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地球的历史已经有大约四十五亿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有五分之四的时间，地球上只有无生命的物质。后来，无生命物质经过不断的变化发展，产生了最简单的生物，地球上开始有了生命，这大约发生在十多亿年前到六亿年前。生物经过不断的漫长的发展变化，到新生代时期(六、七千万年以前)开始出现了哺乳动物，后来又从哺乳动物中演化出猿类。生活在大约一千多万年前的古代猿类，就是人类的远古祖先。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使用了“猿类”、“正在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这三个名词，概括了人类起源发展过程的三个基本阶段。“猿类”是指生活在千、百万年以前的古代猿类，它们是人类的远祖；“正在形成中的人”是指从猿到人的过渡，他们已能直立行走、双手逐渐习惯于从事寻食和自卫等活动，能够使用木棍、石块等天然工具，但还没有进行真正的劳动；“完全形成的人”则是指已能够制造工具、真正进行劳动的人，他们已经从动物界完全脱离出来。
恩格斯在将近一百年前揭示的人类起源史的基本规律，不断地得到现代科学发现的证明和充实。根据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已可以描绘出从古猿到正在形成中的人又到完全形成的人这一发展过程的基本轮廓。生活在一千多万年前的古代猿类，以“森林古猿”和拉玛古猿为代表。在非洲、欧洲南部和我国云南开远等地都发现过森林古猿的化石。森林古猿的牙齿数目是三十二个，依臼齿、前臼齿、犬齿、门齿的次序排列，是人和现代猿类共同具有的特征。在日后的好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森林古猿的后裔就逐渐分化，一支变成现代猿类，一支经拉玛古猿转化为人类。
“正在形成中的人”以发现于非洲东部和南部的“南方古猿”化石为代表，我国的广西也发现过这种古猿化石。从1924年首次发现到现在，非洲各地已有了为数众多的南方古猿化石，为人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南方古猿已经由树居生活改变为地面生活，这是和当时地壳运动加剧、气候改变和森林缩小等自然条件相适应的。在不断地适应自然条件变化的过程中，南方古猿逐渐习惯于直立行走，使上肢——双手从事各种动作，也就是说，使双手解放出来，恩格斯指出：“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南方古猿属于从猿向人过渡阶段，处在产生“完全形成的人”这个质变之前的量变过程中。
南方古猿生活的时代，大约在五百万年前到二、三百万年前。南方古猿已能够用手拿一些棍棒、石头进行活动，但还不能制造工具。根据大量的古猿遗骸化石，还可以看出南方古猿有好几个不同的种属，其中一些种属向前进化，发展为“完全形成的人”，即真正的人类。也有一些种属仍保留古猿的特点，到一百万年前逐渐灭绝。
恩格斯指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一旦从事制造工具，真正的劳动实践便开始，而人也就完全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变成了“完全形成的人”。最初出现的原始人类，和现代人无论在体质和智力上都还存在着一定距离，因此从最初的原始人类发展到现代人也还有一系列由低到高的阶段。根据人类化石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阶段：直立人和智人。直立人阶段约从二、三百万年前开始，到二、三十万年前结束，这时的原始人类开始能够制造工具，从事劳动，并且由于劳动实践使手和脑都得到较大发展，已经完全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但是，在一些骨骼结构上，也还保留有若干和猿类接近而和现代人不同的特征，例如头部眉脊突出，左右相连，又无下巴颏等等。直立人阶段的人类化石最早阶段的代表是七十年代以来在非洲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地发现的三百万年前的古代人，其中以1975年在埃塞俄比亚阿瓦什河谷的发现最为重要。在这儿同时发现了七个古人类的遗骸化石，说明当时从事劳动的人类过着集体的生活。此外，发现于印尼的爪哇人和发现于德国的海得堡人也是著名的代表。他们制造的工具虽然还极原始，但脑容量已比古猿大得多。在他们之后的比较发展阶段的代表则有发现于坦桑尼亚的舍利人、发现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阿特拉斯人，而我国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到目前为止，在周口店北京人化石遗址已发掘到代表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约四十个个体的人类化石和十万多件石器，还发现了用火的痕迹和丰富的动物化石。北京人生活的年代，约距今四、五十万年前。在这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就不仅能够制造工具，而且开始用火，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早期智人阶段的原始人类在手和脑等关键部位继续取得发展，已基本上和现代人相似，但前额仍然低而倾斜，眉峰突出，有眉脊，下颏不明显，保留一些原始的特征。其重要代表有发现于德国的尼安德特人，发现于非洲南部的罗得西亚人、发现于巴勒斯坦的卡麦尔人和发现于我国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广东韶关的马坝人、湖北的长阳人等等。这一阶段约从二、三十万年前开始，到十万或五万年前结束。
