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十分尖锐，封建割据战争连绵不断，形成长期的混乱局面。同时，南北的豪族地主势力不断膨胀，他们封山占泽，兼并土地，尽力地扩大占有和加重奴役佃客和奴婢。因此当时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不时地爆发农民起义。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更是声势浩大，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留下深刻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除去加紧血腥镇压之外，也迫切需要利用精神武器，来瓦解和涣散人民的反抗意志。佛教正是适应这一要求，应运而盛的。
佛教有很大的欺骗性。这是佛教在魏晋南北朝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儒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套陈腐的谰言，已经受到普遍的怀疑。道教宣传“羽化成仙”，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又求取“长生不老”，也根本做不到，骗术不太灵了。佛教则从“神不灭论”出发，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生的幸福。列宁说过：“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有的佛教流派，还虚伪地提出“人皆可成佛”、“顿悟成佛”的说法，对隔世的幸福作出廉价的许诺，似乎人人都能如愿。这就更容易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封建统治者正需要这样的宗教来帮忙。南朝宋文帝曾经说：佛教广大无边，是最高的真理，可以开通人们的心灵，如果普天下百姓都皈依佛法，“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一语道破了封建统治者所以看中佛教，以致佛教急剧发展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确实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分不开。如北朝前秦的苻坚，后秦的姚兴，北魏的文成帝，南朝的宋明帝、梁武帝、陈后主等，莫不崇敬佛法，尊礼高僧，对于佛教，从政治上保护，从经济上支持。南齐宰相竟陵王萧子良，为僧众设斋，亲自给他们端水送饭。梁武帝时定佛教为国教。他本人几次到同泰寺舍身去作“寺奴”。然后每次又由群臣筹集一万万钱或两万万钱的巨款把他赎回来。他们这些虚假丑恶的表演，无非是要扩大佛教的影响，抬高佛教的地位。
在封建统治者的扶植下，佛教的影响空前扩大，其政治势力和经济力量也就随着恶性膨胀起来。较大的寺庙，往往“侵夺佃民，广占田宅”，北齐统治的地区，甚至达到凡是良田沃土，都为寺院所有的地步。寺院有享受免役、免税的特权。手是很多农民被诱投靠佛寺充当佃户。有人说萧梁时期的寺院，使“天下户口，几去其半”，可见寺院占夺劳动人口的严重程度。这就构成了独立的寺院经济，出现了实力强大的寺院地主阶层。这种现象，还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寺院地主力量的壮大，既是佛教空前发展的产物，也反过来为佛教的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佛教寺院，占田夺人，经济力量越来越大，会与封建国家以及世俗地主发生一定的矛盾，有时激化起来还会引起激烈的斗争。南朝、北朝都曾有过大举“灭佛”行动，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就曾亲自出马，下令拆庙毁像，田产设官，勒令僧尼还俗。但是不久以后，也都会有另外的统治者出面“兴佛”，恢复佛教的声势。“灭佛”而后又“兴佛”，反映了封建统治者与佛教之间，既有矛盾，也有勾结，而互相利用则是其基本的方面。这就决定了，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遭到过一些冷遇，它的迅速扩张是无可避免的了。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人杜牧的名句，勾画出佛寺兴旺。不少封建统治者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筑佛寺。北魏在天宫寺铸造佛像，耗铜十万斤，黄金用去六百斤。又开凿洛阳龙门石窟，历时二十三年，费工八十多万。南方的寺院建筑，往往“费竭财产，务存高广”，有的还是“层宇奢侈，博敞宏丽”，连诸王的宫殿比起来都相形逊色。这些宏大建筑，归根到底，“皆是卖儿贴妇钱”，无一不是吮吸劳动人民血汗而来。
封建统治者“兴佛”，原要借助于劝善说教，遮掩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不料佛教的发展，却刺激了社会矛盾更加紧张。既有压迫，必有反抗。在新的形势下，受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压榨的人民，处在底层受压的低级僧侣，干脆直接利用佛教的形式，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北魏末年，和尚法庆领导大乘起义军揭竿而起，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他们宣传“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不但攻占官府，惩杀贪官污吏，而且把斗争矛头指向罪恶累累的寺院地主。大乘起义军所到之处“所在屠灭寺舍，斩戳僧尼，焚烧经像”，沉重打击了寺院地主和封建统治。人民群众起来“以佛攻佛”，历史辩证法的这一精彩演出，恐怕是当时封建统治者始料难及的吧。
祖冲之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字文远，祖籍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
