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期，齐桓公作为五霸之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东征西讨，武功盛极一时。公元前657年，他率领中原一批诸侯，浩浩荡荡攻打蔡国，一下子把蔡国军队击溃了，就继续南进，征伐楚国。楚王派人质问齐人：“你靠北海，咱靠南海，两国风马牛不相及，真料不到你们侵入我们的国土，这不知为了什么!”齐桓公叫管仲答话：“从前(周)召公命令我们的祖先太公望，为了保卫王室，对不听命的五等诸侯，九州之长，都可以征讨。还封给了我们辽阔的疆土。你们不向王室贡纳祭品，我们特来征取；昭王南征在你们这儿失踪，没有回去，这要唯你们是问!”楚人说：“没有及时进贡，是我国的不对，还敢不供给?昭王南征没见回去，请你们到汉水沿岸去查问吧，我们不知道！”由于两国当时势均力敌，他们争到最后，还是订盟妥协了。
这是春秋时人提到“昭王南征”的事。
情况是这样的：
周初大封诸侯，建立起全国的政权，统治基本上巩固了。
但是，在南方，情况就有所不同。这里，巴、濮、庸、卢等“群蛮”方国，以楚国为中心，有不少原是商朝属国，他们继承商文化在南方发展着。尽管这对以后中国统一，从经济、文化上在南方起了奠基作用，周成王也封熊绎为楚君，但还是歧视他们。一次歧阳盟会，成王派熊绎看管祭神的火堆，不让参加大会。楚人一直怀恨在心，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吞并周围小国，慢慢强大起来，从而与周抗衡，自称楚王。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自然就难容忍楚国坐大，所以从周初以来，一直对楚国及其从属，不断征讨。成王时就多次伐楚，有时还用军队戍守汉水一带。
昭王是西周建国后的第四代国王，经过前人创业经营，社会经济发展，是三代以来的鼎盛时期。于是，征服楚国，平定南方，更有条件，也更加迫切了。所以他就多次率领大将举行南征，也多次取得胜利，俘获财物，铸器铭功。有时还调用成周的八师驻军前去攻打楚国。有时也是楚人及其属国攻进周境，而出兵迎击的。如有一次，楚国的一个部落深入周朝的内地，昭王举兵迎击，收复失地，并乘胜追击，一直攻到对方的都城，然后东夷、南夷二十六个方国前来朝见。这在古籍和金文里面都有记载。新近岐山发现的一个铜器铭文，里面历叙恭王以前西周诸王功迹时，对昭王的赞语就是说他攻伐“荆楚”，巡视南方，很有作为。他晚年最后一次南征，在渡汉水的时候，敌人伪装驾船迎送，把船板用胶粘住，船到中流，江水溶化胶液，木船立刻瓦解，六师覆灭，昭王和随征大臣祭公落水淹死了。周人隐讳不言，只说“王南巡不返”。前面齐国管仲说的就是这回事。
此后，周朝也并没有停止对南方的用兵。夷王时，派鄂侯带领王室十几个师进攻南方。又一次，楚国和他的从属又派兵深入到周朝的腹地，夷王命令敔(人名，yǔ语)领兵反击，打了胜仗，杀了不少敌军，还捉了四百个俘虏向太庙举行“献禽”典礼。厉王时派过虢仲南征。宣王号称“中兴”，也颇有武功，先后派遣过召伯虎、方叔、兮伯吉甫等人南征，得到许多俘获，“殴俘士女牛羊”，还命令兮伯吉甫管理南方的贡赋，包括布帛、力役、关市等项的征收，明令不交纳者给予刑律制裁。这中间，当然也有和平的交往，除昭王时二十六国来朝外，夷王时也有过“甚得江汉间民和”的业绩。
不过，在西周时期，楚国及整个南方不仅没有被征服，楚国一直在发展壮大。夷王时，楚王熊渠分封三个儿子，把势力扩展到长江南岸和中下游。楚国继续吞并小国，包括姬姓国在内，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春秋时代，楚国成为五霸之一，问鼎周疆，雄据南方，创造了灿烂的南方文化，为我国进入封建社会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国的历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史书上称赞楚国“僻在荆蛮，荜路蓝缕”，就说明了这一点。
“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
西周晚期，是我国的奴隶社会由发展到逐渐瓦解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也日益发生变化，阶级力量的对比也逐渐的起着变化，社会矛盾日见尖锐。于是，发生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人暴动”的革命行动。
在西周社会中有“国人”和“野人”之分。“国人”是居住在城里和城郊的人，除了奴隶主贵族外，还包括平民、小工业者和商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者。
西周王朝的第九代国王——周厉王，是个有名的暴虐国王。他贪财好利，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对谀臣荣夷公十分信任。对“国人”横征暴敛，加重剥削。实行“专利”，把“国人”赖以谋生的山林川泽都霸占了。于是，激起了“国人”的愤怒，纷纷起来谴责他。厉王为了镇压人民中的舆论，就派卫国的巫师监视“国人”的活动，禁止他们谈论国家政事，并且鼓励告密，凡是被告的人，一律处死。在这种恐怖统治下，“国人”对厉王及其爪牙，虽不敢公开说话，却用怒目相视，来表示心中的愤恨。厉王以为他的恐怖政策起到了作用，便得意忘形地向臣子召公(名虎，是西周初期召公爽的后代)夸耀说：“我能够制止对我的诽谤，现在人民都不敢说我的坏话了。”召公提醒他说：“用堵住人民嘴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比起用堵截河水的办法来治理水患更坏。水只能让其畅通无阻地流走，对人民只能广开言路。通过各种办法让各种不同身分的人，把各方面的话统统都讲出来。不让人民讲话是不会长久的。”厉王不听他的劝告，仍然坚持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人民。这样，暂时维持了三年，但是矛盾日益尖锐化。
