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唐代宗崇佛，道教势力再度衰退。到了唐武宗时期，朝廷废禁佛教，独尊道教，第三次呈现出道胜于佛的优势。唐武宗李炎刚即位，就下令说，玄元皇帝永生常在，他的生日改为“降神圣节”，每年圣诞要象给活人祝寿那样，在太清宫举行朝谒仪式，百官同时放假，庆贺圣诞。唐武宗又立志修仙，把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请进大明宫，在宫内含元、宣政、紫宸三大殿造起九天道场(道士诵经行仪式场所)，为李炎举行受箓(ｌù录，道教的秘文)仪式。赵归真得宠，乘机攻击佛教，说它不是中国之教，应予取缔，促使唐武宗决心禁佛。
唐朝统治者这样推崇利用道教，使之与佛教相为补充，并行不悖，是因为它具有佛教所不可代替之处。道教宣扬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又提倡佛教的因果报应，还鼓吹儒学的忠(忠于君主)和孝(孝敬父母)，此外，还搞巫师的一套“长生术”。佛教是反对忠孝观念的。佛教所谓的“福报”，也要到下辈子才“兑现”。道教则宣扬今生即可得道成仙。这就使得道教不仅更能适应统治者麻醉人民的需要，而且更能迎合统治者追求长命富贵的欲望。唐朝后期，皇族更加腐朽，追求道教长生术的风气更盛。自唐宪宗起的历代皇帝多是贪生怕死的愚夫，几乎都把道士的长生药当成延年益寿的神丹，竞相服用，结果反受其害。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五人之死，都同服用长生药中毒有关。
一些道士在制药过程中，识别和搜集到不少药草。在用矿物炼丹过程中，也了解到某些物质分解和化合的现象，摸索到一些化学操作的技术方法。这在客观上对中药学和化学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如道教徒孙思邈是一位著名的医药学家。他的著作《丹经》中，记述着硫磺、硝末、木炭配制火药的方法。这是世界上关于火药的最早记载。这些积极的科学成果，本质上是同宗教迷信相对立的。科学本身的发展，最终必将导致对宗教的否定。
“五代”“十国”的含义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我国中原地区相继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短期王朝，共历时五十三年，历史上称作“五代”。与北方的五代大约同时，我国的南方分别建立了前蜀(都城成都)、吴(都城扬州)、闽(都城福州)、吴越(都城杭州)、楚(都城长沙)、南汉(都城广州)、南平(都城江陵)、后蜀(都城成都)、南唐(都城南京)等九个王朝，加上北方的北汉(都城太原)，历史上称作“十国”。此外，在我国北方还有契丹族政权，东北有靺鞨(ｍòｈé末合)族政权，以及西南的南诏、吐蕃政权等，同“五代”“十国”并存。
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
在唐朝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许多新藩镇兴起了。他们为争夺地盘，长期混战。其中最强大的是朱温。朱温原为黄巢部将，882年(唐僖宗中和二年)叛变降唐，唐朝赐名“全忠”。他因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做了唐朝宣武节度使，驻汴州(今河南开封)。后来，朱全忠依恃雄厚的兵力，控制了唐昭宗李晔；接着又派人杀死他，立其幼子李祝为傀儡皇帝。907年，朱全忠废李柷，灭唐朝，自立为帝，国号梁，建都于开封。同朱全忠对峙的另一个强大的藩镇是沙陀贵族李克用。他同样由于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做了唐朝河东节度使，驻太原。他的儿子李存勖继位以后，把势力扩展到河北，同朱全忠父子连年交战。923年，李存勖称帝，国号唐，并在当年灭后梁，建都于洛阳。后来，后唐发生了争夺帝位的内乱。后唐的太原节度使石敬瑭也觊觎帝位，乘机起兵。他屈膝勾结契丹贵族，答应割让幽(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十六州，每年贡纳丝绸三十万匹，取得了契丹贵族的帮助，于936年灭后唐。石敬瑭建立后晋，定都于开封。这个靠契丹贵族撑腰登基的家伙，还公然无耻地称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而耶律德光却比他小十一岁。但是，契丹贵族并没有因此满足，以后长驱南下，骚扰中原。946年，契丹攻占开封，灭了后晋。次年，后晋的太原节度使刘知远乘机称帝，建立后汉，在契丹北撤后建都于开封。过了两、三年，后汉的内乱又起。950年，后汉大将郭威攻入开封，杀死后汉皇帝，自立为帝，国号周。
“十国”政权也是由封建军阀所建。建闽的王审知，建吴越的钱镠，建楚的马殷，建南汉的刘隐，建南平的高季兴，都是唐朝末期盘踞当地的节度使。建前蜀的王建，建后蜀的孟知祥，建南唐的李昪，建北汉的刘崇，也都是拥兵自重的武将。
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政权的残暴统治，契丹贵族的南下掠夺，给各族人民尤其是给中原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后梁统治者为筹集军费，大肆掠夺老百姓。后唐李存勖为修造豪华的宫殿而搜刮民财，搞得四方闹饥荒，士兵也没有吃的。后晋统治者以抗击契丹为借口，向河南地区人民榨取了二十万缗铜钱。契丹贵族从开封撤退时，把抢来的大批财物北运。各地人民不甘忍受残暴的统治和掠夺，不断地爆发起义。920年(后梁末帝贞明七年)，陈州(今河南淮阳)人毋乙、董乙领导农民起义，瓦解了后梁王朝。925年(后唐庄宗同光四年)，赵在礼率领后唐士兵起义，推翻了李存勖的暴虐统治。947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中原地区人民奋起抗击贪婪凶恶的契丹贵族，把他们赶出了黄河以南。在打击各朝封建统治者的同时，各地劳动人民坚持进行生产，北方和南方的社会经济都有所恢复和发展。到了后周第二个皇帝——周世宗柴荣统治时期(955—959年)，结束分裂割据，实现国家的统一，已经成为全国各地人民的共同愿望。柴荣顺应这个形势，在国内实行了一些改革，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先后统一了关中地区、淮河流域以及幽云各州的一些地方。这就为后来北宋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陈桥兵变”与北宋王朝的建立
