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称王，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调整并加强了政权机构，以天佑殿为最高行政机关，添设了六政府尚书，建立了军功爵位，铸大顺钱币，造甲申历，废除八股文取士，采用散文体的策论考选天下官吏等，并进一步贯彻打击官僚豪绅的政策。一面免除劳动人民的赋税，发放银钱粮米赈济，招抚安置流大顺永昌通宝民，一面勒令官僚富户交出钱财粮米，充作军需，并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大官僚地主南企仲、南居益等人。
1644年(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亲率百万大军东渡黄河，占领太原，然后分兵两路，直捣北京。—路由刘宗敏率领，经固关、真定、保定北上，一路由李自成统率，经大同、宣化入居庸关。三月十七日，南北两路大军在北京城下会师，包围了北京。三月十九日，农民军攻破内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景山)。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终于被推翻了。
大顺军进京以后，采取措施，释放明朝政府关押的犯人，将勋戚贵族和作恶多端的大官僚关押追赃。同时，李自成还派遣农民军去镇守各要镇重地，扫荡明朝残余势力，并在一些地方建立政权机构。
这时，长江以南还有五十万明朝军队图谋报“君父之仇”，山海关还在拥有重兵的吴三挂手中，关外的满族贵族正在虎视眈耽她想入侵中原。农民军占领区的地主阶级，有的公开组织地主武装，有的暗中捣乱破坏。在新的考验面前，农民军的一部分将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大，和平麻痹思想。有的人甚至追求生活安逸，丧失了农民军的本色。李自成又在战略和策略上犯了错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向山海关进军。这时驻守山海关的明军将领吴三桂已投降清朝，与满族贵族勾结，联合向农民军进攻。李自成军遭到阿济格、多铎率领的清军的突然袭击，作战失利。四月二十六日，撤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即皇帝位，三十日，撤离北京，向陕西方面败退。
李自成退出北京后，由于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立脚安身，常常是仓促应战，战败即退，军事上极其被动。这时清军分两路追击，李自成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从陕西退到湖北。在农民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牛金星等人无耻降清，各地地主武装也纷纷蠢动，大顺军处境极其困难。1645年(顺治二年)闰六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九岁。
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余部在李自成妻子高氏和李过、高一功等人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直到1664年(康熙三年)才告失败。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它的规模、作用和影响来说，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李自成本人也是我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有些史学家，却过于从他的个人品质上，去探索其成败得失的奥秘。我们承认李自成有很好的农民革命品质，这对明末农民起义的事业，是起了良好作用的。但是，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他并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并未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提出过超出小农平均主义以外的斗争目标。因此，他所领导的这次农民起义，也只能是我国古代旧式农民起义的一次再版。不论是以李自成襄阳建都、西安称王或者北京称帝，来作为李自成起义军向封建转化的分界线，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那就是，随着这支起义军的胜利发展，以李自成为首的上层领导集团，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则是客观事实。他们进入北京以后的迅速溃败，有着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历史原因，但有一点也是明白的，就是这支起义军已逐渐失去农民起义军的本色，和农民的热情支持，这同样是历史事实。事件的发展进程说明，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大顺封建王朝，或者被镇压而失败，除此，对李自成起义军来说，不可能有任何其它出路。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这次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而只是应当依据客观的历史条件去理解它。
李贽的进步思想对