当周厉王用恐怖手段来压制舆论的时候，大夫芮良夫对厉王说：“周王室要衰败了。荣夷公这种人只知道搜刮民财，弄得‘国人’怨声载道。这样下去，会有大祸的。将来反抗你的就是‘国人’。”周厉王还是不昕他的劝告，还认为荣夷公能干，对他更加宠幸，特地提升他当卿官。
这时，诸侯不再来朝见周厉王。于是在公元前841年，“国人”拿起武器起来造反，把厉王放逐到彘(今山西霍县)这个地方去。厉王的儿子太子静，从王宫逃跑到召公家躲藏起来，请求保护。“国人”又包围了召公家，要他交出太子，召公只得用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才勉强把太子静保存下来。
参加这次革命行动的人中，据西周铜器铭文说：“上级的有司，平时不过问政事，不去约束邦人(‘国人’)，不能管理各种官吏，有罪过时也放纵他们，造成他们敢于赶走官长。甚至守卫王宫的卫队也起来造反了。”这就说明参加“国人”起义队伍成员具有广泛性，不仅是劳动人民参加，连周王室的下级官吏也参加进去了。所以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周厉王被“国人”流放以后，由周公(是西周初期周公旦次子之后代)和召公共同执掌政权，叫做“共和行政”(一说因由共地方名叫和的诸侯即共伯和执政)。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841年。这年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开始。到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周公、召公立太子静为王，叫宣王。宣王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转移内部矛盾，进行了对戎族的战争。使处于崩溃前夕的西周王朝，又得到了一些时间的稳定。所以史书上称为“宣王中兴”。但是，这只不过是回光反照。到了宣王的儿子幽王时，西周还是灭亡了。
井田制
井田，就是像井字形的方块田，井田制是指我国古代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
原始社会晚期，农业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那时候，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公有，公社成员平均地从公社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种，过了一年或几年又重新分配一次，以适应人口的变动和保证土地的公有性质。这就需要把大面积的土地划成一个个的等分。当时，大致一人能耕种一百亩(古时一百亩相当于现在三十一亩多一点)，就是一个方块，也叫作“一田”。田与田之间，开沟修路，既是水利，便于行走，也是田界。这些方块的界划，远远看去，取其中一部分，正像汉字的“井”字形状，所以就叫作“井田”。
商朝后半期的甲骨文，田字除一般形状外，有时就刻成、、等形，就是反映了土地划分的这种自然形状。后世有各种记载和解说，不很一致。主要的有：一种说法是，九个百亩为一井;一种说法是十个百亩为二井。九百亩为一井的也有不同的制度，一说是四个井合为一邑，四个邑合为一丘，……用四进位一直往上推；另一说是九个井合为一成，九个成合为一同，……用九进位一直往上推。这种不一致并不能说互相矛盾，可能恰好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
为便于计算，井田按面积数量从小到大，分成各个单位等级，组成一个系统。譬如：一百亩为一夫之田，九夫即九个百亩，为一井，面积约一里见方，给九夫耕种；九个井合为一成，面积约十里见方，分给九十夫耕种，……以此类推，一直到九千夫，九万夫耕种的面积。各级单位面积分别起名，叫井、通、成、同、终，或叫井、邑、丘、甸、县、都等等，与此相适应，田间沟渠也分别起名，叫畎(quǎn犬)、遂、沟、洫(xù恤)、浍(kuài快)、川等，田间道路也分别起名叫径、畛(zhěn诊)，涂、道、路等等；按照这些等级，耕作者的社会组织也相应地有一套名称。而不同的计算法又有不同的名称。这种整齐划一，显然是有人为的成分，但所反映的却是基本事实，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政府要征收赋税，需要有这套名目，便于计算收入。不过，所有地区都是这么一套刻板的东西，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战国时候，孟子提出的一种井田制，就是只有像井字形的九个方块，四周八块八家耕种，中心一块是八家共耕的公田。这要作为一种田制，到处推行，显然更不可能，这主要是他为了推行“仁政”，综合前代存在过的井田制度，又给予加工而成的理想图案。