到了晚期智人阶段，其体质特征和现代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如发现于法国的克罗马农人和发现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等等。这时人类已经遍布亚、非、欧、美各洲大陆适于人居的地区。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居住地区的逐渐扩大，世界各地的人逐渐适应地方特点而形成不同的种族，如蒙古种、尼格罗·澳大利亚种、欧罗巴种等，这就是现代人类种族的起源。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类的集体生产劳动实践，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当人终于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时候，他和古猿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从事制造工具的劳动。从使用工具到制造工具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是，一旦能够制造工具，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就发生了根本的质变，原始人类在和自然界作斗争时就有了划时代的武器。他们不再局限于适应自然、利用自然，而且开始通过自己的集体劳动实践改造自然、战胜自然。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例如，北京人能够制造工具并开始用火，这就使他们在向自然作斗争时处于和古猿根本不同的主动地位。从山洞中发现的大量石器，可以看到各种人工打制的痕迹，石头砍砸器也很多，说明北京人已会用各种方法加工不同的石料，制造出不同类型的石器，即考古学上称之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火的使用更使人在向自然斗争时得到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和工具。北京人已用火取暖和烧烤食物，火同时又是防御和猎捕野兽的武器，用火烧灼木矛的尖头还可以使矛头更为坚硬，从而提供了一种良好的狩猎工具。到早期智人阶段，石器的打制技术更为发展，有了第二步的加工，类型固定，种类增多，分工明显，这时的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了晚期智人阶段，石器的打制技术就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器形精巧美观，并使用石硾间接打击法打制石器，在制造装饰品时还开始使用钻孔、磨尖等新技法。这种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当时人类除使用木器、石器外，还大量使用骨器，并且发明了鱼叉等捕鱼工具。投掷武器也是这时取得的一项重大的成就。在这一阶段人类居住的洞穴附近，往往发现有大量的野兽遗骨，说明人类已能够捕获较多的猎物，象巨象、猛虎等大动物，也在人类集体劳动的威力下成为人的战利品。因此可见，正是劳动使人不像动物那样作自然的奴隶，而变成自然的主人。
人类的劳动实践不仅使人类在支配自然方面根本脱离了动物界，也使人类在体质结构方面发展成和猿类完全不同的人的体质。恩格斯的名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非常精辟地阐明了劳动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在改造自然的社会性劳动实践中，人类的全部机体，特别是双手、语言器官、脑髓和感觉器官等相应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劳动首先使人的双手日益发展。猿类的手和脚也有某种分工，例如用手筑巢、搭棚或摘取食物等等。猿类的手和人手在骨节、筋肉数目和排列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甚至和人最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和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之间，有多么巨大的差别”。“……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由于劳动首先促进手的发展，因此在人类发展史上手的变化是最先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特征。直立人的双手要比身体其他部分更接近于现代人，例如在埃塞俄比亚阿瓦什河谷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手和手指的进化最为突出，也最接近于现代人；而北京人的肱骨(即上臂骨)在长短比例和结构形式上也都接近于现代人，和猿类大不相同。恩格斯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通过手这个关键部位的变化，充分证实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伟大的真理。
集体的劳动实践，也使人类的语言和语言器官迅速发展起来。人类的劳动一开始就是集体化、社会化的，人们在劳动中必须用语言互相联系和协调行动，因此，有了劳动就有了语言，“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语言的产生使语言器官日益完善，能够发出抑扬顿挫的音调和一个个清晰的音节。更重要的是，语言是进行思维活动的工具，有了语言人类才能发展自己的思维，更有效地组织社会生产，对自然界进行胜利的斗争。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再加上语言的发展，人类的思维活动和认识能力日渐提高，人的脑髓也随着日渐发达，脑量不断扩大、大脑结构不断复杂化。古代猿类的平均脑容量约为五百毫升，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便增大为1059毫升，发展了一倍；尼安德特人的平均脑容量又增至一千三百多毫升，和现代人(平均脑容量约一千四百毫升)相差无几。头脑的发达到晚期智人阶段，便达到和现代人相等的水平。而这一切进展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人的集体劳动实践。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伟大的真理，是对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唯一科学的说明，它粉碎了一切有关上帝造人的宗教迷信神话，对于那些唯心论的天才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等胡说，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