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在位时，武则天曾主使重修《氏族志》，改称《姓氏录》，把后族列为第一等，其余一律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分成九等。官至五品者，皆升列士族。于是从士兵出身立军功致五品官者，也可以跟过去的世家大族并列在一个等级中间。《姓氏录》完全打破了士族和庶族的界限，提高了出身低微的官员的地位，因而为普通地主所拥护，为士族地主所反对。
压制世家大族，必然要培养忠于自己的新进官僚。科举制度是普通地主爬上政治舞台的阶梯。武则天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在贞观二十三年里，进士共二百零五人，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五十五年中，据不完全的纪录，进士就有一千多人。690年，武则天亲自策问举人，表示注重科举。笼络人心，从此开创了“殿试”，还开了武举。过去各州选送举人，排在贡物之后，她改为先人后物，表示重视人才。
为了多方发掘人才，武则天很注意破格用人，还鼓励各级官吏举荐人才，并且还允许自荐。她在洛阳铸了四个铜匦(guī鬼)，其中有一个叫“延恩”。要求做官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诗赋文章投进去自荐。被荐或自荐的人，只要有才能，就可以很快提升。但是对于不称职的官员，也毫不客气地罢斥降免，甚至诛杀。她听说王及善有才干，想用他做滑州刺史去防卫契丹。当她和王及善谈话以后，发现他很有政治眼光，可以做更重要的事，就立刻改变主意，留他在朝内做内史。后来王及善对她提了不少建议，大都为她采纳。比较突出的例子是狄仁杰。他是科举出身的一个普通地主官僚。高宗时他做过大理丞，曾在一年内判理了积压下来的有关一万七千多人的各项刑狱案件，断得较为公正。武则天执政后，他两度做宰相，曾对武则天提过许多建议和批评，武则天大都能采纳。她晚年提拔起来的姚崇、宋璟，到玄宗时，都成了名相。初唐四杰中的骆宾王，曾写了一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对她进行了激烈的人身攻击。但当她看到“一坏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几句之后，却盛赞骆宾王之才学，并说：“有这样的人才，让他流落，这是宰相的过错。”
武则天还以修书为名，广召文词之士入禁中，让他们参议朝政，处理百司奏章，以分宰相之权。当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在这些人中间，很多是关东、江南的普通地主。
从徐敬业起兵叛乱以后，武则天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奖励告密，对抱有反抗意图的唐宗室、贵族和官僚进行严厉镇压，先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接着又杀大臣数百家。至于所杀中下级官员，就多得无法统计了。武则天诛杀的主要对象是反对自己的元老贵族。但是，由于她的纵容支持，有许多并非反对她的人，也因酷吏的罗织陷害而冤死，而人民在这种告密的情况下，冤死者则更无法统计。
武则天比较重视农业生产。684年，她下令奖励农桑，并说凡是做到耕地增加、家有余粮的地方，地方官可以得到奖赏；如果户口减少，就要受处分。在她统治的时期，社会经济继续上升，国家掌握的民户数字不断增长。652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前三年，全国为380万户。到705年，武则天被迫退位时，增加到615万户。
武则天在加强封建国家的边防，改善唐和边境各族的关系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高宗时，吐蕃贵族并吞吐谷浑，攻占安西四镇。武则天一面派王孝杰领兵收复安西四镇，一面争取恢复和亲，使双方的关系缓和下来，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ｑｉūｃí秋词，今新疆库车)。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边疆，702年，武则天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置北庭都护府。
武则天一方面表现为一个有政治才干的封建政治家；另一面，她提倡祥瑞，立颂德天枢、筑明堂、造天堂、铸九州鼎、建三阳宫、兴泰宫等，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大大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由于佛教徒曾私撰《大云经》，作为武则天受命代唐，建立周朝的根据，所以武则天特别尊崇佛教。她劳民伤财，大造佛寺佛像。她度人做和尚尼姑，放任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农民。她宠爱的和尚薛怀义，仗势横行，无恶不作。
武则天晚年放纵武氏亲族集团，侄儿梁王武三思把持朝政，和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等勾结，把朝政搞得混浊不堪。她的女儿太平公主想学母亲的样子，勾心斗角，争夺权势。武氏亲族集团和一批新贵权势在武则天的纵容之下，成为新的特权阶层，霸占土地，勒索田租，经营高利贷，做了很多坏事。705年，武则天提拔起来的大臣张柬之等乘她生病时发动政变，杀了张易之兄弟，拥唐中宗复位。就在这年十一月，她病死在上阳宫，年八十二岁。
