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饮马口考察完毕，毛泽东先是坐在草地上看着渠水，后来因为劳累，居然躺在草地上睡着了。小睡片刻醒来后，他发现对岸有个放羊的老翁，便匆匆过桥去攀谈。
当晚，毛泽东急切想看到“引黄济卫”工程“人民胜利渠”，睡不着觉。31日清晨五时，天还没亮，毛泽东催促罗瑞卿让毕占云赶紧派车，登上专列，驶往新乡。八时，专列到达郑州，毛泽东下车到邙山考察。从农家窑洞里走出来的农民刘宗贤，端来一碗水让毛泽东解渴，卫士也匆忙从随身携带的水壶中倒了一杯茶水，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推开卫士的茶水，从刘宗贤手中接过粗瓷碗，一饮而尽，还连声道：“谢谢！谢谢！”
告别刘宗贤，毛泽东向上攀登，来到邙山尽头一个名曰“小顶山”的地方，在土坎上席地而坐，眺望黄河铁桥。他对张玺等人袒露了自己的心愿和情怀：“黄河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连年征战，乱砍乱伐，造成的一条害河。俗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富了前后套，害了山东和河南。它一出三门峡，就像一匹收不住的野马，搞不清哪里会出乱子，多少人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驯服它。绝对不能让它出乱子，否则，我是睡不着觉的。”
十时许，毛泽东下山登上专列，专列前行，到黄河铁桥，毛泽东下车在桥上走了走。十一时许，到黄河北岸。平原省省委书记潘复生、省长晁哲甫等人前来迎接。平原省的建制撤销的文件刚刚下发，他们邀请毛泽东与省委同志见面合影以作纪念，毛泽东婉拒了，表示不愿扰民，想看“引黄济卫”工程。
专列到了人民胜利渠的支线，毛泽东一行改乘专供铁路工人使用的平板车，在小火车头的牵引下，于十二时到人民胜利渠。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新建成的引黄灌溉大闸。毛泽东提议去引黄渠看看。到了引黄灌溉大闸管理处，听完管理人员介绍，毛泽东问：“把闸门打开进水看看行吗？”陪同的人告诉他：“现在这里还没有电，开闸都是人摇。”毛泽东提议：“那咱们一起去摇开它吧。”说罢，便脱去大衣，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闸开了，黄河水滚滚涌进。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在那里深思片刻，像是自言自语：“沿着黄河每个县都建一座引黄闸就好了。”
下午十四时，毛泽东坐平板车，回到专列，坐专列到达新乡。他只用十分钟就吃完午饭，又决定去引黄入卫渠的汇口饮马口看看。一行人上了平原省提供的小汽车，因当时直达饮马口的公路还未完全修通，毛泽东还步行了两华里，才到达饮马口。
在饮马口考察完毕，毛泽东先是坐在草地上看着渠水，后来因为劳累，居然躺在草地上睡着了。小睡片刻醒来后，他发现对岸有个放羊的老翁，便匆匆过桥去攀谈。攀谈后回到渠畔，又碰到四五个放羊的农民。他问老农：“政府搞建设，占了你们的土地，影响了生活没有？”老农说：“政府占了地，给了卖地钱，还给家里年轻人分配了工作，挣工资，养家糊口，不影响生活。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农民土地改革，农民翻身有房住，有地种，很能吃饱肚子。咱农民应该支援国家建设。”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当晚，毛泽东又在专列上过夜，专列停在原道清县的岔道上。
11月1日上午，专列向安阳驶去，车到汤阴停车时，毛泽东提出要去看岳庙，岳庙离车站只有两华里。没想到，候车室里的群众认出了在月台上散步的毛泽东，人们顿时拥挤在窗口欢呼，口号声震彻云霄。罗瑞卿一看这个阵势，只好劝毛泽东赶紧返回火车。
十时，毛泽东到达安阳，换乘小汽车进城，参观了小屯殷墟。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当时小屯宣布了“戒严令”，但老百姓爬上房顶，骑在墙头，站在竖起的梯子上，都想看看毛主席。当地负责导游的干部呵斥群众：“瞧什么，都下去，待在家里不准出来！”毛泽东很不高兴：“你们专搞些脱离群众的名堂，让那些老百姓都下来么，我又没长三头六臂。”
参观完殷墟，上车后途经一家书店，毛泽东想下车看看，罗瑞卿不同意。毛泽东在车里发了脾气：“在汤阴下了车，不让我看岳庙，现在又不准我进书店，为了啥子呀？”罗瑞卿没有答话，只是下令让司机开车。但是接下来，毛泽东还是参观了袁世凯的墓地。
11月3日凌晨一时，他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一直很关心着黄河，关注着黄河。他说：“别人是不到黄河不死心，我是到了黄河也心不死，一定要把黄河修好。”他曾多次渴望游黄河。1958年8月7日他视察郑州兰封东坝头，就打算横渡黄河，保卫人员再三劝阻，终于作罢。1959年9月21日，他在山东泺口险段视察黄河，对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就是还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季到济南来横渡黄河。
但终其一生，毛泽东没有游过黄河。应该说，同别的江河相比，毛泽东对黄河更加心怀敬意。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8月1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作了自我批评：“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
在毛泽东这次外巡期间，2月19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年初认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指示，主持召开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座谈会。到3月上旬，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对政务院工交、财贸、政法、文教等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了分工。
其中，外交工作(包括外贸、侨务等)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及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门由高岗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等由邓子恢负责；劳动部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1952年8月后，在各大区中央局主持工作的东北局高岗、西南局邓小平、中南局邓子恢、华东局饶漱石、西北局习仲勋都奉调进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计委举足轻重，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以国家副主席兼任计委主任，又分管八个工业部，位高权重，同其他进京的中央局书记相比，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1953年3月初，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未经中央正式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又同饶漱石谈过。在高岗看来，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人，他认定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搞的，便到处散布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利用名单问题大做文章，在党内进行挑拨。[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78页。]
