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以后，没有从“百日维新”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仍然坚持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后来更进而极力阻挠和攻击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果这两个在戊戌维新时曾经起过一定作用的人物，便堕落成为阻挡历史前进，而被人们唾弃的反动人物了。
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
1898年9月28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屠杀了积极参与维新运动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历史上把他们叫做“戊戌六君子”。在这六个人中间，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激进。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1866年出生在北京。他的青年时代，正当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很多爱国知识分子纷纷要求变法图存。谭嗣同也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在湖南浏阳发起设立学会，集合维新志士讲求变法救亡的道理。后来他到了南京，和在上海主办《时务报》鼓吹变法的梁启超取得密切联系，经常为《时务报》撰稿。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他写成了代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名著——《仁学》。在这本书里，他尖锐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热烈要求进行资本主义的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还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大胆地发出了冲决封建网罗的号召。当然，这本著作里也表露了他想不根本推翻封建制度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幻想。
就在这一年，他回到维新运动已经发展起来的湖南长沙，参加维新活动，和梁启超、唐才常等共同主办“时务学堂”，并担任《湘报》主编，在报纸上宣传变法理论，抨击清廷暴政。
1898年6月(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在维新浪潮的推动下，光绪帝正式下令实行变法。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都被任命为军机处的“章京”，(“军机处”是清代专门秉承皇帝意旨、处理军国要政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章京”是负责具体工作的较低级的官职。)专门帮助光绪皇帝推行新政，负责批阅奏折，草拟诏书等工作。
顽固派不能容忍变法维新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慈禧太后等正在积极筹划政变。维新派深感局势严重，推举谭嗣同去游说握有重兵的袁世凯，以武力保卫光绪帝，粉碎顽固派的阴谋。但是，狡猾的袁世凯却向顽固派告密，卑鄙地出卖了维新派。慈禧太后立即发动了政变，一面囚禁光绪帝，一面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先后被捕。后来，慈禧太后就把这六个人杀害了。
谭嗣同临死时，神色自若，慷慨从容。并且留下了十六个字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有心杀贼”道出了他反抗黑暗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决心，“无力回天”反映了他走改良主义道路所造成的悲剧命运，后面两句话，表明了为争取祖国进步而奋斗的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
戊戌维新志士的鲜血，冲洗掉了一部分追求进步的人们的改良主义幻想，从此以后，逐渐有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摆脱出来，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投身到即将兴起的辛亥革命的洪流中去。
十九世纪后期的反洋教斗争
从1870年“天津教案”到义和团运动(1900年)这三十年间，中国人民的反教会斗争继续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一时期的所谓“教案”，常常不再是为了反对某地教会的直接欺压而发生的孤立事件，而是一处发动，他处响应，连成一片。这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有了提高，把外国教会的活动和帝国主义的整个侵略活动联系起来。例如在中法战争时期，东南沿海和云南、广西相继掀起了反对法国教会的斗争，有力地支持了抗法战争。
清政府采取卖国媚外政策，镇压反教会斗争的爱国群众。初期曾经参加斗争的一些地主绅士，逐渐畏缩，退出了斗争行列，有的反而协同官府进行破坏。但广大劳动人民更加激起义愤，参加的人更多，斗争得更坚决了。同时，他们对于封建势力破坏反教会斗争也开始表示不满，例如1879年(光绪五年)发生了反对美国教士的福建延平教案，群众散发的揭帖(传单)中即明白指责官员绅士偏袒洋人，而宣称“不受洋人荼毒(荼，tū途。荼毒即毒害、残害的意思)，亦不受官长欺凌”。
