国家名称，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中华民主国”，1948年8月，他在一份给各民主党派的电文中，提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念念不忘“民主”二字，希冀以此作为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最大区别。但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一些代表感觉名称太长用起来累赘，雷洁琼发言提出看法：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
有的代表提议，国名可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认为：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哪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共和”本身也含有民主的意思，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很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他的意见最后为大多数代表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就定下来了。当时还有一个简称问题，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后面，加了一个括弧，里面写“简称中华民国”。这个简称引起许多代表的异议，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沈雁冰等十多位代表认为应取消“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他们说，国民党腐败专制，人民早已反感，咱们新中国干吗还沿用个旧名字？
周恩来、林伯渠特意邀请二三十位追随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的老前辈来开会商谈。黄炎培说为了照顾老百姓的使用习惯，最好还把简称保留，三年以后再去掉。何香凝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景仰崇敬，觉得留个简称是必要的。但她也表示：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前清进士周致祥极力反对，他认为“中华民国”已经成了祸国殃民的名称，只有用新国名才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不同。美洲华侨司徒美堂也说：中华民国与“民”无涉，二十二年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应该抛掉这块又臭又坏的招牌。国号是个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三年以后再改？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他激动地说，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都不敢改。
经济学家马寅初、教育学家车向忱都赞同司徒美堂的主张，沈钧儒则用法学观点解释道：“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其他文件上的其他简称。我们的国号加个简称，是法律上的大漏洞，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去掉“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后，侯波被派到中南海，负责拍摄筹备会情况。那时她的单位还是北平电影制片厂，白天来中南海拍摄，晚上就回去。侯波拍的照片，不管是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接见各界著名人物，还是生活照，全都保存在一个保险箱里。当时，组织上没有人向她交待有的照片可以公开发表，她自己也不懂有的照片能对外宣传。但侯波想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要绝对保密，自己拍的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照片也是保密的。
一天，有人把侯波带到一个办公室，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叶子龙问侯波：“对中南海熟悉了吧？”候波嘴上应酬着：“还可以吧，反正有许多同志都很关照，我的任务不就是拍照片嘛。”她的心里却揣摩着叶子笼的意思。
杨尚昆嘱咐侯波：“拍照片可不是件小事，主要是为中央首长的活动留一份形象档案，同时也关系到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问题。大家都说你工作很细心，摄影技术也很好，组织上决定把你调进中南海来，专门负责为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当然以毛主席的活动为主，其他的活动听办公厅安排。我们打算成立一个摄影科，由你来当科长，可是现在你只是一个光杆科长，摄影科只有你一个人，以后慢慢再调配人员。我们已经跟新闻电影制片厂打过招呼了，厂里的领导同意你来中南海工作，你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侯波感到责任重大，她当然服从组织的安排。就这样，侯波进入了中南海，成了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一干就是十二年。侯波全家都搬进中南海，住在勤政殿旁边。勤政殿是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和即位“登基”的地方，也是建国初期召开许多重大会议的地方。人民大会堂修建起来之前，重大会议多是在勤政殿、颐年堂和紫光阁召开，他在这三个地方照片拍得很多。勤政殿和毛泽东住的丰泽园挨得很近，侯波全家与毛泽东朝夕都能碰面，一直到1961年夏侯波调到新华社后才搬出来。
丰泽园在中南海的南海北岸，从西数第一个大门就是。1949年进城后，周恩来就住在这里，后来让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全家搬到了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在丰泽园大院的东侧，有一个院落叫“菊香书屋”。这个院落的北边有五间房，是毛泽东的起居室，大门的匾额是“紫云轩”，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很多年，“文革”前后才搬到了“游泳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一年中往往有半年甚至大半年都不在北京，而是乘坐专列到各地视察、调查和开会。在北京时，他也曾在玉泉山或万寿路的新六所住过，但那都是暂时性的，住的时间不长，他的主要住所还是中南海的丰泽园。
谈到国歌歌词，毛泽东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晚十九时，毛泽东等八十九位主席团代表步入会场，全体代表一致起立鼓掌欢迎。大会主席团就座后，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他以澎湃的激情讲出了一段传之久远的话：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成立了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六小组会议决定，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向全国发表启事，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然后进行评选。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各方人士协商确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力争选出一幅让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国旗方案。三十八幅国旗图案就环列在会场，各位代表都在思量着挑出一个最理想的方案。
剧作家田汉反复揣摩，提议采用第三十二号图案。这幅图案，在红色的旗面上，镌有一大四小五颗黄星，呈有序环绕排列，顶端还有镰刀斧头。田汉指出：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毛泽东接过画稿，也感到满意，并认可镰刀斧头可以去掉。最后与会者一致议定——以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这个图案原来的说明词，是说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代表说，照这样解释，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岂不要另换国旗？毛泽东表示：可以改换说明，不说四个小星代表四个阶级，而是一大星四小星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代表们都纷纷认可，这个方案就此定下，9月27日正式获得通过。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上海国际经济通讯社的普通职员曾联松。他不久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来函，赠送他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和人民币五百万元（旧币）。
国旗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了，国歌问题却遇到冷场。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要有庄严性，更何况必须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一时到哪里去找呢？
正当各位代表冥思苦想一筹莫展之际，画家徐悲鸿站起来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这首战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了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的长城。
徐悲鸿的建议让大家豁然开朗。建筑学家梁思成告诉大家：“我记得在美国时，听见有美国青年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选这支歌吧。”刚从美国回来的宗教代表刘良模也证实了梁思成的说法，他说：“一个国家的国歌应该有历史背景和国际影响，《义勇军进行曲》刚好具备了这两条。”
但有的代表持有不同的意见，觉得歌词需要修改，特别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显得时过境迁。毛泽东高屋建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领袖一语定乾坤，全场鼓掌表示通过。
国徽图案也收到了九百幅应征稿件，但和代表们对体现国徽特征的要求还距离较远。因此，国徽方案没有提交政协大会讨论，直到1950年6月才确定。
1949年9月27日，全体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通过了定都北京、公元纪年和国歌、国旗的决议案。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基本纲领。
9月30日，新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举行第八次大会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政协全国委员会是用协议选举的方式，即整个名单付诸表决，而不是用票选的方法选举的。下午十五时，执行主席刘少奇反复征询大会对候选名单有无意见，大家鼓掌表示无异议，然后付诸表决，全体举手一致通过。刘少奇宣布：一致通过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一百八十人的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名单。话音刚落，全场掌声大作。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用无记名联记的方式，进行投票选举的。在等待检票的时间，全体代表一致决定在首都天安门外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通过了纪念碑的碑文。
下午十八时，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宣读了由他亲自撰写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奠基典礼结束后，代表们回到中南海怀仁堂。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继续开会，并大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全场人员不由自主地一致起立，在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大家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掌声和呼喊声交织在一起，长达数分钟之久，这是怀仁堂这座帝王之殿从未出现过的激情动人的时刻！
接着，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了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的名单，他们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又宣布了陈毅、贺龙等五十六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名单。
最后，毛泽东主席和六位副主席登上主席台，主持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闭幕式，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
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