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上司出谋划策
于成龙自从得到广西巡抚金光祖的赏识之后，来往于省城桂林也较于频繁，金光祖也甚是信任于成龙，一旦有什么棘手的问题便会找到他，让于成龙给他出谋划策。于是，自此以后，于成龙便在广西地面上声名鹊起。
他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罗城县令，七品芝麻官，但是，在广西官场上也算小有名气，渐渐地知道他的人是越来越多。他的能力和政见已逐渐得到金光祖的赏识和认可，某些政策的成功实施，还取决于于成龙的策略。
于成龙虽然饱读诗书，很有些才华，但是，毕竟罗城只是弹丸之地，虽然他把罗城治理的很好，也并不能说明他的能力有多强。但现在面临的毕竟是广西一省的政务，广西全局他并不是太了解，还有他是北方人，而广西是南方，无论是地理、风土、人情皆不相同，甚至有着天壤之别。金光祖向他取经，听取于成龙对广西现状的一个看法和广西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于成龙只是根据自己的所学，还有就是自己对政治的感悟和体会，就广西目前的形势和状况，作了系统的策略。
一是“肃清吏治”。于成龙提出：“平息地方之要，莫若安民。而安民之法，必以肃清吏治为先务。吏得其人而洁己爱民，则弭盗、固圉、省刑、息讼、兴利、剔弊诸务毕举。虽在边徼，可渐次化理矣。”
二是坚决铲除地方匪患。然而，怎样操作，于成龙为金光祖的献策是，于成龙认为，匪患并不是天生的，而来源于人民群众，从老百姓中产生的，并不是生来就具备烧杀抢掠的天性。人之初，性本善。哪个人愿意为匪为盗，原因很简单，要么是官逼民反，要么是他们没有饭吃了，才会狗急跳墙。战乱、灾荒之年，百姓颗粒未收，饥寒交迫，又得不到官府的赈灾援助，这才占山为王。二来，是由于官府强行催缴赋税，施以酷刑，百姓因难以忍受这般痛苦，最后，被迫为绿林好汉。所以，导致匪患太多的地方，其责任主要还在于地方官员。官员更要以身作则，体恤民情，要爱民如子，尽可能的减免一些老百姓繁杂的赋税。百姓生活富裕了，社会进步了，家家有饭吃，有衣穿，谁还愿意到山上去当土匪头子，弄不好还要杀头，这是在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相信不会有人愿意这样做。
三是，安抚和管理少数民族；于成龙认为，广西是多民族地区，民族矛盾日趋增大，壮族、瑶族等民族时有反清倾向。虽然，朝廷以军事将他们给镇压住了，但是，他们的心里更不服朝廷统治，时有骚动。于成龙的解决方法是：“若稍疏一面之网，多方招抚，开诚布公，消疑释嫌，逆僮虽愚，亦必乐生恶死，悉归王化，不烦弓矢而土宇宁谧。”这句话的大意就是，要彻底的消除这一隐患，不一定要依靠武力，而要用更为宽厚仁慈的招抚手段，这样才能从心理面消除他们对朝廷的戒备和反叛之心。于成龙认为，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对汉文化不甚了解，给他们将孔孟之道、三纲五常也是无济于事。“骄悍固其素习”，这一方法根本无法从实际上解决问题。地方官员作为父母官，更应该悉心的教导他们回归本心，要循序渐进，不要急功近利，要“宽舒其手足，约束其心思”，不仅要在行政权力上收复他们，更要收服当地人的心，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做大清的子民。处理民族关系上更要做到一视同仁，不能去可以偏袒那个民族，要对他们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于少数民族有能力的人，我们应该要对其重用。对于“抚绥驯制”，于成龙则认为“宁猛勿宽”，一旦有人触犯到国家法律，定不宽恕，定将严惩不贷。
四是，军事设防。于成龙初到广西，而且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对广西全省的地理形势并不是太了解。所以，于成龙在这方面给金光祖提出的意见是按照平生所学，结合现状，归纳出来的一点：“屯戍之兵不可不设，而统兵之法不可不严。兵以卫民，亦有祸民者；兵有防奸，亦有作奸者。屯戍设防，宁简勿滥。”这句话的宗旨，还是以民为本，他深刻的阐述了军民关系要处理得当。当个年代不像现在，出征作战，军士纪律涣散，常常偷溜、脱离出队伍，四处扰民，不仅偷鸡摸狗，还趁机玷污良家妇女。而且，作为地方行政官府是无权管理和拘押军队中的将军、士兵的，他们就是犯事也是军法处置，所以，官府对此格外头疼，严整军纪才是头等大事。