在斗争中间，原来存在于民间的秘密结社逐渐活跃，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例如在1890和1891年(光绪十六、十七年)，西起四川，东到上海，几乎整个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涌起了一次猛烈的反教会运动，沿江各地会党普遍参加，人民利用会党组织，呼应联络，发动武装斗争。1891年冬在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地区)爆发了反对外国教会和蒙古王公的武装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是北方的秘密宗教组织金丹道和在理教。
反教会运动出现了武装起义，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爱国斗争发展到了最高形式。特别是四川东部余栋臣领导的起义，规模大，影响也大。余栋臣原是四川大足县龙水镇的担煤工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龙水镇的洋教堂勾结官府镇压当地群众的反教会斗争，余栋臣于这年8月领导群众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余栋臣被捕，送荣昌县监禁。他的部下劫牢反狱，把他救回龙水镇。他就领导群众第二次宣布起义，传檄远近，声称“但诛洋人，非叛国家”；但若官吏畏惧洋人而镇压群众，那么就是祖国的叛徒，民族的罪人，“于国家法在必诛，于义民理难容宥(宥y6u又，宽容的意思)。”提出的口号是“顺清灭洋”，“灭洋”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意思(以下提到“灭洋”字样，都是这个意思)。“灭洋”是显明的，“顺清”则是有条件的，这一口号集中反映了这次起义的爱国精神和要求爱国合法的愿望。广大群众热烈拥护，起义队伍迅速增加到一万人，川东鄂西好多县分的人民纷起响应，到处打击洋教会，声势大震。清政府连忙调遣大军围攻，到1899年初起义终于失败，余栋臣被捕下狱。
但是中国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是镇压不了的。就在这时，山东的义和团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洋教会的斗争已发展成了武装起义。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便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情况和影响
义和团运动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机的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主要在山东西部秘密流传，信神练功。到十九世纪末叶，广大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斗争，就通过义和团这一组织形式开展起来。
义和团先在山东开始斗争，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朝官兵，迫使山东巡抚毓贤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指使清政府改派练有新式陆军的袁世凯作山东巡抚，以便通过袁世凯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这个卖国军阀果然遵从帝国主义的吩咐，对义和团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东光县方圆十里的地方，没有一棵树上不挂人头，到处充满了恐怖气氛。当时有一句民谣：“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反映了山东人民对这个大刽子手的深仇大恨。
1900年春天，义和团从山东逐渐扩展到直隶(今河北省)一带。广大乡村的贫苦农民、运河沿岸的失业工人和京津等地的城市劳动者踊跃参加，妇女群众也积极组织起来，许多青年妇女参加了义和团的妇女组织“红灯照”。同时，山西、内蒙古和东北各地也都纷纷建立了义和团的组织，南方各省也有许多地方起来响应。英勇的中国人民冲破了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压制和破坏，迅速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五、六月间，义和团运动迅猛地发展到天津、北京等清政府的心脏地区，他们到处焚烧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这是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运兵通信的工具)，中国人民的反帝怒火，在北方大半个中国熊熊地燃烧起来。面对着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立即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公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在这种情形下，义和团群众也就更大规模的动员起来，进一步发展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清政府是不敢得罪帝国主义的，对于从民间自发兴起的义和团，一开始即视为“乱民”，诬作“拳匪”，一再下令“剿办”。但是由于义和团迅速发展，以暴风骤雨之势，压倒了清政府的反动气焰，胜利地进入了北京和天津。义和团在北京，进出王府官署，旁若无人，不把清朝官吏放在眼里，甚至皇宫禁地也要进去搜查“二毛子”(指依附帝国主义的中国败类)。可见，当时，义和团主要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但也没有忘记反封建的一面。革命人民势力的强大，使清政府惊惶失措，感到若不表面上改变态度，避开义和团运动的打击锋芒，那么自己首先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于是它暂时收起了镇压政策，转而采取了欺骗和利用的阴险手法，虚伪地宣称义和团是义民，并且被迫在1900年6月21日对帝国主义“宣战”。但在几天以后便又偷偷地电令驻在外国的使臣向各帝国主义国家解释“苦衷”，请求谅解，并保证设法惩办坚决反帝的“乱民”。但是，英、美、法、德、俄、日、奥、意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根本不听，却派来了侵略军，大举向中国人民进攻。