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利用儒家思想驾御群臣和统治全国人民，最突出的是宣扬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封建国家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理论基础，是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康熙帝深知忠孝节义是治国安邦的根本。
“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清朝统治者竭力宣扬“君之尊同天，亲同父”的一套说教。康熙帝十分重视《明史》的纂修，这主要是要表明清朝继明的正统地位。但通过《明史》的纂修，选择一些忠于明王朝的人加以表彰，既可抚慰一些明朝遗老和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也可以告戒天下万世的为人臣者，君臣的纲常是永恒不变的，正如儒臣魏裔介所说的那样；“不忠于明朝者，必不忠于我朝”。
康熙帝又竭力标榜“孝治天下”，宣扬“父为子纲”。忠和孝是联系在一起的。孝本来是指善事父母，是从家族血缘关系引伸出来的一种道德观念，在封建社会里，是维护封建家长制的工具，同时也是维护封建国家统治的工具。《论语》说：“孝慈，则忠”，又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康熙帝和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标榜“孝治天下”，其目的就是要在臣下和百姓中灌输君父民子的思想，确立自己的君父地位。康熙钦定的《孝经衍义》，对“孝治天下”的道理大加申述，“圣谕”十六条第一条就是“敦孝悌以重人伦”，把孝放在社会生活的首要地位，要求不分民族、不分官民、不分性别、不分年龄，都讲求孝道。孝道经过发挥和演义，扩展成为生活中不庄重是不孝，作战不勇是不孝，对官怠慢是不孝，对皇帝不忠也是不孝。总之，一切不利于统治者的言论和行为，都是不孝。封建皇帝就是企图通过提倡孝道，达到统治臣民、镇压臣民反抗的目的，从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
三纲中的“夫为妻纲”，是压迫妇女，伸张夫权的，同时它也是维护和巩固政权、族权、神权的手段。清朝从康熙以后，朝廷每年都要大力旌表夫死殉节、未婚守志之类的节妇，给银建坊，视为常例。宣扬节义的目的，和宣扬忠孝是一样的。忠孝节义是清王朝治国安邦的精神支柱。
康熙帝利用儒家学说来巩固封建统治的做法，是起了作用的。在康熙统治时期，全国一统，民族矛盾相对缓和，这和他宣扬儒家理论，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与合作是分不开的。
清朝政府对西北的经略和管理
新疆地区在汉、唐和元朝时期，都是直接隶属中央皇朝，并同内地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密切的联系。明朝时期，蒙古分为东部的鞑靼与盘据在新疆北部的瓦刺两大部。满族兴起以后，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大漠以南的察啥尔、科尔沁、土默特、鄂尔多斯等二十四部蒙古族先后归附清朝，称为内蒙古。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分车臣汗、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三部，都与清朝有“朝贡”关系，称为外蒙古。阿尔泰山以西的瓦刺部，当时叫额鲁特蒙古，分为互不统属的四个卫拉特(部)：杜尔伯特部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尔扈特部在塔城附近的雅尔一带，和硕特在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部在伊犁河流域。
四个卫拉特中，准噶尔最强。噶尔丹夺得汗位后，迫逐和硕特和杜尔伯特，占据了新疆北部。然后又进攻天山南路，控制了南疆的维吾尔族地区，形成一个拥有六十万人口的强大封建割据势力。噶尔丹和清朝保持着传统的朝贡关系，每次入贡有千人或数千人之多，常常请求清朝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并和达赖喇嘛、青海诸台吉(贵族的一种称号)一起给康熙皇帝上尊号，自居臣属之列。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发生冲突，噶尔丹支持扎萨克图汗，遭到土谢图汗的痛击。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正当土谢图汗派人包围了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打击俄国侵略者，收复失地的关键时刻，噶尔丹率领三万骑兵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被迫撤回与俄军作战的军队，与噶尔丹作战。
噶尔丹打败土谢图汗部后，又占领了扎萨克部，侵入车臣汗部。三部几十万人奔向漠南，请求清朝保护。康熙帝给以牲畜、茶、布等物资救济，把他们暂时安置在科尔沁地区，并命令噶尔丹率众西归，退还喀尔喀三部故地。噶尔丹不听从清朝命令，继续率兵内犯，康熙帝决定亲征。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康熙任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在乌兰布通(今赤峰境内)与噶尔丹决战。噶尔丹把一万多头骆驼捆住卧地，驼背上搭上箱垛，盖上浸湿的毡子，摆成一条防线，称为“驼城”。主力部队从“驼城”垛隙放枪射箭，进行顽抗。清军攻破“驼城”，大败准噶尔军，噶尔丹逃回科布多。
噶尔丹败逃后，派人到莫斯科向沙皇提议缔结同盟。但沙俄当时无力出兵参战，只是派人到噶尔丹那里进行阴谋活动。