当时社会的影响李贽(1527~1602年)是明代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县人。他的祖先曾作航海生意，通晓外国语，信奉伊斯兰教，到他父亲时，家境已经破落。李贽二十六岁时中举人，二十九岁选任河南辉县教官。以后，又作过国子监博士，礼部和刑部的小官，最后在荒僻的云南姚安作了三年知府就辞了官，住在湖北黄安耿家，与大官僚耿定向和耿定理兄弟讨论学问。李贽与耿氏兄弟虽然都信奉王守仁的心学，但在如何对待封建礼教的问题上，李贽与耿定向发生了激烈争论。1584年(万历十二年)，耿定理病死，李贽被迫离开黄安，移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过着半僧半俗的生活。他送走了妻女，落了发，同几个和尚朋友在青灯古佛之下，研读佛经，这对他的哲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李贽在龙潭湖住了八年，又被迫离开麻城，在各处避难。1602年(万历三十年)，他七十六岁，被朝廷诬以“纵淫勾引”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被迫自杀。
李贽在当时很有名气，他的著作流行于通都大邑、穷乡僻壤。不少读书人，“全不读四书五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明廷曾两次禁毁李贽著作。但这并不能阻止这些作品的流传，反而更加提高了李贽和他的著作的声誉。
李贽的哲学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受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很深。他继承了王守仁的积极思想因素，以犀利的笔锋，抨击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程朱理学的虚伪腐朽，并把矛头指向了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他的进步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揭露道学家。明代的官僚士人，盛行讲程朱理学或王守仁的“良知”学(总称道学)。李贽指出，这些人都是假道学，伪君子，两面派。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穿着儒雅，行若猪狗”，表面上不说“利”和“欲”，骨子里恨不能扒开人家的墙角去偷东西。满嘴仁义道德的言词，一肚子荣华富贵的欲火。这些人还到处去讲学，骗人、骗钱、骗官做，其实远不如身做什么事，口说什么话，言行一致的市井民夫，他们做生意就说做生意，种田就讲种田，倒是津津有味的有德之言。
李贽又说，凡是讲道学的，都是一些无才无学无识的人，他们想升官发财，又没有什么真本事，就只好靠讲道学。这些人，平日只会打恭作揖，正襟危坐，活像个泥胎。一旦有紧急的事情，就吓得面面相觑，绝无人色。正因为朝廷专用这等人，所以弄的政局不堪收拾。在李贽的笔下，这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不过是一群泼皮无赖，呆瓜蠢猪。
2、批判孔圣人。两千多年来，孔子一直作为神圣的偶像被顶礼膜拜，人们不敢反对他，甚至没有想到怀疑他。李贽是封建地主知识分子中破除对孔子偶像崇拜的第一人。
李贽反对盲从孔子。他认为，孔子是人，而不是神。他也需要穿衣吃饭，也要高官厚禄，如果不让他做鲁国的司寇、摄相，恐怕他一天也不能在鲁国安身，这和普通人的私心并没有什么两样。天生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用处，所以不必事事都去学孔子。
李贽写了一篇《赞刘谐》的妙文，对孔老夫子进行嘲讽。他写道，有一位道学先生，头戴“纲常”之冠，身穿“人伦”之衣，高底大靴，长袖阔带，写得一两句仁义，说得三四句道德，自称货真价实的仲尼(孔子字仲尼)之徒。有一天，碰见刘谐，刘谐对他说：“你并不了解我仲尼兄呵!”道学先生勃然大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你是什么人?敢同仲尼称兄道弟。”刘谐笑道：“怪不得伏羲氏以前，白天要打着灯笼走路呢!”
李贽还提出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大胆命题。他认为，是非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就像四季的变化、昼夜的更替一样。昨天认为是，今天认为非，今天认为非，明天又认为是。就是孔子今天重生，他的是非观念也会改变。正因为大家没有独立的是非观，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所以也就没有是非了。李贽所提出的是非标准的相对性，是对永世不变的封建教条的挑战。
3、贬抑《六经》。《六经》是传统的儒家经典。《论语》、《孟子》是孔孟的言论汇集。自朱熹作《四书集注》以来，也取得了与《六经》同等的地位。它们是人们言论行动的准绳和指南。李贽剥去了这些经典的神圣的外衣，指出《六经》、《论语》、《孟子》不过是史官臣子对当时政事夸张美化的一些话，或者是那些迂阔门徒、懵懂弟子的随手笔记，有头无尾，得前拉后，大半不是什么圣人之言，就算是出自圣人之口，也不过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怎么能说是万世至论呢?他甚至说，这些经典是造成假道学伪君子的祸根，因为道学先生就是靠《六经》、《论语》、《孟子》吃饭的。
