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除秦以外的各主要诸侯国，封建社会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取得了政权，并在不断巩固政权。由于古老的井田制的破坏，而出现的小块土地私有者(即自耕农)，到战国中期，因土地兼并剧烈，许多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小块土地。加上频繁的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痛苦。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起来。
孟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那部分地主阶级的利益，企图缓和这种矛盾，而提出了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中心的“仁政”主张。
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他说：“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才能当天子”。因此，国君对人民必须行“仁政”，与民“同忧”、“同乐”。孟子还认为对不行“仁政”的暴君，可以流放，甚至可以诛杀。如周武王讨伐残暴的商纣王，孟子认为是诛一独夫，并不是弑君。这种思想，尽管是从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但在历史上却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孟子“仁政”的具体措施：
第一、“制民恒产”。即由封建国家给予农民“百亩之田”，“五亩之宅”。他主张，实行他提出来的“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这给予农民“私百亩”的土地是“恒产”，规定“死徒无出乡”，就是说土地不能买卖，把农民世代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是承认个体农民的合法性和限制土地兼并的办法。
第二、保护农业，减轻租税。孟子认为统治者征发兵役、力役要不误农时；春耕春播的时候，对有困难的要给予适当的帮助；秋后，对受灾地区要减少赋敛。他主张用十分抽一的“什一之税”，土地税采用劳役地租。这些是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办法。
第三、“省刑罚”，主张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即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孝”、“悌”则是教育的重要课题。其目的是使人民成为顺民，从而巩固封建等级制度。
如何保证这些措施施行呢?孟子提出了“尚贤”的主张，认为必须用贤德的人来实行“仁政”主张。国君应当尊重“贤人”。“尚贤”的最高形式是禅让，即把君位让给“贤人”。但是，孟子认为只有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才可以不论贵贱亲疏破格任用。而一般情况，用人还是不能逾越等级。他主张保留世袭贵族的特权，认为贵戚之卿的权力比异姓之卿大。还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就使孟子的“尚贤”主张带有浓厚的调和主义色彩。
孟子为了保证他的“仁政”主张能够实施，激烈地反对兼并战争，主张用“不嗜杀人”的“仁义之师”，用“仁政”的办法，使民心归向，从而实现统一中国的目的。主张用和平的方式来统一天下，这反映了孟子害怕进行激烈斗争的改良主义观点。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孟子反对战争，主张统一的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长期遭受战争的苦难，要求和平与统一的愿望。
在孟子的思想中，包含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孟子的思想体系，是为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巩固而服务的，把封建的剥削压迫合理化，说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是“天下之通义”，构成了相当系统的“压迫有理，剥削有功”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论点。孟子在“仁”、“义”的说教之中，包含着重视经济，特别是为了保护地主经济发展应该为劳动者提供一定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思想在内。孟子虽然是从剥削阶级立场出发，反对农家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主张社会分工。但却反映了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思想论点。孟子以“民贵君轻”为中心的“仁政”主张，反对暴政，痛斥暴君，继承了西周以来“重民轻天”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的作用。这是孟子思想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主要部分。历史上许多进步思想家，往往利用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作为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重要依据，这绝不是偶然的。但是，孟子的主张保留了浓厚的旧框框，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他认为性善是天给与人的本性，“仁、义、礼、智”是人生下来就具有的四个善“端”。只要把这些善“端”扩而充之，就人人都可以为尧舜了。孟子的“仁政”就是这样推论出来的。他认为，人人都有同情心，这就是“仁”的善端，把这种同情心推而广之，用到政治上，就是“仁政”。孟子的“性善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他认为虽然人一生下来就有善性，但是只有“君子”(统治阶级)才能保存，而“庶民”(老百姓)则很快就丧失了。这就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划分和阶级压迫提供了理论根据。