1691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会见被噶尔丹逐离故土的喀尔喀封建主，决定仍然保留三部的汗号，将漠北(外蒙古)编为三十七旗，与内蒙古的四十九旗同样看待。
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噶尔丹要求清朝把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活佛)送交给他处置，并煽动内蒙古诸部背叛清朝。第二年，噶尔丹率兵侵入巴颜乌兰，大肆抢掠。康熙帝于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决定再次亲征，命令萨布素率领东三省兵从东路出击，费扬古率陕甘兵从宁夏出西路，截断准噶尔兵的归路。康熙帝亲率八旗兵从独石口出中路，进逼巴颜乌兰。
噶尔丹在山顶望见康熙御营的黄帷龙旗后，慌忙拔营逃走。逃到昭莫多，遭到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军的截击，准噶尔兵大败，噶尔丹仅率数十骑逃跑。
噶尔丹发动战争，不仅祸害别部人民，也给本部人民造成重大灾难。他强迫富裕兵丁自备马十匹、驼三头、羊十只，穷苦兵丁自备马五匹、驼一头、羊五只，参加远征，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准噶尔封建主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早先受噶尔丹迫害，逃往博罗塔拉，这时也乘机返回伊犁，收集旧部，与清朝联合起来夹击噶尔丹。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康熙帝亲自到归化城，命令青海诸台吉和策妄阿拉布坦协力进攻噶尔丹。噶尔丹的属下看到大势已去，纷纷归附清朝。第二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到宁夏指挥作战，命令马思哈和费扬古率军大举深入，追歼噶尔丹。噶尔丹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服毒自杀，部下把他的尸首送交清军，投降清朝。
康熙帝平定噶尔丹之后，喀尔喀三部几十万人重返漠北故地，由三十七旗扩充为五十五旗，增设赛音诺颜部，统辖十九个旗。清朝对外蒙古四部七十四旗实行有效统治。
清军镇压准噶尔封建主噶尔丹之后，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凌、阿睦尔撒纳又相继起兵。在这七、八十年中，他们强迫各部人民当兵打仗，伤亡惨重，严重地破坏了新疆地区的社会经济。额鲁特各部分崩离析，纷纷向清朝靠拢。
1755年、1757年清廷两次进军伊犁地区，残酷地镇压准噶尔封建主的反抗，控制了天山南北。为了加强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清朝于1762年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伊犁将军驻扎在伊犁城，统率各地军队并节制地方官吏。其下设乌鲁木齐都统一人，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各设参赞大臣一人，哈密、吐鲁番、镇西、叶尔羌、和阗等十二城各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一人。
为了防止外来侵略和控制新疆各族人民，清廷从各地调遣满、蒙、索伦、达呼尔、锡伯和绿旗兵共二万余人，作为新疆驻军，驻扎在天山南北两路。这些军队按八旗编置，归伊犁将军统辖。
伊犁将军还直接管辖驻牧在新疆地区的准噶尔部八旗十二佐领，和硕特部四旗和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归来的土尔扈特部四路的一切军民事务。
清朝为了解决驻军的粮食问题，在新疆屯田。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办事大臣阿桂在伊犁“乘时兴屯，开渠灌溉”，开始组织屯田。后来，屯田事务也归伊犁将军督办。
新疆的屯田分四种。一是军屯，绿旗兵每人授田二十亩，给与耕牛种子，携带家口屯种，每年交粮十二至十八担。第二是回屯，从乌什、叶尔羌、和阗、哈密、吐鲁番等处抽调维吾尔农民到伊犁屯田，规定每户纳粮十六担。第三是户屯，招集内地农民到天山北路屯田，编为民户，每户授田三十亩，不给牛具，每亩岁纳银五分，或是细粮(小麦)八升。第四是旗屯，旗屯建立最晚，实行仅限伊犁。旗屯是在伊犁惠远、宁远两城的旗兵屯田，由闲散人丁代耕，或雇人耕种，永为世业。在阿桂、伊勒图、松筠等人任伊犁将军期内，屯田尤其得到大力发展。伊勒图不仅注重屯田，还开采铜矿，开炉铸钱，允许商人采煤。在屯田地区，到处兴修水利，开渠引水。松筠又在伊犁地区修筑两条灌溉渠。一条为锡伯渠，逶迤数十里，一条为将军渠，灌田数万亩。这一系列屯田措施，解决了军需民食问题。据说当时伊犁一带，水田交错，宾鸿白鹭，“宛若江南风景”。
伊犁将军是清朝任命在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具有很大的权力。伊犁将军都是满族权贵、亲信大臣。他们在统治新疆时奴役和镇压各族人民。对于这一点，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但是伊犁将军的设置，作为统一国家的封疆大吏，它在有效地抗击外国侵略，保卫我国边疆等方面，却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清初在我国东北反击沙俄侵略的斗争
连绵起伏的外兴安岭以迄于黑龙江的入海口和隔海的库页岛这一广大的土地，古时候本来是中国的领土。
远从唐朝时候开始，中央皇朝就在黑龙江下游一带设置行政机构。辽金时期，对这一带的控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元朝在这里设置开元路，又在位于黑龙江口的奴儿干设征东元帅府。明朝初年，在西起鄂嫩河，东到库页岛一带设置了卫一百八十四处，所二十处，并在奴儿干设立了都指挥使司。曾经耸立在这里的两块永宁寺碑，就是这一带是中国固有领土的证据。