五是，修缮破损驿馆。驿馆是古代来往官员的栖息地，外地官员上任和出差，可以住进驿馆里面。古代，在通讯方面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和多种多样的，那个年代，只有书信来往和飞鸽传书。而且交通工具，无非也就是牛、马车之类的，一封信件来往两地就会花去很长一段时间，一两个月都是很正常的。所以，驿馆也就成了官方传递和收发信件地唯一途径。驿馆又称驿站，不仅有传递信件的功能，还兼带着接纳各地官员食宿的功用。驿馆里面，国家设置有专门管理驿站的官吏，每年他们会有一定的经费，作为他们的俸禄和来往住宿官员的生活开支，然而，驿馆其实也就是一个中转站，不仅有紧急信件需要传送，如发生战乱，还有紧急军务需要通报。有些过往官员，知法犯法，无理征调和肆意讹诈，一旦出了差错，上司还对其进行责罚。驿馆的这些信官们，由于忍受不了他们的责罚，纷纷弃官而逃，由此导致了很多驿站无人管理，形成倒废。于成龙对驿馆的看法是，驿站最为民苦。如何能完善驿馆的不足，于成龙的意见是，驿馆既然是国家通讯的命脉，这上面一定不容出差错，更不容忽视。就算再难，也要恢复其功用，对驿馆应该严格规范其功能，凡来往的信使及官员，需要检查他们的“火牌”，“勘合”等证件及相关文件，手续检验完毕，才正式入住或者通行，手续不全的官员则拒绝服务。此外，严禁过往官员再任意调离驿官和索取财物。并且，驿馆也要建立并完善一些制度，比如，建立档案和工作记录，供上级官员随时核查。避免驿站官员出逃的现象，一旦发现将严肃处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包括一些细微的政策落实，于成龙都向金光祖提到了。
还包括土司事务，土司是封建时代的一种民族政策，土司拥有对其辖区的自治权。是从元代时期才兴起来的，但发展到清朝，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朝廷委任他们这一职位的权力是很大的，可以说掌握着辖区的生杀大权。
当然土司也会有大小之分，在土司的领地里，就跟诸侯一样，诸侯有大小之分，土司亦如此，他们相互间常常争名夺利、抢夺城池和争夺统治权。土司官职跟皇家是一样的，世袭制，老土司死后或者退位可以将土司之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不过，土司一般具备朝廷颁发的印信，作为自己上任的凭据，表示土司是由朝廷任命的，并且他们都要无条件的服从大皇帝的统治。除此之外，土司在自己的领地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只需要每年向朝廷缴纳赋税和进贡即可，名义上是少数民族官员，但是实际上相当于独立的王国。只要不发生战乱和反叛朝廷的行为，皇帝一般不会干涉其内政。只是到了清代后期，朝廷的权力辐射已逐渐退化，难以再对其进行管束，各土司之间便相互混战。
于成龙的建议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土司身边缺乏贤能辅助，所以才会如此肆无忌惮。他的意见是，让朝廷派一些精通律法的贤良进去，当教导员教导他们，引导土司工作。地方官府，不能任意干扰土司执法，或者对其约束，反倒会适得其反。对于刑狱之事，于成龙也有自己的看法，由于百姓遭受战乱之苦，很多良民迫于生存，才加入到作奸犯科的行列当中，以致于监狱人满为患。于成龙提出，“宁失出，毋失入”的原则，意思就是宁可错放，也不乱抓一人。于成龙抵制诉讼歪风的办法是，“禁止教唆，严绝赦前”，大概意思也就是说一旦发现有唆使当事人打官司的讼师，一定要严惩不贷。新皇登基或者是太后过寿等国家大事一般会大赦天下，无论犯下何等罪过，一律不追究。但是，在大赦天下之前，所犯之罪，一律不在受免之列。如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很难列案。这样也降低了官府的工作量。
于成龙鼓励百姓垦荒屯田，各地经过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导致土地荒芜。现在天下初定，各地生产生活也恢复到正常轨道，将那些流浪在外的流民集中在一块，成了朝廷的一件大事。刚刚入驻中原的清王朝，在民生工程这块还是很人道主义的，鼓励百姓垦荒种地，并且在三年之内不向朝廷缴纳一分一毫的苛捐杂税，待三年生产逐渐得到恢复生产后，老百姓再向朝廷履行缴纳赋税的义务。于成龙的意见是，只求地方官员谨遵朝廷的“三年起税”这一惠民政策即可，不需要再向老百姓施加任何压力，老百姓为了生存，为了要吃饭，哪个又不愿意去耕种呢？只要让老百姓安心耕种，待粮食得到一定产量后，他们自然会对朝廷感恩戴德，社会生产也会逐渐得到发展和进步。对于贪官污吏一定要严惩不贷，贪官污吏，是历朝历代都有的问题，朝廷并不能讲之一网打尽。封建时期尤为严重，加之，广西省我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与南洋各国隔海、隔山相望，可谓天高皇帝远。在广西做官的这些地方官员们，作奸犯科的可能性最大，也最多。
