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帝制活动逐渐走向高潮。各种反动势力，牛鬼蛇神都忙碌起来了。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出现了，接着各式各样的支持帝制的“请愿团”也出现了。这些请愿团，名目繁多。不但有所谓“乞丐请愿团”，还有所谓“妓女请愿团”，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分散在中央和地方的袁世凯的走狗喽罗们，这时又是通电，又是公函，纷纷“劝进”，说什么“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真是丑态百出，乌烟瘴气。
到了1915年12月，袁世凯迫不及待地要参政会出面，召集了所谓国民代表大会，进行所谓国体投票。在开会期间，袁世凯又是武力威胁，又是金钱收买，各省投票结果，全部同意改行君主政体，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月11日，参政院以代表民意的资格，上书劝进，袁世凯还假惺惺地表示谦逊，退还了推戴书。参政院于是再次开会，在十五分钟之内完成了第二次推戴书，当晚再度送去。第二天，袁世凯装成不得已的样子，正式接受了帝位，第三天，就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并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宣布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积极准备登极做洪宪皇帝了。
但是，就在袁世凯洋洋得意，准备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反袁的烽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反袁最坚决的力量，他们在各地组织暴动，策划起义。可是由于他们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停留在单纯的军事冒险上，因此不断失败。然而，反袁的火种既已点燃，就难以扑灭。中国人民是绝不容许封建帝制再现于中国的。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分兵北上。护国军的力量并不大，但由于反袁是人心所向，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随着护国军的胜利，1916年1月，贵州宣布了独立，接着广西也宣布独立，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形势也十分紧张。帝国主义这时害怕反袁的怒火烧到自己身上，也来了一个向后转，拒绝继续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开始感到大事不好，在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还想继续当大总统。但护国军不答应，他们声明袁世凯称帝是叛国的罪人，不能再当总统，要他辞职。形势急转直下，对袁世凯越来越不利，4、5月间，广东、浙江、陕西等省又先后宣布独立，最后连袁世凯最忠实的走狗控制的四川、湖南两省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也宣布了独立。众叛亲离，袁世凯四面楚歌，走到了绝境。6月6日，这个窃国大盗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可耻地死去了!
护国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把袁世凯推向毁灭的深渊，制止了封建帝制复辟，是有历史功绩的。但是，这次运动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袁世凯死后又以北洋军阀段祺瑞等为代表，继续存在下去。中国人民又经历了一段艰苦而黑暗的岁月，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历史才开始了崭新的变化。
“独贵龙”运动
“独贵龙”(或作“多归轮”)运动，是我国近代蒙族人民革命斗争的一种组织形式。“独贵龙”是蒙古语环形的意思，因为参加这一运动的蒙族人民，开会时总是围成一个环形，决议通过后，也按环形签名，这样做，既使统治者看不出谁是领袖，又表示与会者人人平等。我国内蒙古地区的蒙族人民就是以这种形式，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坚决斗争。
“独贵龙”运动最早发生于1858年伊克昭盟的乌审旗，这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最先以“独贵龙”形式出现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主要是反对本旗王公官吏的封建暴政和繁重的苛捐摊派及兵差徭役。接着，1866年在鄂托克、1879年在扎萨克等旗也连续地爆发了“独贵龙”运动。这些运动多是自发与分散的，所以很快就被清朝政府和封建王公给镇压下去，但从此以后，“独贵龙”却成为内蒙古人民革命斗争的一种新的形式，它不断地推动着蒙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
义和团爆发后，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推动下，积极起来响应，投身于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革命洪流，察哈尔地区、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等地，先后燃起了反帝斗争的烈火。这时，乌审、鄂托克、扎萨克和达拉特等旗的蒙族人民，又以“独贵龙”运动的形式，出现在内蒙古西部辽阔草原上，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统治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群众提出了“上打洋人下打官”的响亮口号，联合了陕西北部的汉族农民，杀死神甫、焚毁教堂，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此同时，东部地区昭乌达盟的赤峰也展开了攻打教堂的斗争。起义势力东西两地遥相呼应，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但不久随着全国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轰轰烈烈的“独贵龙”运动也被中外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独贵龙”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蒙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就此而停止。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清朝政府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摆脱因支付列强巨额赔款而造成财政困难，于1902年，在“新政”的幌子下对内蒙古地区实行“开垦蒙荒”，“移民实边”的政策，即允许蒙古王公放荒招垦，招内地汉族人民来内蒙古地区开垦荒地。清朝政府设垦务局，特派大臣督办开垦事务。清朝政府以开放“蒙荒”为名，把大片牧场作为荒地来开放，甚至把已耕的土地也作为生荒，强行开放，严重地破坏了农、牧业生产；而清朝政府与蒙古王公却从汉族农民手中捞得大量的押荒银。这种措施，实际是清朝政府和蒙古王公对蒙汉人民的一项残酷的经济掠夺。因此，蒙族人民又掀起了以反夺地和保护牧场为中心的“独贵龙”运动。
运动首先又是从乌审旗发动的。据记载：1903年，“内蒙伊克盟之乌审旗人民，自动组织一种民众团体，名曰‘多归轮’，每户派一人为代表，而讨论全旗政务，尤以革除王公之苛政及反对满清政府之开垦为宗旨。”蒙族人民在白音赛音领导下，以武装保卫自己的牧场和家乡，驱逐了清政府派来的垦务官吏。乌审旗的“独贵龙”组织不断扩大，势力也日益增强，致使清政府连续四年不得开放。与此同对，杭锦旗的蒙族人民，在厂汉罗卜领导下，于后套一带也发动了反对开放的“独贵龙”运动。