基于“性善论”这种天赋道德观念，孟子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因此，他主张内心反省，从而达到“万物皆备于我”、“左右逢源”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孟子还鼓吹天命论。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顺之则存，逆之则亡”。而命是由天定的。他提出了“分定”说，认为人得于天的性分是有一定的，即天使人与人之间的地位有所差别。因此，应该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孟子提倡宿命论，同时也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如，他说：“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不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一定限度，最终还是被天命所束缚。他认为，只要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就能知道人的本性，知道人的本性，也就知道天命了，即达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能省悟到天的意图，因而不去违抗天意，做到“安贫乐道”。可见，孟子的“知天”，不过是主观上幻想出来的一种精神解脱。所以，他这套“尽心”——“知性”——“知天”的哲学体系，最终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孟子的历史观认为，统治者是“先知先觉”者，而人民被视为群氓。这是一种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孟子还认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又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它对后来的邹衍“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有直接的影响。但“一治一乱”的思想中，也包含事物可以转化的一些辩证思想因素。
综上所述，孟子的“仁政”主张和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制造理论根据和麻痹劳动人民斗争意志的，所以很受历代反动统治者重视。公元1083年宋朝的神宗封孟子为“邹国公”，公元1331年元朝的文宗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他与孔子一起同受封建统治者顶礼膜拜。
许行的生平及主张
许行是战国时期农家的代表人物。生卒年代不可考，约当公元前390——公元前315年之间，与孟轲是同时代人。他的事迹和主张仅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从《孟子》记载他“自楚之滕”，和孟子骂他为“南蛮(ｊｕé抉，即伯劳鸟)舌之人”，可见许行是楚国人。有人认为《吕氏春秋·当染》所说的墨子再传弟子许犯就是许行，但是并没有确证，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许行有门徒几十人。这些人生活极简朴，穿普通的粗麻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过着流浪的生活，是农村中的赤贫者。许行带着门徒到了滕国，不求高官厚禄，只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一间房子，安定居住下来，以从事耕种。当时许行的主张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以至使儒家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抛弃了儒学而拜许行为师。
许行的主张，我们从陈相转述许行的话来看，主要有两点：
第一、主张君民并耕之说。他认为贤良的国君要和百姓一起参加耕种才能吃饭，自己做饭还得为百姓办事。如果国君不这样做，而又拥有储藏粮食的仓廪和存放钱财的府库，这就是损害百姓来供养自己，这样的国君怎么说得上“贤”呢!
第二、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许行在主张社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用农产品粟，直接去交换手工业产品帽子、锅甑(ｚèｎɡ赠，古代做饭的一种瓦器)和铁制农具等。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办法。交换时的价格如何定呢?许行认为布匹丝绸只要长短相等，则卖价相同；粮食只要多少相等，则卖价相同；鞋只要大小相等，则卖价相同。这样一来，市场上的同种物品的价格都有统一的规定，在市场上的同种物品就只有一种价格，没有第二种价格，因此没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即使小孩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也没有人欺骗他。
许行的主张，反映了战国时期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的君民并耕之说，反映了当时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想。这种主张虽然不可能实现，但是它要求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与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他的价格论反映了当时农民阶级反对商人利用市场高利盘剥，要求调整物价的愿望。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许行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使他对社会分工和价值问题不可能有科学的、全面的认识。因为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尽管它是建筑在劳动人民付出血汗代价基础上的，但是，它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然而随着阶级的消亡，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也将逐步消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是十分可贵的。但是，与此同时，孟子在和农家的论辩中，提出了社会分工不可避免的合理命题。但却抓住许行关于社会分工理论的弱点，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脑力劳动者和剥削阶级等同起来，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必然性为剥削制度进行辩护，进而把它说成是“天下之通义”，提高到普遍原则的高度，从而论证了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更是十分错误的。