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井田规划不用改变，但是，土地所有制却根本改变了。原来是土地公有，现在叫王有，实质上是剥削阶级所有；原有耕种公社土地的公社成员，现在沦为丧失了土地占有权连人身也被别人所占有的奴隶；一块块的田，原来是平均分种土地的单位，现在则成了国家征收租税、剥削者掠取剩余产品，生产者负担劳动份额的计量单位了。古籍和钢器铭文上记载着贵族所有、分赐、交换、争夺土地，就是以若干田或若干井、邑、成等等为单位，有时还记载生产者连同土地一起分赐或转手，如说“田十圈，臣五家”等，都表明井田作为一种土地制度的存在，是表现了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当时在井田上劳动方式是集体耕作，在规整的田野里，有时是成千成万对的耦耕班子，艰苦劳动。耦耕就是把两人编为一组进行协作，一人启土，一人碎土、平地和起垅。贵族驱使生产者下田，叫作“协田”或“耤农”，田野里有专职田官监督劳动，生产者农忙时住在田边小屋里，不准许回村，吃着送到田头的陈米拌野菜的饭食，而生产出堆成山冈的粮食，都交到贵族“东廩”南廪”的仓库里，生产者一无所有，连用完后的生产工具也要交出统一收藏起来。
这种井田制的生产关系，大致从夏朝创立，到西周有了充分的发展，春秋时代逐渐瓦解。
井田制是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当时处于青铜器时代，农具基本上是石制和蚌制的，生产量还不高，土地所有者只能用这种集体耕作、监督劳动的方式，才能尽量从生产者身上榨取剩余产品。
约在春秋时期，生产力不断发展，开始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个体生产也能提高产量，能发挥生产积极性。一些贵族在井田之外开垦新田，成了他们私有，甚至逐步把原来分赐的“公田”也据为己有，并用雇佣办法招徕人力。这时，被剥削的井田上耕作者，不断反抗已经过时的土地制度，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各侯国的新兴力量也对土地制度以及赋税等制度不断地加以改革，承认土地私有。这样，井田制也像冰块遇着春水一样解冻消溶，先后在各国废除，直到战国中期商鞅变法，明令废除井田制。从此，井田和井田制就在中国历史上逐渐消失了。
青铜时代的产生与金文的出现
在我国，石器时代结束以后，便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相当历史上的夏(公元前21世纪~17世纪)、商(公元前16世纪~11世纪)、西周(公元前10世纪~770年)、春秋(公元前770~476年)，包括了奴隶社会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不同阶段；从现有的出土文物看，自春秋末年起，铁器开始产生。到了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青铜器逐渐被铁器取代，进入封建社会，又叫“铁器时代”。
相传青铜冶铸自夏朝就开始了。大禹用青铜铸造了九个大鼎，象征他统治下的九州。虽然夏朝的青铜器目前发现的不多，而且只是爵、盉、刀等小件器物，但大量发现的商、周、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标志着我国青铜时代生产发展的高度水平。
青铜是对红铜说的。红铜就是纯铜，红铜矿石有在自然界天然存在着的。红铜比石制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优越性：它可延可展，锤炼不破，锋刃耐用。红铜熔炼后，又随意作成大小、形状不同的用具。红铜制品用坏以后，还可以再进行熔铸。红铜的发现，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但由于红铜硬度较低，产地有限，所以还不能取代石器。这时，原始社会虽然瓦解，但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比起红铜来，熔点比较低，硬度比较大，制造器物比红铜具有很大优越性。这种铜、锡合金，颜色发青绿，所以又叫做“青铜”。青铜器的发明，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的结果，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人们有可能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开垦荒地，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创造了条件。这时战争俘虏再也不全部杀掉，有相当一部分开始被留下来充当奴隶，这样，原始公社瓦解，奴隶制度就形成了。因此，青铜冶铸业的发明和青铜器的使用，在我国历史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商、周时代的铸铜遗址在河南郑州、安阳、洛阳等地被发掘出来了。炼铜的原料是孔雀石(氧化铜)，燃料是木炭。炼铜工具是一种涂草拌泥的大口尊或一种像古代将军头盔形的坩锅(俗名将军盔)。把铜、锡在一起熔炼完毕以后，将铜液倒入范里，冷却以后，就得到了所需要的器物。商周铸铜遗址里，还发现了不少铸造铜器的范和制造范的模。模就是模型，想铸造什么样的铜器，先用泥做成个铜器的模型，刻上各种花纹。然后再用细泥附在模上，压紧以后，模的花纹便反印在泥上。稍干后用刀剖成几瓣，就成了范。再将范合在一起，就可以浇铸了。从商代起，不仅可以铸造精美的小件铜器，而且还可以铸造大型铜器。如牛鼎、鹿鼎都重达三、四百公斤。著名的司母戊(又叫后母戍)大鼎，造型雄伟，花纹瑰丽，重达875公斤，是世界文化宝库的奇珍。
司母戊大鼎代表了我国商代青铜冶铸业的高度水平。按每个坩锅熔铜12．7公斤计算，875公斤重的大鼎，需七、八十个坩锅同时并熔。每个坩锅燃炭、观火色、运料、运铜液等项工作需3~4人，七、八十个坩锅就要二、三百人同时协作。这不仅反映了当时青铜冶铸工场的规模相当大，也反映了当时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的高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