此后，自1904年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西起伊克昭盟的准格尔、鄂托克、郡王、扎萨克等旗，东至郭尔罗斯前旗、札赉特旗等地，持续不断地发动了反夺地的“独贵龙”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和蒙古王公的反动统治，以至使清政府在蓬勃发展的蒙汉人民革命运动面前，不得不把垦务大臣贻谷革职拿问，停止了垦务。
在辛亥革命期间，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绥远、包头地区蒙汉人民积极起来响应，发动起义。而这时，“独贵龙”运动也在鄂托克旗发动起来，蒙古族人民组织了八个“独贵龙”，同反动北洋政府和王公展开了斗争。他们反对王公的横征暴敛与苛派，击退王公的武装进攻，使反动政府的官吏，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对内蒙古地区极力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并全部继承了清朝在内蒙实行的“丈垦”土地的措施，因而又不断激起了内蒙古地区蒙汉人民的反抗。具有革命优良传统的乌审旗蒙族人民，在著名领袖锡尼喇嘛领导下，组织了十一个“独贵龙”，向本旗王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起义群众坚决反对官差徭役和苛捐杂税，反对蒙古王公出卖土地、牧场和封建特权。1915年，他们赶走了旗长察克都尔色楞，推翻了反动王公的统治，宣布废除各项封建差役和杂税，把运动推向了高潮。但不久，在反动军阀和蒙古王公的重兵镇压下，起义逐渐走向失利，锡尼喇嘛领导群众转战各地，直到1919年，因锡尼喇嘛被捕，才使这次起义最后失败。
“独贵龙”运动是蒙古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独贵龙”运动，毕竟是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先后走向失败的道路。事实证明，内蒙古人民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才能把革命斗争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
运动”的始末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京反动政府的政权落在另一个北洋军阀亲日派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手里。段祺瑞想独揽大权，但1912年(民国元年)公布的《临时约法》，对他实行独裁统治是不利的。因此他拒绝恢复旧国会和《临时约法》。
当时的很多资产阶级革命家是把1912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作为共和国的象征的。坚持民主主义革命的孙中山便起来号召保护约法，召集旧国会。1916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大部分国会议员也跟着南下。海军受了革命影响，也宣布“拥护约法，恢复国会”，并且将舰队开到广州。当时，盘踞在两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和称霸云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在争权夺利上和段祺瑞的矛盾很大，又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想利用孙中山的名义来对抗段祺瑞，于是也假意地表示拥护约法，拥护孙中山。9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了非常国会，组成了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和段祺瑞的北京政府相对立。
北洋军阀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之间，也存在很深的矛盾。当时段祺瑞决心“武力统一”中国，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攻打护法军。冯国璋却企图勾结西南军阀，排挤段祺瑞，因此，指示他的军队采取消极态度，并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口号，对护法军政府表示让步。
以政治投机为目的的陆荣廷、唐继尧这时也大肆活动，拉拢国会议员，共同排斥孙中山，破坏护法运动。1918年2月拥护孙中山的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被人暗杀，甚至孙中山招募的卫队也被反动派捕杀。反动派在解除了孙中山控制下的军事力量以后，接着又进一步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由老官僚岑春煊当主席总裁，把孙中山变为一个毫无实权的七总裁之一。孙中山见护法运动毫无进展，受尽了军阀的气，在广州也无法立足，因此，在1918年5月离开广州去上海。离开广州时发表宣言说：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貉hé合。比喻彼此都一样，没有多大差别)，他开始了解到依靠这些人是不能护法的。孙中山离开广州以后，军政府便完全操纵在桂系军阀的手中。后来南方和北方进行和平谈判。护法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的失败了。
护法运动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这一点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它的目标仅仅是恢复约法和国会，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所以这个运动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加上孙中山虽然建立了“军政府”，但没有掌握什么武装，因此，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只有依靠地方军阀的力量。地方军阀当然是靠不住的，所以，护法运动也就只有失败的命运了。
京剧的产生和发展
提起京剧的历史，大约有一百二十多年了。如果从它的前身徽戏说起，那还要早个四五十年。
安徽戏班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开始，先后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等班，来到北京，被称做四大徽班。他们丰富多采的演出，和一些思想内容较好的剧目，受到北京观众的欢迎，逐渐地取代了本来在北京流行的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地位，成为北京剧坛的主力。
徽戏的唱腔以二簧调为主。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年)，湖北的湖广调(楚调，也就是汉剧)也进入北京，带来了西皮调的唱腔。这两个本来有着血统关系的姊妹剧种，很快地结合起来，使西皮调和二簧调在北京同台演唱。以这两种唱腔为主，然后又吸收融化了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精华部分，构成了本身唱(歌唱)、念(说白)、做(身段动作)、打(武打)一套完整的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戏曲，人们把它叫做京调或皮簧，也就是今天的京剧。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京剧进一步发展，不仅出现了许多优秀演员，同时逐步地向外发展，较大的都市如天津、上海、汉口、长沙，都先后有京剧班子演出。
京剧的表演(包括唱、念、做、打)，不论生、旦、净、丑，都有一定的程式，但在京剧的发展过程中，不少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在传统程式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创造，形成了各种不同流派的艺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