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物地租为主的租佃制，是北宋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农民佃种地主的土地，每年要向地主交纳一定数量的地租。当时通行一种分成租，剥削农民全年劳动成果的五成以上。如果农民租用地主家的耕牛和农具，地租率就高达六成到八成。这种分成租，农民多劳，地主多得，必然影响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在东南沿海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较多地采用定额租，根据土质的好坏，在契约上规定交纳固定数额的地租。不论丰年或水旱灾害，定额不变。这种定额租在南方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对促进佃农的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单位面积产量高了，农民的收入也增多了。不过地主阶级总是把定额订在高水平上，一遇灾荒，佃农勉强交了地租，所剩也就无几。全家老小，缺衣缺食，只得向地主借贷粮钱，蒙受“放一收二”甚至两三倍的高利剥削。农民们年年借债，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由于佃农受封建剥削最重，反对贫富不均的斗争性也最强。客户是宋代农民革命的主力军。
北宋的广大农民，不仅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要担负国家政府的赋税和劳役，就是没有土地的佃农，还要受身丁税等剥削。北宋政府规定的赋税主要有田税、身丁税和杂税。
北宋政府向土地所有者按亩征收田税，夏秋各收一次。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夏税收钱，或者折纳绢、布、麦之类。交税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还要受到地方官贪污谋利的种种额外压榨。那些租种官田的佃客，由官府征收地租。
北宋政府为了强制收购民间物资，还规定“和籴”、“和买”制度。前者是收购粮食，后者是收购绢帛。名义上是“籴”、是“买”，实际上就是强征，甚至不出代价。虽然法令规定只向上等户籴买，但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同样不能避免。这是一种变相的田税。
身丁税就是人口税。凡是二十到六十岁的男子，都要缴纳身丁税。没有土地的客户，同样也要交纳。税额各地不同，有的交米，有的用绢。
北宋政权建立后，政府依然巧立名目，收取各种杂税，称为“杂变”，如蚕盐钱、牛皮钱、农器钱、鞋钱……。政府还用“土贡”等名义，强迫各地人民贡纳当地的土特产。到宋仁宗时代，各项杂税包括盐、酒、茶等都在猛增，“凡百赋率，增至数倍”，“下至果菜，亦皆加税”。
大文学家、诗人苏轼，曾经写过一首《吴中田妇叹》，中有“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这是对北宋王朝残酷赋税剥削的深刻揭露。
王小波和李顺领导的四
川农民起义在历史上重要意义王小波和李顺领导的四川农民起义，发生在993年(淳化四年)，离北宋王朝的建立仅有三十多年。为什么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以后，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就爆发这样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呢?
四川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的称号。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贵族官僚和大地主阶级对四川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压迫。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并没有燃烧到这个地区，封建反动势力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五代时期，四川先后建立过前蜀和后蜀两个封建割据政权，封建统治势力继续膨胀。到了北宋政权建立，四川地区的地主豪绅拥有大量的“旁户”和“佃客”，对他们巧取豪夺，当作奴隶一样看待，贫富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赵匡胤派兵攻打后蜀时，对将领王全斌说：“凡是攻克城池，只登记器甲、刍粮，把钱帛分给战士。我想得到的是土地。”这是公开允许入蜀的将士掳掠财富。北宋消灭后蜀政权的战斗进行了六十六天，蜀中人民又遭到一次大洗劫。四川地区虽然结束了割据局面，但是阶级矛盾仍然十分尖锐。
四川地区素以出产丝麻、布帛、茶叶闻名全国。广大个体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小商贩，都赖以为生。淳化年间(990~994年)，政府在那里设置“博买务”，垄断商业贸易，“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造成“商贾不行”，使广大农民、小工商业者断绝了生路。后来北宋政府又把茶叶也列入了专卖，使茶农和茶贩面临破产和失业。一旦逢上灾荒，劳动人民就要濒于死亡的边缘。王小波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发生的。