祖冲之祖辈多精于科学技术。他的祖父叫祖昌，在刘宋朝廷里任“大匠卿”，是负责营造设计的官职。祖冲之年轻时就有博学的名气，曾在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还做过南徐州从事史、司徒府的公府参军、娄县令等小官，而长期在中央做谒者仆射，管朝廷礼仪方面的事，后来还兼领长水校尉，掌管联系少数民族工作。祖冲之从小就“专攻数术，搜练古今”，为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仕以后，也利用公余时间，坚持钻研学术。他能吸收前人的成果，但又“不虚推古人”，而善于独立思考。因此，经过长期努力，终于成就为大科学家，在数学、天文、机械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在数学方面的突出成就，是求得比较精确的圆周率。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圆周与直径的比例，大体上是三比一，即《周髀算经》所说的“周三径一”。这个数字不够精确。后来经过历代数学家的推算，越来越接近实际数值。如西汉刘歆求得了3．1547；东汉张衡求出了3.16；曹魏时的刘徽求得3．14，刘宋时的何承天求得了3．1428等。祖冲之注意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利用刘徽创造的“割圆术”，又给以进一步发展，继续推算圆周率。当时运算的工具是竹棍(“筹”)，对九位数字的大数，要经过一百三十次以上的计算，包括开方在内，这是很艰巨的任务。祖冲之经过艰苦的运算，终于得出了结果：大于本数的近似值(“盈数”)，是3．1415927；小于本数的近似值(“朒数”，朒，nù)是3．1415926，圆周率应界于两者之间。祖冲之还用355/113的分数值，表示圆周率的“密率”，即圆周率的最佳渐近分数。
祖冲之求得的圆周率数值，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成就，是个了不起的贡献。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的科学家。九百年以后，一位中亚的数学家推算到小数点后的十六位数字，才算超过了祖冲之。而祖冲之提出的“密率”，更是世界数学史上的伟大发现。用355/113来表示圆周率，在外国要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后。那时，德国的渥脱和荷兰的安托尼兹，先后求得355/113这个分数，西方数学界还把它称为“安托尼兹率”。其实，他们已经比祖冲之晚了一千多年。一位日本数学家曾为此建议，应该把“安托尼兹率”改称“祖率”，将荣誉还给中国这位伟大的古代数学家。
除此之外，祖冲之还注释过《九章算经》，编写过一部《缀术》。《缀术》有六卷，约由数十篇论文组成，是祖冲之研究数学的主要代表作。到唐代时，还把《缀术》列为国学中数学课目的主要教科书，并规定四年学完。这部书内容丰富深奥，可以想见。无怪《隋书》评论他的研究成果时，说是“算氏(数学领域)之最者也”，确实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在天文历法方面，祖冲之的贡献也很大。他长期坚持天文实测工作，获得大量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为日后改革历法打下了基础。南北朝初期，普遍使用的是何承天编订的《元嘉历》，这已经比以往各种历法有很大进步。祖冲之经过实测和研究，发现《元嘉历》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便根据自己研究的成果，重新制订出一种新历法，史称《大明历》。
《大明历》比起《元嘉历》以及其他古历，主要有两大进步。首先是开始应用“岁差”，这在我国历法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所谓“岁差”，是指太阳从上一年冬至日运行到下一年冬至日，在天空上的位置移动距离。过去一直认为太阳在冬至日的位置，永远是不变的。东晋的天文家虞喜，首先发现“岁差”现象，并算出每五十年西移一度，这是很大的进步。这一成果一直未被引入历法，因而影响计算太阳运行的准确位置，造成推算日、月蚀日期的差误。祖冲之经过实际测定，证实了虞喜的发现，作出“日不独守故辙”的结论，求得自己计算的“岁差”数值，并引用到《大明历》中。经过公元436年~459年二十三年间四次月蚀的检验，证明了《大明历》的推算是正确的。在研究“岁差”的基础上，祖冲之测定了“回归年”，即两年的冬至点之间的时间，是36524281481日。这与现代天文科学测得的结果比较，只差50秒钟，一年的相对误差仅有六十万分之一，已经达到十分缜密的程度了。
《大明历》的另一个重要进步，是改革了闰法。我国古代长期沿用十九年安排七次闰月的办法。为什么要有闰月?原来，日行一年，(即地球绕日一周)，约365天多一点，月圆十二次，(即月绕地球十二圈)，约355天，二者相差十天左右。如果只以月圆十二次计年，二十四个节令的时间每年实际上都要差十天，会造成很大麻烦。因此才找到十九年七闰的办法来解决，这是很重要的创造，但还不够准确。祖冲之经过测算研究，发现旧法每隔二百年就要比实际多出一天。他便提出了新闰法，每三百九十一年，安排一百四十四个闰月，大大提高了《大明历》的精确性。
公元462年，祖冲之把他创造的《大明历》，连同给皇帝的《上大明历表》，送交刘宋王朝。在朝廷讨论中，有个叫戴法兴的大官僚，认为祖冲之改变古历，是“诬天背经(儒经)”，还说什么“古人制章，万世不易(变)”，坚决反对采用《大明历》。祖冲之这时勇敢地站出来，当着皇帝的面，和戴当场进行辩论。他根据天文实测结果，针对戴的谬论，逐条进行反驳，终于驳倒了戴法兴。祖冲之为此而写的《驳议》，成了科学史上闪耀着唯物主义光辉的重要文献。《大明历》当时未被采用，在他死后十年，才为南齐政权正式颁行，并沿用八十余年。
祖冲之在物理机械方面也有很多发明创造。他造出的“千里船”，日行百余里，在江中试行，比一般的船快的多。又设计制造一种利用水力推动的“水碓磨”，能同时舂米和磨面。祖冲之“追修古法”改造了一辆“指南车”。由于改用铜质齿轮、机件，提高了灵敏度，做到“圆转不穷，而司方(向)如一”，史称“马钧以来，未有也”。当时有一位名叫索驭麟的人，也会造指南车，皇帝让二人各造一辆，拿到御苑里“对共校试”。比试的结果，祖冲之所造运转自如，要高明的多。
祖冲之的儿子祖暅、孙子祖皓，也都是科学家。尤其是祖暅，不仅当时就是祖冲之进行科学研究的得力助手，后来更继承父业，取得不少新的成就。祖暅曾在嵩山建立观测站，经过实测，发现北极星与实际的北天极相差“一度有余”，打破了北极星与北天极居于一点的传统错误观念。他也著有一部《缀术》，汇集了自己在数学研究上的新成果，“时人称之精妙”。据《南史》记载，祖暅进行研究时，精神非常专注，“当其诣(到达)微(精微)之时，雷霆不能入(耳)”。有一次，他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思考，一头撞到仆射徐勉身上，徐勉赶紧打招呼，祖暅才惊悟过来。从此留下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祖暅的成长，是和祖冲之精心培育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