1953年6月13日到8月13日，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财政问题，一开始就集中到对新税制的讨论和批评。7月11日薄一波作第一次检讨以后，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了许多不适当的政治帽子，有的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使会议走偏了方向。8月1日，薄一波作第二次检讨，仍不能通过。这样，会议就很难作结论，也结束不了。
据薄一波回忆，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8月7日，高岗作了一个发言。他的发言很特别，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却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发表过的一些意见，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例如，1947年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话，1949年天津讲话中的一些提法，1950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1951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很明显，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58、278页。]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诬蔑中央有“圈圈”，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他特别着重攻击刘少奇，同时鼓吹他自己。饶漱石也在这个时候同高岗站在一起反对刘少奇。所谓“圈圈”问题就是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来的。饶漱石先是在中央组织部内部，向被他认为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发动无理的斗争，随后在1953年9月、10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搞了直接反对刘少奇的斗争。[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48页。]
8月11日，在怀仁堂召开全体大会，周恩来做结论，引述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此正式载入党的正式文件。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8月1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作了自我批评：“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毛泽东认为自己的错误，一是对财经工作“抓得少，抓得迟”，“抓了一些，但没有钻。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另外还总结了自己在统收统支、预算问题、查田定产、扫盲、失业人员登记等方面的错误，“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
毛泽东最后讲到，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他重申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几条规定：“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全国财经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在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后，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阴谋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准刘少奇。他捏造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不满意。还传言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高岗搞政治局。在另外一种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78页。]
1953年10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游说，散布大量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他大谈“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制造“军党论”，去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他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
12月中旬，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12月15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在毛泽东外出休假期间，中央工作由谁主持。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多数同意由刘少奇依照以前的惯例主持中央工作，不轮流；高岗却表示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会后，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不正常活动。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作过详细的叙述，他说：“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1953年12月17日，毛泽东与邓小平、陈云谈话，后来周恩来也参加了。18日、19日，毛泽东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20日，毛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22日，毛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22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23日，毛泽东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了批评。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与陈云谈话后，毛泽东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着手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