慈禧太后的本来面目也跟着显露出来，她在逃往西安的路上大骂义和团是“拳匪”，并命令清政府的官兵协助帝国主义侵略军“剿办”义和团。但是，义和团为保卫国家民族的独立，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艰苦卓绝地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00年6月，义和团胜利地击退了由天津向北京进攻的帝国主义侵略军，展开了保卫天津城的战斗，并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及西什库的外国教堂。义和团使用原始武器，向帝国主义强盗进行英勇的搏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是由于腐败的清朝政府，采取了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的反革命政策，严重破坏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进行，形势急转直下，7月14日天津陷落，8月14日侵略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等仓惶逃走，委派李鸿章向敌人求和。1901年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高潮，虽然失败了，但是，人民在斗争，历史在前进，革命的英雄们在“扫清灭洋”的旗帜下，擦干了自己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下去。
义和团英勇抗击外国侵略军
1900年6月10日，帝国主义侵略军二千多名，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攻。义和团英勇地进行抵抗，沿路团民拦击敌人，拆毁铁路，阻止敌军前进，保卫北京。6月11日，侵略军刚抵落垡车站附近时，义和团突然从四面八方打击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吓得敌人不知所措。6月13日晚，西摩尔率领的侵略军除了小部分留在落垡车站外，继续向廊坊车站进犯，而义和团也在这时对敌人进行总攻击，他们手持长矛、大刀等原始武器，把廊坊车站包围起来，英勇杀敌，使敌人陷入了困境。从天津到北京的火车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但侵略军在义和团英勇打击下，难以前进，他们第一天只走了四十六公里，第二天走十六公里，第三天走了不到五公里，第四天挣扎着到了廊坊，接着就被义和团团团围住，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6月18日，义和团联合清军一部分爱国士兵共两千多人向敌人据守的廊坊车站发动攻击，血战两小时，打死打伤敌军多名。被人民重重包围起来的侵略军，处于粮尽弹绝的境地。侵略军的头子西摩尔认识到除了逃跑之外，别无办法。6月19日，他带着残兵向天津败走，一路上又遭到义和团的追击和堵截，前后死伤约四百人，到6月22日才狼狈地退到天津西沽。这次战役，义和团打得很出色，西摩尔也不得不供认义和团作战的英勇精神，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
当西摩尔的侵略军遭受到沉重打击的、同时，帝国主义强盗在6月17日(五月二十一日)又在大沽登陆，进攻天津。一场壮烈的天津保卫战又展开了。侵略军从大沽到天津一路上处处挨打，步步难行，直到6月23日(五月二十七日)才窃据老龙头车站(现在的天津车站)，并和原在西沽的侵略军会合，到达天津租界，接着向天津城发动进攻。他们在义和团四面八方的围攻下，真象瓮中之鳖。从7月6日(六月十日)起，天津战事更加激烈，义和团领袖张德成等一连三昼夜在紫竹林与侵略军血战，取得很大的胜利。敌人为了减轻紫竹林租界所受的压力，在9日向天津城南发起进犯，清军将领聂士成在战争中死亡。正当战事紧急时刻，清政府派宋庆来到天津，这个反动卖国的刽子手，他不但不组织兵力去攻打侵略军，反而下令屠杀义和团。7月13日侵略军约五千人又对天津城发起攻击，天津城义和团和守军英勇抵抗，打死美军上校团长等军官及士兵百余名，打死打伤日、英、法军数百人，战果辉煌。虽然如此，但由于卖国贼宋庆的对内屠杀、对外投降，天津终于在7月14日失陷。
帝国主义侵略军向北京进犯以及大沽炮台被攻占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怒。北京的外国使馆屡次向义和团挑衅，任意开枪杀人，群众忍无可忍，先后将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等帝国主义分子处死，并且在义和团领导下，于6月15日(五月十九日)和20日先后开始围攻西什库的外国教堂及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
西什库天主教堂，是帝国主义利用传教进行侵略活动的总部。教堂主教、帝国主义分子樊国梁，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他以教堂做为侵略活动的基地，无恶不作，干尽了坏事，中国人民恨之入骨。6月15日义和团向盘踞在西什库教堂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时，北京人民积极支持了义和团的斗争，他们不卖给侵略者粮食和蔬菜。他们还广泛传诵着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英勇事迹，有这样一支歌谣：“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搁卤，炮打英国府。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
义和团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是，义和团的革命英雄们却在这次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斗争中，狠狠地教训了帝国主义，粉碎了它们瓜分中国的阴谋，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无比巨大的力量。东南各省的军阀官僚勾结帝国主义实行“东南互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