李贽生活在明中叶以后，这时，政治黑暗腐败，官吏昏庸淫逸，社会风气十分败坏，李贽，作为一个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他在当时思想统治十分严酷的情况下，敢于在封建统治的黑幕上，捅出几个窟窿，戳破一些脓疮，对于正统的腐朽思想加以揭露和否定。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改良和挽救这个垂危的封建政权，而不是去摧毁它，使它崩溃。正因为这样，李贽虽然被正统思想家骂作“狂士”、“妖人”，而他自己却以“真儒”、“真道学”自居。他的进步思想，也仍然没有冲破和逃脱封建思想的樊笼。但是，李贽一生敢于反对偶像崇拜，反对教条迷信，敢于抨击社会的黑暗腐朽，向当权者挑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在我国思想史上是十分杰出的。他的反抗精神，在明末激励了不少进步的人们。直到“五四”时期，李贽的思想，在反封建文化的革命浪潮中，也还发生着很大的影响。
潘季驯治理黄河有功
潘季驯(1521~1595年)字时良，浙江乌程(浙江吴兴)人，是明代杰出的治黄专家。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任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开始治黄生涯。以后，在1570年(隆庆四年)，1578年(万历六年)，1588年(万历十六年)，又三次担任河官，在治黄工程上花了二十七年的心血，直到1592年(万历二十年)告老退休的时候，这个七十二岁的老翁还对神宗朱翊钧说，“去国之臣，心犹在河”。他所写的《河防一览》一书，总结了他的治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一部伟大的水利专著。
明朝治理黄河着眼在保运河。自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江浙一带每年要有四百多万石漕粮经由运河北运，供军国之需。漕粮和运河是关系到明朝安危的大问题。这条运河的命运又恰恰与黄河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当时的黄河主道是从兰考夺汴河水道东流，经沛县、徐州、邳县、宿迁，在淮阴与淮河汇流，出云梯关入海。大体与今天地图上的淤黄河相当。这样，黄河不仅逼近运河，而且从淮阴到徐州一段黄河水道也就是运河水道。黄河不断地决口泛滥，直接威胁着运河的安全。
面对着难以驯服的黄河，很多治河的人采取“以邻为壑”的办法，消极地保运河。他们在黄河北岸修筑长堤，有意拦河南行，任凭它泛滥漫流，以保护东部的运道。对淮阴以下的淮河决口也不主张堵塞，只当它是入海通道。再不然，就是躲开黄河，另开新运河。潘季驯坚决反对这种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作法。他在奏疏中屡次说到，既要免除运道的梗阻，又要解除受害百姓的痛苦，使他们“得以安居乐业”。他提出了“民生运道两便”的积极治河方针。他认为，黄河运河相通，治理了黄河也就保护了运河，黄河淮河相汇，治淮也就是治黄，既不能离开治黄谈保运，也不能抛开淮河谈治黄。在这里，治黄是中心，黄河“顺轨”是关键。
怎样治黄呢?按照传统主张，是分疏，就是在下游多开支河，将大水化小，急流化弱，同时开宽入海口，以便河水宣泄。但是经验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是越分疏，水越缓，沙越沉，淤塞越快，河越容易泛滥。潘季驯力排众议，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全新治河原则。他认为，黄河挟带了大量的泥沙流入平衍的阔野，“急则沙随水流，缓则水漫沙停”，治河的妙诀不在使水势变缓，而应该使它变急。要使水流湍急，就不能分疏放任，而只能束水归漕。这就需要塞决口，固堤防。
潘季驯提出和实施了一个完整的束水防患的堤防系统。他所筑的堤包括“束水归漕”的缕堤，离它二三里之外的遥堤，二堤之间的格堤(横堤)，缕堤之内增加它的坚固性的月堤(半月形，两端接缕堤)。缕堤是关键，遥堤是屏障，格堤是缓冲，构成洪水的三道防线。同时，堤上栽柳，植芦苇，种茭竹，用来固土固堤。
潘季驯与那些昏愦颟顸的河官不同，为了真正能防止河患，他亲自到海口踏勘，沿黄河淮河运河岸边调查，虚心向官吏、居民、船工、篙师请教。有一次，他乘坐小船到河中勘测，遇上了大风，小船颠簸在涡底浪尖，处境十分危急。幸亏小船挂在树上，才得脱险。潘季驯所以能对那些错误的治水方法据理驳斥，并制定出正确的治水方案，是与他辛勤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
潘季驯是河道总理或总督，官阶很高，但每次奉命治河，他总是亲自参加工地劳作，以鼓舞士气。1570年(隆庆四年)，当河防工程结束，数万搁浅的官民船只启碇北上的时候，突然连日大风暴雨，紧接着山洪又滚滚而来，河水漫过了堤顶，新修的堤防多处决口，官吏民夫十分惊慌，纷纷准备逃散。这时，潘季驯正患背疽，他忍着疼痛，包裹一下疮口，就赶到了工地，亲自督率民工，抢堵决口。官民们很受感动，群情振奋，终于化险为夷。1590年(万历十八年)，他已经是七十岁的高龄了，而且骨瘦如柴，身体很坏。但是，为了尽快消除徐州一带的水患，他照样拿着畚锸，与民工们一起，在泥泞的萧苇中劳动。霜雪侵染着他稀疏的白发，风雨扑打着他黧黑的面孔，他劳累咯血，还依然坚持着。在封建时代，这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河道总督。
潘季驯的治河成绩是很显著的。万历初年，黄淮“横流四溢，经年不治”，经他治理以后，“一岁之间，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使黄、淮、运河保持了五六年的安定。1583年(万历十一年)，他被指责党庇张居正，削职为民，黄河的事情便不再有人认真过问，河患又渐渐严重起来。当权者不得不再次起用潘季驯治河，黄淮沿岸才又见到“室庐丘垅，烟火弥望”，老百姓得以安居，数万艘运粮船又扬帆北上了。在腐败的晚明时期，潘季驯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取得这样的治河成绩，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我国古代卓越的药物学家李时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