王小波原是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西)的农民。青城的味江是著名的茶叶产区。茶农不种粮食，以采茶为生。博买务强行收购茶叶，大肆贪污勒索，地主商人又从中投机取利。将近一百个破产的茶农，在王小波的倡导下，于993年的二月在青城起义。王小波对茶农们说：“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在我国历史上，王小波第一次提出了“均贫富”的响亮口号。这一口号，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财富和土地的迫切愿望，得到贫苦人民的广泛响应。起义队伍在十天之内，就一下子壮大到几万人。起义的农民一举攻下了青城，然后攻入眉州的彭山县(今四川彭山)，搜出县令齐元振贪污的大批钱帛，一一散发给贫民。人们愤怒地当场处死了这个被宋朝政府当作“清官”的大蟊(ｍáｏ茅)贼。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王小波在进攻江原(今四川崇庆东)的战斗中，杀死了西川都巡检使张玘(ｑǐ启)，他自己也不幸中箭。后因负伤过重，壮烈牺牲。起义军拥戴王小波的妻弟李顺继续领导战斗，乘胜攻下蜀州(今四川崇庆)、邛州(今四川邛崃)。公元994年正月，起义军胜利地占领了四川首府成都。这时革命队伍已扩大到几十万人。李顺建立了“大蜀”农民革命政权，用“应运”年号，还发行了“应运通宝”、“应运元宝”新钱币。农民政权实践了“均贫富”的口号，没收地主富豪的财产分散给贫民。根据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记载，起义军每占领一地，召集当地的“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呈报)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家口)足用外，一切调发(没收)，大赈贫乏。”这是北宋初农民革命的创举。
李顺领导的农民军，浴血奋战，“存抚善良，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四川大部地区都为农民军所有。革命力量北到剑州(今四川剑阁)，与剑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剑门关)相距很近。南边控制了长江上游，震动了整个北宋王朝。
994年五月，成都被北宋王朝的重兵所攻破。北宋王继恩的部队在成都残酷镇压起义人民，有三万起义军英勇战死。李顺坚强不屈，光荣献出了生命。成都陷落后，成都以东、夔州(今四川奉节)以西的农民军，继续坚持战斗，一直到995年，历时整整两年。李顺虽死，但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怀念他，传说他并没有死。四十年后，还有人说李顺在广州活着。北宋统治阶级十分恐慌，捉了一个七十岁的老翁，说他是“真李顺”，急急忙忙地在当地处死，向朝廷报功。这说明北宋统治者是多么害怕人民革命，多么害怕领导农民革命的英雄。
这次农民起义，对四川地区的封建统治势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王小波提出的“均贫富”口号，是我国农民反封建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它标志着农民阶级从反徭役、反暴政的斗争进入了反对贫富不均的斗争，标志着广大农民要求改变贵族豪强占田万顷、贫苦农民无尺寸土地的现状。它集中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大发展。
北宋时期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
北宋时期，我国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一、经过唐末和五代时期不断的阶级斗争，冲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和割据势力，劳动人民的封建隶属关系发生变化。无地的农民从斗争中夺回了一部分土地，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使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宋初得到发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过去有所提高。这是长期阶级斗争的胜利成果。二、北宋政权建立后，逐步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局面。国家的统一，这是生产发展的基本保证，使南北各族人民能互相交流农作物的优良品种，传播生产上的好经验，不断改革农业技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的进步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有关农业深耕细作的农具，当时基本上都已具备。北宋的铁农具有犁、钁(ｊｕé决，刨土的工具)、耧、耙、耖(chao吵，碎土的工具)、锄、镰等。考古工作者发现大批宋代的铁农具，其中锄、耙一类的中耕农具很多。农民们通过精耕细作，不断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北宋使用的铁犁铧，有尖头和圆头的不同形式，用畜力拉动，有利于深翻泥土。1956年，在江苏扬州发现的宋代铁农具，铁犁铧的刃边是钢质的，带有光泽，背面有装犁柄的痕迹。还有四齿耙和铁锄等农具。关于水稻插秧，已使用一种新发明的工具，叫做“秧马”。它的形状象只小木船，在水浅泥深的稻田里，滑行很快，减少劳动强度，加快插秧速度。苏轼在《秧马歌》中说，使用这种新农具，“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这种工具到元、明时代还一直使用，元朝王祯的《农书》里还保留着秧马图。
在缺乏耕牛的地区，人们创造一种用人力拉动的“踏犁”，能抵得上牛耕的一半效力。龙骨水车(翻车)在南方比较普遍地使用，并出现牛转翻车和水转筒车，使稻田源源不绝地得到灌溉。
2、农业技术的进步：在农作物方面，当时人们十分注意选种。有一种“占城稻”，是早熟、耐旱、产量高的优良品种，先在福建一地引种，逐步地推广到长江、淮河流域以及江浙一带。水稻是北宋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不仅南方农民培育了大量良种，如苏州有箭子稻、师婆粳等，福建有金牛、赤鲜等十多个品种，北方如河北、河东、京西等路，也都推广水稻。麦子是北方人民的重要粮食，南方也在推广，并有一套稻麦两熟的耕作方法。