一千多年来，封建史书上为了武则天是女人当皇帝而争论不休。我们则把她放在封建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去分析。武则天参政和当政五十年。在她当政时期，贞观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仍在继续，对于后来玄宗“开元之治”的封建全盛时代，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处理唐高宗去世前后复杂的局势中，武则天表现了不平凡的个人才干。就“纳谏”和“用人”这两点来讲，连许多具有封建正统思想的人，也为之赞叹不止。但是，和封建社会许多杰出的统治者相比，武则天的消极面，也十分突出。她为了巩固个人的地位，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崇信佛教，奢侈浪费。特别在她统治的后期，朝廷政治日趋腐败，形成一批为武则天所纵容支持的新的特权贵族。他们作恶多端，残害人民，为人民所痛恨。至于她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勾心斗角，玩弄阴谋权术等剥削者手段，更暴露了她的地主阶级本性，而且往往为后世的野心家所师承。
唐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
唐朝前期，由于广大农民辛勤劳动，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曲辕犁和简车就是当时新出现的生产工具。
“曲辕犁”又叫“江东犁”。根据陆龟蒙(唐末人)写的《耒耜经》一书记载，曲辕犁由十一个部件构成。同以前的步犁相比较，曲辕犁有三处重大改进；直辕改成了曲辕；增装了犁评；增装了犁壁。曲辕比直辕灵活，更便于操作。推进犁评使犁箭向下，入地深，拉退犁评使犁箭向上，入地浅，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需要。犁壁可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减少犁前进的阻力，提高耕地速度。曲辕犁是唐朝农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是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的一个标志。它的使用始于何时还难以断定。不过，陆龟蒙所见的曲辕犁已经定型，表明它的出现应早于唐朝末年。
随着农业的发展，灌溉器具也有新的进步。早就有的桔槔和辘轳，唐朝时使用更加普遍；东汉三国时期出现的翻车，唐朝时继续得到推广。此外，唐朝又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叫做筒车。筒车的形制随处而异，种类颇多。四川地区的筒车，形状像纺车，用细竹制成，车上绑着竹筒，旋转时，竹筒在低处舀水，至高处泻水。杜甫的《春水》一诗写道：“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所谓“连筒”就是指这种竹筒筒车。还有一种木桶筒车：水车上许多木桶相连结，人用脚踏或用手牵挽，使水车转动，木桶连续将井水取至地面灌田。据《太平广记》一书记载，唐初人邓玄挺曾在一所寺庙的菜园里，看到一部木桶水车立于井上。这表明木桶式筒车至迟在唐初已经有了。以上两种筒车的灌溉功效远远超过桔槔和辘轳，也比翻车的功效高。但它们的缺点是转动起来颇费人力。于是在一些水流湍急的地方又出现一种水转筒车，完全利用水流冲激的力量，使筒车自行转动，引水灌田。元朝王祯的《农书》介绍水转筒车说：“水激轮转，众筒兜水，次第下倾于岸上，……以溉稻田，日夜不息，绝胜人力。”这正是唐朝时已在使用的那种筒车。
洛阳含嘉仓是一座隋唐时期的大型粮仓。1971年以后对含嘉仓的发掘，为唐朝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唐朝前期，由于关中地狭人稠，朝廷所需的粮食物资，主要靠农业比较发达的黄河下游、河北平原和江淮流域供给。这些地区距长安都较远，粮食西来要靠漕运。朝廷当时规定：洛阳以东地区的租米，经江、淮、运河、黄河，先运到含嘉仓集中，然后陆运至陕州，再经黄河、渭水漕运到长安。因此，洛阳的含嘉仓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据历史记载，749年(天宝八年)全国主要粮仓共储粮一千二百六十多万石，仅含嘉仓即有五百八十多万石，约占二分之一，可见含嘉仓在唐朝官仓中的重要地位。经近年发掘查明，含嘉仓城位于今洛阳老城区北侧，东西长约六百余米，南北长约七百余米。仓城内东西成行、密集排列着四百多个粮窖。粮窖口径大的18．5米，小的8米，最深的距地表约12米。其大窖可藏粮一万数千石(唐朝每石约等于六十公斤)以上，小窖可藏粮数千石。史书所说全仓储粮五、六百万石是可信的。唐粮仓储纳粮食时，要把储粮时间、品种、数量、受领粮食的官员姓名刻在一块砖上，叫“刻铭砖”。这种砖在仓城遗址中发现十多块。铭砖上记载的官员名称有仓史、丞、令等文官，还有押仓使等武官，可知唐朝廷不仅在含嘉仓设有管理机构，而且驻有军队。铭砖还记载所储粮食的来源，有来自南方苏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滁州(今安徽滁县)等地的稻米，也有来自北方沧州(今河北沧县东南)、冀州(今河北冀县)、邢州(今河北邢台)、德州(今山东陵县)、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南)等地的粟谷，都是作为丁租征收来的。由铭砖上的调露、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年号，可知在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含嘉仓的储纳较多。在含嘉仓的160号粮窖中，还发现了已经炭化的五十万斤谷子，它相当于唐朝两千五百个农民一年的租粮；而整个含嘉仓近六百万石的最高储额，则相当于唐朝三百万农民一年的租粮。这些数字生动地说明：唐朝经济的繁荣正是来自对农民血汗的榨取。