五代以来前赴后继的各地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割据统治。到了五代的后周统治时期(951~960年)，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即位后，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由于经济的恢复工作取得一些成果，使北方的政治局面趋向稳定，为封建统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柴荣在稳定北方的基础上，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势力，开始向南方扩展，占领了肥沃的淮南地区。959年，柴荣死后，七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位。像这么一个幼年的皇帝，是无法继续完成统一事业的。
五代时期，由于封建割据势力的互相斗争，各统治集团处在动荡的潮流中，经常发生掌握兵权的军事将领篡夺政权的事件。赵匡胤本来是柴荣手下一名有军事才能的高级军事将领，他控制了后周的兵权。柴荣在临死前，提拔他为军事统帅——殿前都点检。
赵匡胤为了夺取后周七岁皇帝的政权，布置了一幕“陈桥兵变”。
960年的正月，正当后周君臣欢庆新春佳节的热闹时刻，突然接到北方边境的紧急战报，说北汉和契丹贵族联合入寇。后周的执政大臣不辨真假，仓卒决定派赵匡胤出兵抵御。
赵匡胤率领大军北上，到了陈桥驿。赵匡义、赵普等人及随征将领，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皇帝穿的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于是就立即回军，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后周的政权。由于赵匡胤原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因此他把国号改为“宋”，都城仍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这就是北宋王朝。
赵匡胤建立政权之后，经过三年时间，基本上消灭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反抗力量，使局势大体上稳定了下来。于是，他就立即准备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
赵匡胤根据当时的形势，鉴于南方是经济的重心，而北方契丹贵族的辽政权，实力又比较强大，因此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首先向南方用兵，消灭南方几个割据政权。
963年，赵匡胤调派慕容延钊率兵进攻今湖北地区的南平(荆南)地方政权，取得了胜利，又继续占领了湖南地区，使北宋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西边可以攻灭后蜀政权，东边可以威胁南唐政权，南方可以直取南汉政权。965年，北宋军队攻入成都，蜀兵虚弱而又骄躁，蜀国主孟昶束手被擒，上表投降。公元971年，北宋军队直逼广州城，南汉“兵不知旗鼓，入主不知存亡”。南汉主刘钅长(ｃｈǎｎɡ厂)在广州焚烧府库宫殿，出城降宋。盘踞在今两广地区的南汉政权，一下子就被削平。这时南唐已陷入北宋的包围之中。南唐统治者李煜大为恐惧，愿意自动取消国号，自称“江南国主”。公元974年，赵匡胤派曹彬等带领十万大军攻伐南唐。腐败透顶的李煜派人两次到汴京会见赵匡胤，说自己没有犯什么罪，请求北宋休战。赵匡胤怒气冲冲地说：“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hān酣)!”他还下令给曹彬，宋兵入城，不许杀掠，要保存江南财富。975年冬，宋兵整队进入金陵(今南京市)，李煜被俘，南唐政权灭亡。南唐亡后，吴越国王钱俶(ｃｈù畜)立即遣使向北宋朝贡。976年，钱俶带领妻子到汴京入朝。离汴京时，赵匡胤送给他一个黄包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北宋朝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疏。钱俶对宋太祖既是恐惧又是感激。从此以后，只好唯命是从，等待削去国号。
赵匡胤还没有完成南北统一的事业，于公元976年病死。自从他963年出兵到976年病死，前后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消灭了南方各地的长期割据。这主要决定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后蜀的宰相李昊对孟昶说：“宋朝立国不像后汉、后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就在此朝吧!”南汉的内常侍邵廷琄(ｘｕàｎ眩)对刘钅长说；“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现在宋朝已经立国，形势非统一不可。”可见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看到历史趋向统一的必然趋势。这就是赵匡胤能顺利地消灭南方几个割据政权的主要原因。同时赵匡胤在统一战争中发挥了个人的作用。他是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