俄罗斯在十六世纪初年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派遣侵略军越过乌拉尔山，向亚洲扩张，将西伯利亚并入俄国版图，建立了托波尔斯克、雅库次克等侵略据点，开始了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
沙俄最早得到黑龙江的传闻是1636年(崇祯九年)，1643年(崇祯十六年)，沙俄雅库次克统领彼得·戈洛文派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率领一百三十二名哥萨克越过外兴安岭，侵入黑龙江流域。当地居民严正告知他们说：这里“从属于满族王公，而满族王公则属于中国皇帝”，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和居民。但侵略者无视中国人民的警告，窜入精奇里江上游的达呼尔人村庄抢掠粮食皮毛。当他们窜到黑龙江和松花江口、乌苏里江口掠夺时，遭到当地达呼尔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赫哲人、费雅喀人等的阻击，才狼狈逃回雅库次克。
但是，侵略者并不甘心失败。1650年(顺治七年)，哈巴罗夫再次率军入侵，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并强占达呼尔头人阿尔巴西的住地雅克萨(女真语：冲刷塌了的河湾子)，改名阿尔巴津。当哈巴罗夫继续率军向黑龙江下游入侵时，当地各族人民一面坚决抵抗，一面请求清朝出兵，清朝宁古塔章京海色率领清军围攻哈巴罗夫，吓得他丧魂落魄。
1654年(顺治十一年)，沙皇令奥·斯捷潘诺夫接替哈巴罗夫，率军窜扰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清朝派兵部尚书、正白旗蒙古都统明安达里去讨伐侵略者，在松花江口打败斯捷潘诺夫。后来，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呼达击毙斯捷潘诺夫，痛惩侵略军。清朝收复雅克萨城，击败了沙皇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势力。
1655年(顺治十二年)，沙俄又重据雅克萨，并侵入呼伦贝尔，占领蒙古茂明安部牧地，建筑尼布楚城，称为涅尔琴斯克，作为进一步侵略的基地。清朝派人调查了雅克萨的城防形势和水陆交通情况后，一面下令筑城屯田、设立驿站、修造船只，积极作反侵略的战斗准备，一面给沙皇去信申明对黑龙江流域的领土主权，希望和平解决。
沙皇拒绝和平解决后，清朝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任命公彭春为统帅，佟宝和班达尔善为参赞，率军进攻雅克萨城，守敌头目额里克舍等乞降，清军让残余敌军撤到尼布楚，然后平毁了雅克萨城，回到爱珲驻防。俄国侵略者等到援军东来后，又重返雅克萨筑城防守。清朝再次命萨布素、郎谈率军进攻雅克萨，将侵略军围困在孤城之中。在这关键时刻，沙皇派使臣到北京，要求解雅克萨之围，进行边界谈判。
派遣外交使节是和军事侵略密切配合的，沙俄早就派米洛万诺夫、尼果赖等出使中国，一面寻求通商途径，一面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并无谈判诚意。只是在清朝加强防御力量，反击侵略者，他们鲸吞蚕食的阴谋受阻时，他们才响应中国政府的建议，答应进行边界谈判，派遣了戈洛文和尼布楚统领弗拉索夫为代表。清朝派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尚书马喇尼为代表，带着收复失地的使命去参加谈判。因为噶尔丹侵犯喀尔喀蒙古，道路被阻，中俄两国又商定以尼布楚为会议地点。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八日，双方代表在尼布楚开会。戈洛文提出以黑龙江为界的无理要求，索额图据理驳斥，指出鄂嫩、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中国领土，戈洛文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在清朝希望早定国界，作出让出尼布楚的重大让步下，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的要点是：
1、中俄双方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界，俄国人在中国境内建筑的房舍移往俄国境内。
2.拆毁雅克萨城，雅克萨居住的俄国人及其财物撤回俄国。
3、严厉制止双方猎户人等越界捕猎偷盗。
4、在中国境内的俄国人，在俄国境内的中国人，仍留原处，不必遣还。
5、中俄两国人民有合法手续者，可以互相贸易。
6、条约签订之后，双方有逃亡者，必须引渡送回，不许收留。
《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它是经过双方平等协商，并且是在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后达成的。但是1840年以后，沙俄又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清政府，侵吞了我国东北以及西北的大片土地。
清朝对西藏的治理
远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唐朝时候，根据西藏地方信史记载，汉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就有了密切的联系。元朝时开始，西藏便正式归入统一的版图。到了清朝时期，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里，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在中央的直接管理下，确立了一系列的制度，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