北宋时代的小农经济，十分重视多种经营，使一年四季当中，土地上都有作物收种。根据陈甫《农书》(1149年写成)记载的南方生产经验，全年可以收获农作物六、七次之多，包括大麻、粟、芝麻、大豆、麦子、萝卜、青菜等。农民们还总结了浸种的经验，并注意积肥和施肥，针对不同性质的土壤，施以不同程度的粪肥，用石灰预防虫螟灾害。广大农村重视发展经济作物，茶叶、甘蔗等在南方大量种植，制茶和糖霜的技术不断提高。北宋初，每年茶叶产量有一千多万斤，后来迅速增加，翻了好几倍。油料作物如芝麻，饲料如苜蓿等，都有大量生产。长江下游一带的苎麻，一年可收三、四次，是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农村中种桑养蚕的风气也很盛。江西一带，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十二斤，一斤抽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匹能换米一石四斗。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江下游的苏州地区，每亩田地能产稻米三石(约合今一石九斗)左右。每年南粮北运多达六百万石。
3.向大自然争土地夺粮食：北宋初，由于分裂割据和内战造成的土地荒芜现象十分严重。在都城汴京周围二十三个州的数千里土地上，还有十之七、八的荒地没有开垦起来。劳动人民通过垦荒等各种手段，并尽量利用江海、湖泊以及荒山丘陵，向大自然争土地，开展农业生产活动。根据976年(开宝九年)统计，按租赋计算的全国垦田数仅有295万多顷。到了1021年(天禧五年)，已增加到524万多顷，将近增加一倍。这些数字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全国耕地面积的实际情况，但垦田面积的扩大是不能否认的。这是北宋时期农民阶级勤劳勇敢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成果。当时出现了大量的圩田、山田、沙田、淤田、葑(ｆēｎɡ封)田……等新开发的土地。
圩田是五代以来南方劳动人民的创造。人们在低洼的水地四周，筑起高堤，沿堤建造许多水闸，闸下开通渠道，既可引水灌田，也能放水排涝。从苏州到昆山一带，当时是一片汪洋。北宋科学家沈括就说过：“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人们就是利用圩田，与水争地，夺得了粮食。北宋的政治家范仲淹肯定了开辟圩田的好处，说“江南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向困难低头，为争取旱涝保收，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山田就是梯田，出现在南方的山地和丘陵。无地或少地的劳动农民，就是依靠开拓一层又一层的梯田，搬掉石头，种上庄稼，获得粮食，出现了“百级梯田带雨耕”的景象。淤田就是利用河水冲刷的淤泥，来改变盐碱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农民们还在江边海畔出没不常的沙滩上，耕垦沙田。在今浙江的宁波、台州、温州一带，都有大片的沙田。人们甚至在湖面上架起木排，覆盖上泥土(称为葑泥)，然后种上作物。这种葑田在淮南和江南等处都有。
北宋初，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政府不得不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农业经济。北宋王朝用减免租赋以及供给种子、耕牛、农具等办法，解决垦荒问题。对于那些“惰农务为饮博”的人，多方给以劝导。“不率教者，州县依法科罚”。各级政府还禁止人们任意砍伐果木，并把奖励生产的法令，写在道路的墙壁上。这些措施，多少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4、兴修农田水利：黄河水患在北宋初仍然很严重，时刻威胁着农业生产。从967年(乾德五年)起，政府规定每年例修制度，并派士兵修治黄河。在黄河的堤防上，种植榆树和柳树。
不论北方或南方，凡有关于农业生产的水道或湖泊，逐渐得到疏通。宁波的广德湖，在唐朝大历年间(766~779年)，只能灌溉四百顷土地，到北宋神宗时期，灌溉面积扩大了四倍，达二千顷。宋太宗时，派了一万八千名士兵疏通自霸州(今河北霸县)引滹沱河水灌溉屯田。当时全国几条主要河道都得到疏通。汴河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还有一条蔡河(惠民渠)，也是从开封通到淮河。这些河道既有利于交通，也有利于灌溉。沿海劳动人民还修固了浙江的捍海塘，从钱塘经仁和、海宁、海盐、平湖到金山，长达三百多里。海塘高和宽各四丈，全部工程到北宋中期基本完成，防止了海水的袭击，保护了农业生产。北宋中期又完成了从吕洪到徐渎长几百里的泰州捍海塘，不但能阻挡巨大的风潮，并使盐碱地变为良田。
农业生产发展了，农业人口也相应地增多了。江南农业最发达的平江府(今苏州地区)，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统计，仅六万六千多户。到了1080年(元丰三年)时，已上升到十九万九千多户。特别是湖南、广西、福建等地，农业人口显著增加，标志着原来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的地区，面貌都有了改变。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
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技术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于采矿、冶炼、制盐、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和漆器等八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