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义继续统一事业。一直到979年，除了我国边疆地区还有契丹贵族建立的辽等几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外，中原地区和南方基本上统一起来了，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北宋王朝从军事上加强中央集权
“杯酒释兵权”说的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军事上加强中央集权的故事。
五代以来，各个封建割据政权的内部斗争，都由军事实力派支配。朝代的更替，往往随着军权的得失而转移。在第十世纪的半个多世纪中，封建朝代换了五个，皇帝换了八姓。赵匡胤自己就是利用手中的兵权夺取皇位的。
如何防止“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事件的再现?这是赵匡胤即位后所要解决的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因此他在解决了李筠、李重进等后周的残余势力之后，就回过头来剥夺高级将领的兵权。
宋朝军队的主力，是归朝廷直接统领的禁军。在五代后周时，周世宗柴荣一度整顿了军队，命赵匡胤指挥禁军。他依靠这支禁军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宋初全国兵额有三十七万多名，其中禁军就有近二十万人。
当时禁军高级将领有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赵彦徽等人。这些人有的是赵匡胤的亲信，有的是赵匡胤结拜的兄弟，有的是直接参加陈桥拥立的“功臣”，全都是赵匡胤集团的核心人物。对于这些人会不会篡权，赵匡胤是很不放心的。于是采取从经济上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用和平的手段解除他们手中的兵权。
赵匡胤即位的次年(961年)，一个秋天的傍晚，他准备了丰盛的筵席，宴请石守信等几个高级将领。在酒席上，赵匡胤对在座的将领们说：“都是靠了你们，我才有今天。但做皇帝也很艰难，倒不如当节度使快活。我没有一个晚上睡得安稳。”石守信等都急问：这是为什么?赵匡胤回答说：“我这个位置谁不想?”石守信等说。“大局已定，谁还敢有异心?”赵匡胤接着说：“你们固然没有异心，但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想不干，能行吗?”在座的将领们吓得满身大汗。他们涕泣叩头，请求指明一条出路。于是，赵匡胤就进一步说：“人生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积金帛，厚自娱乐，使子孙不会贫乏。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到地方上去选买最好的田地、最华贵的第宅，替儿孙们多置备产业，自己也能多置歌儿舞女，饮酒作乐一辈子。这样，君臣之间不是相安无事了吗?”于是，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第二天就上表称病，乞求解除兵权。他们名义上是出守外地，当节度使，其实各地方的军事都已归各州统辖，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
在收夺高级将领兵权之后，赵匡胤就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军权的集中。
北宋初，禁军分隶殿前、侍卫两司。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等都算是高级将领，而殿前都点检又位于都指挥使之上。赵匡胤做了皇帝，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军权以后，这三个职位从此就被取消，改以职位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禁军，称为“三衙”或“三司”。三衙平时负责对禁军的管理、训练，但无权调遣军队，调兵之权在枢密院，而枢密院直接听命于皇帝。三衙和枢密院互相牵制，禁军只有皇帝才能指挥。因此，不管三衙将帅或枢密使，都无法利用军队发动政变。
北宋王朝还采取裁汰老弱，选拔精壮的办法，充实禁军。禁军本来是皇帝的亲兵。赵匡胤把内外屯戍士兵都属于禁军。北宋初的近二十万禁军，有一半守卫京师，一半守卫边区和内郡。禁军中的老弱裁汰以后，令各州拣选强壮士兵补充，以加强中央直属部队的战斗力。至于地方部队——厢军(即驻守城厢的军队)，其中的精壮全被收入禁军，留在地方的，也不再进行军事训练，只是做些杂役。实际上，厢军已经成为不能作战的挂名的士兵。每遇灾荒之年，北宋政府还招募大量饥民入伍，以为既扩大了禁军的兵员，又削弱了农民的反抗力量。事实上，这样做使脱离农业的雇佣兵越来越多，生产力遭到破坏，人民的负担一年一年加重，阶级矛盾也就更加尖锐。
为了集中军权，北宋王朝改用文臣充当武将，武将调离军职。赵匡胤就曾经十分得意地对亲信大臣赵普说过，我现在派了一百多个文人担任地方的藩镇，就算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武将的十分之一。屯驻在各地的禁军，将帅也不固定，都由朝廷任命。各地部队经常流动，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一旦发生战争，不仅将帅由皇帝临时委派，甚至作战方案都由皇帝亲自制定，授以阵图。诸将领兵作战，只能按照皇帝的既定方案和阵图行事，不得随便改动。这些措施，目的都是为了把军权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其后果却束缚了将帅和士兵的手足。平时士兵得不到有效的训练，战时将帅不能临阵决策。北宋王朝与辽、西夏的军事斗争中，屡战屡败，经常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北宋王朝从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