含嘉仓发掘还使我们了解到唐朝粮窖的形制特点。这里的粮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缸形。窖是这样建造的；先从地面向下挖成土窖，将窖底夯实，用火烧硬，铺一层灰渣防潮；再在窖底铺设木板和草，草上铺席，窖壁也镶砌木板。然后分层堆放粮食，每层用席隔开。粮窖装满以后，窖口覆一层40~60厘米厚的谷糠，盖上席子，用土密封。这种地窖储粮，既可避火防虫，又能抗腐防盗，优点甚多。据记载，唐朝时谷子可藏九年，稻米可藏五年。160号窖内的谷子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颗粒至今可辨。据化验，这些炭化谷粒中，有机物仍占百分之五十点八。含嘉仓的结构特点和规模，表明我国劳动人民在唐朝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储粮经验。
唐代手工业突出的成就
丝织业是唐代最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之一。白居易有一首《缭绫》诗，对唐代一种丝织品有个描写：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
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
中有文章(指花纹)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
缭绫的色泽如月下瀑布，花色如雪笼烟雾，极洁白又极轻柔。这是一种精美的花绫，是用青、白两色细丝织成的，产于浙江地区。不过在唐代，这类精品的产量是有限的，多半被朝廷征去为宫女裁制舞衣。产量较多的丝织品，则是绢和锦。
绢是用生丝织成的一种平纹织物，主要产于唐代北方各州。各地产品按质量高下共分八等。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亳州(今安徽毫县)的绢最好，列为第一等；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曹州(今山东曹县)、怀州(今河南沁阳)的列为第二等。绢的显著特点是质轻。据古书记载，当时有一种轻绢，一匹共长四丈，却只有半两重。甘肃敦煌千佛洞还发现一种唐代的幡(fān帆)，用轻绢制成，几乎是透明的，挂在门前不阻碍光线。幡的两面都有彩线绣的图画。薄幡在风中摇曳，绣画总可以看见。亳州又出产比绢还轻的薄纱，是最轻的一种丝织品，拿在手中轻若无物。唐朝贵族妇女都喜欢用轻纱作“披帛”，披戴在肩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吐鲁番的唐墓出土一件轻纱，深绿色地上显出一幅粉绿的打猎图，图中有驱马飞奔的猎人，还有流云飞鸟、花草鹿兔、山石树木，十分生动。这幅画是用蜡缬(×lé鞋)法染在轻纱上的。这件轻纱显示了唐代织工和染工们的精湛技艺。
锦是带有彩色大花纹的丝织物，它的经丝和纬丝都在织前预先染色。唐代织锦的织法和纹饰都是丰富多彩的。从织法上分，用经丝来显示花纹叫“经锦”，这种织法汉朝时已经有了；用纬丝来显示花纹叫“纬锦”，它是具有特色的一种唐织锦。由于纬丝换色比较麻烦，所以纬锦织起来比经锦费事。但纬丝又可以比经丝织得更细密，所以纬锦的花纹就可以织得更加精美。
唐朝丝织品的色彩极为丰富。有人曾对吐鲁番出土的各种唐代丝织物作了色谱分析。据不完全统计，红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绛紫等五色，黄有鹅黄、菊黄、杏黄、金黄、土黄、茶褐等六色，青、蓝有蛋青、天青、翠蓝、宝蓝、赤青(紫色有蓝光)、藏青等六色；绿有胡绿、豆绿、叶绿、果绿、墨绿等五色；连同黑、白二色，共达二十四色之多。唐朝诗人曾用许多诗句赞美丝织品的色彩。如：“红裙妒杀石榴花”(红色胜过石榴花)，“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青碧如翡翠，黄色似黄金)，“染作江南春草色”(淡绿色有如江南春草)，“画裙双凤郁金香”(淡黄色好比郁金香)等，都是脍炙(ｋｕàｉｚｈì快至)人口的名句。精美艳丽的丝织品，代表了唐朝手工技艺的高度成就。
制瓷是唐朝又一个发达的手工业部门。唐代时，瓷器生产从陶器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当时北自河北、陕西，南到广东、福建，到处都有瓷窑。唐瓷品种主要为白瓷、青瓷两大类。白瓷器以邢州(今河北邢台)邢窑的产品为代表，主要产地还有河南巩县、汤阴、辉县、密县、登封，江西景德镇的杨梅亭，广州以及四川大邑等地。白瓷的特点是胎质坚致，釉色洁白。杜甫的诗是这样描写白瓷的：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
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轻且坚”说明瓷土细腻，胎质坚薄；声“如哀玉”说明火候高，瓷胎密致；釉色“胜霜雪”说明釉质细密洁白；“锦城传”说明白瓷器为人们所喜爱。当时，主要由河南地区向朝廷贡纳白瓷器。
唐代青瓷器以越州(今浙江余姚)的产品为代表，主要产地还有鼎州(今湖南常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岳州(今湖南湘阴)、寿州(今安徽淮南)、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青瓷的特点是瓷土细腻，胎质薄，瓷化程度高，釉色晶莹润泽。陆龟蒙的诗这样赞美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秘色越器诗》)。皮日休的诗写道：“邢人与越人，皆能造兹(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茶瓯诗》)。这些诗句形容青瓷胎质如玉，轻巧如云，釉色如干峰滴翠，精致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