于成龙却说：“蛮烟瘴雨，地瘠民贫，性命之念重，富贵之心冷。”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在那些富裕之地为官，才会起贪心，收刮民脂民膏，官员贪污受贿风气最盛。广西则不同，广西乃边疆省份，自古以来经济就很一般，算的上是穷乡僻壤的地方，在广西做官的也就自然没有油水可捞，只得安身立命，安安分分做事。相对那些富裕繁华之地，广西的官员对于钱财的意识更淡泊一些，只要上级官员，认真、严厉督导，他们一定会恪守本分，便能很快对贪污受贿的风气赶尽杀绝。官府衙役们，常常背着上司，欺上瞒下，欺压百姓，于成龙的建议是，发现一人，处置一人，绝不姑息养奸，这样会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对于衙门的衙役，需每年更换一批，此法是为了不让他们长期性的待在一个衙门，这样时间一长，熟手、熟路以后，便要作奸犯科。于成龙对于储粮一事，也有自己的看法，储粮是为了应对灾荒之年，老百姓有吃的，救灾所用。等于说，这算是预备粮食。于成龙的储粮法则是，效仿古法，建立“常平仓”。繁遇丰收之年，可适量多储存一点。秋天丰收之时，从老百姓手中将余粮平价收购回来，然后，纳入官仓。来年，要是遇到天干，或者苗木长势不好时，可将储存的粮食在平价出售给老百姓。只要官府认真对待，一定能够起到救济作用。
于成龙对于广西的布政，无不是面面俱到，甚至小到每一个细微的地方，所以，让金光祖尤为赏识。于成龙之政见颇有独到之处，他的大部分策略基本上都被金光祖采纳，并且还向朝廷推荐了于成龙的这些政见，朝廷也从中取纳了一部分，金光祖慧眼识人，于成龙对政治的认识如此娴熟，不仅仅只是一块县令的材料，从他的这些出色表现完全可以看出，假以时日，于成龙必成大器。
二、小县令的雄才大略
清朝时期，盐务这块，一直都是官府在管理和控股，盐务是以官盐的形式存在，官盐也是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所以，盐务是属于国有，一旦发现有人贩卖私盐，或者操控盐市，那便是杀头的死罪。
大概从康熙元年（1662）起，盐务一时间成为了广西省害民的一项重大的弊端。朝廷向盐商出卖“盐引”，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许可证，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经营许可证，盐商凭着这个许可证，便可直入盐场买盐，最后，再运到指定的地方销售。
其实，这个过程是存在弊端的，尽管如此，老百姓也早已习惯了这种弊端，无非就是逆来顺受。国家为了提高财政收入，于是便在盐务上动脑筋，人为的提高了限额数量，并且，要求各地的盐商多卖盐、多收税，于是，就酿成了新的弊端。
此时的金光祖已然从广西巡抚升迁到了两广总督的官位，两广总督这个官位可不小了，在清朝时算的上是封疆大吏，总督广西、广东两省的军政要务。然而，广东的政务也落在了金光祖的肩上，以前只是身在广西，对于广东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听说，广东的盐务和广西一样，同样存在着相同的弊端。广东省的“盐引”开始积压，不能顺利的完成销售任务，官府便将广东的这部分积压推到了广西省，广西省的官员们为了及早的完成任务，便层层下达指令，将上面的压力分派给下级官吏，还将食盐的销量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范畴当中，但凡不能按时、按量的完成销售任务，便会被视为玩忽职守，是官员们渎职所造成。各级官员迫于压力，只好将自己衙门里面的衙役组织起来，运输和贩卖食盐，为了尽快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便将食盐强行贩卖给老百姓，认为是官府在卖，老百姓就一定要买，不然则视为抗命。所以，这强制性的买卖，便成了老百姓的义务，是必须的，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没有选择的权利。地方官员们，其实也并不愿意这样做，净干些违心之事，但是上级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才不得不这样做，否则，随时都有可能掉乌沙或被扣上渎职的罪名。官员们很内疚，不情愿，老百姓更是搞得很痛苦，很揪心。金光祖还在广西做布政使的时候，就主管全省的财政，就意识到盐务所存在的弊端，但是一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自从做了巡抚以后，虽然权力比以前大了很多，但是，对盐务一事，仍然是束手无策。尽管如此，他改革的决心日盛，决心想要挖掉这一政策毒瘤，为了彻底的清除盐务弊端，金光祖可是想方设法。
终于，第一次他鼓起勇气上书朝廷，免去食盐的销售任务，朝廷最终是驳回了他的奏本，金光祖并没有泄气，也并没有气馁，决心要铲除这种不良陋习，于是，便第二次向朝廷进言，提出了“区划户口食盐法”，在他的极力周旋下，朝廷最终将“盐引”减去了三分之二的量，紧接着，各级官吏的压力和老百姓的负担也随着减轻。尘埃尚未落定，盐务仍然存在不少的弊端，金光祖无计可施，只能求助于地方官吏，所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一人之力，终究难敌众人，或许可以采纳一些基层官员的意见，弥补自己思想上的缺陷和不足。金光祖将自己的想法写了下来，以公文的形式，下发到广西各州、县官员们手中，求助于各州县基层官员，要求他们共商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