庄子的生平及《庄子》一书的主要内容
庄子姓庄，名周，战国时的蒙人(今河南、安徽交界处)，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死于公元前286年，与孟子同时。他是一个破落的贵族知识分子，战国时期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据《史记》和《庄子》记载，庄子在他的家乡蒙这个地方，当过管漆园的小官，干不了多久，他辞职回家，生活穷得跟人家借米，有时他不得不打些草鞋卖点钱混日子。他平时衣履不整，有一次魏王召见他时，他就穿着补了又补的衣服。尽管他也有些朋友，如作过魏国宰相的惠施，就是他的一个好友，但是他不愿意同新兴地主阶级合作，所以不肯出来做官。传说，有一次楚威王派两个人带着重金请他做楚相，他拒绝了，他说他要过逍遥自在的隐士生活。他对一切抱无所谓态度，认为生死本来没有什么区别，生不足喜，死不足悲。他的妻子死了，他也不哭，坐在尸体旁边，当着惠施的面，敲着瓦盆唱起来，即所谓“鼓盆而歌”。
《庄子》一书，是庄子的门人汇编和添补起来的，与《老子》的哲理诗不同，书中用了不少寓言故事和对话来表达庄子的思想。据《汉书》记载，《庄子》原来有五十三篇，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有三十三篇，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照过去传统的看法，认为“内篇”是庄子自己写的，可以代表庄子思想，外、杂篇是他的弟子补添的，甚至有的是别人伪托的，不能作为研究庄子的思想资料。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很全面。“内篇”固然是研究庄子思想的主要依据，但外、杂篇也包含有庄子的一些思想，还是可以作为研究庄子思想的参考资料。
从《庄子》一书中可以看出，庄子是从右的方面发展了老子思想中的消极部分。首先，庄子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把老子对现实社会的诅咒和不满，进一步发展为对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厌弃和否定。但他又不敢起来反抗斗争，而是悲观绝望，在主观意识中寻求精神解脱，以安慰自己的没落遭遇。
在哲学上，庄子把老子关于万物生成于精神性的“道”，从主观上又加以膨胀。庄子说在“道”之上，还有个“无始”。“无始”之上还有个“无无始”，在那里无所谓有“有”和“无”(《庄子·齐物论》)。那末，最后到底是什么呢?庄子说再往上，可以说似乎有个什么，也可以说不是个什么。到了这一步是不可言语、不可思议，也不必讨论，就是他所说的，“言之所尽，知之所至，……议之所止”(《庄子·则阳》)。庄子这一堆“废话和胡说”，是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
在认识论上，庄子把老子在不正确地阐述对立统一思想的时候所产生的相对主义，加以无限的发挥，从而否定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在庄子看来，人们分别出大小、美丑等等，那只是从人的主观上产生的。而且每个人的认识又不一致。他不伦不类的举了个例子说：古代美人毛嫱、丽姬，有人说她们美，可是为什么鸟见了她们就吓得往树林里飞?为什么猴子见了往山上逃?为什么鱼吓得往水里躲?可见人的认识并不可靠，从而对人的认识也提出了怀疑。这种怀疑，以至于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莫明其妙。庄子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他梦见过蝴蝶，不知是他自己在梦中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子?这个有名的“庄周梦为蝴蝶”故事，很典型的说明庄子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以此，真理的是非标准，在庄子看来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庄子觉得，人要是“觉悟”到这一步，就可以超脱一切，甚至也能摆脱自己肉体的拖累(“无己”)，才能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成为“至人”、“真人”。甚至超过大鹏，不要粮食和空气，在宇宙间作“逍遥游”，与天地混然一体，什么生死、荣辱，就不知为何物了。因此，一个人要成为“真人”，就得忘掉世界上的一切，忘掉自己。这就是所谓“坐忘”。这些正是反映战国时期没落的贵族阶级失去一切的绝望情绪，也是这个阶级在消极悲观之中，自我麻痹自我安慰的表现。
庄子的哲学是战国时期没落阶级唯心主义的典型。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起过消极反动的作用。到魏晋时期，腐朽的世家豪族，以庄子虚无主义哲学掺杂了外来的佛教思想，建立了更为精细的唯心主义“玄学”。“玄学”也叫“老庄哲学”，如何晏、王弼以无为本的贵无哲学，对生活抱着“超脱”、“高傲”的颓废态度。这种哲学思想，成为以后一切没落阶级及其士大夫“明哲保身”的思想理论，也成为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精神武器。
名家的来由及其代表人物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由于这一派着重于名词、概念的辩论，所以当时的人叫他们为“辩者”、“察士”。汉朝司马迁、班固把他们叫做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