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语1
据闻某人擅长演戏，因为名气大，所以时间少，不喜欢背台词，拍戏的时候让人在旁，别人念一句，自己说一句，后期剪接起来。
导演对此不爽，又不敢得罪，拍戏的时候，一个演员忘词，导演上前一顿劈头盖脸，词都没背还演什么戏，让演员惶恐不已。
某人冷眼旁观，第二天背了台词过来演戏。
此所谓指桑骂槐。
——————————————————————————————————————三十六计
事发之后，韩景侯大怒，派人抓捕严遂。杀人不以道为贼，故而《战国策》里说严氏为贼，算是前途尽毁，严遂只能四处避难。严遂算得上宋江一样声名远播，在江湖上混得还不错，经过周地还被周天子接见，收留了他十四天，给他准备了车马好让他跑路。
韩烈侯自然不爽，当即派人兴师问罪。虽然是挂名老大，但是毕竟做的不地道，周天子只好问手下，如今恶了韩侯，如之奈何？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属下告诉周天子不用担心，你就对韩使说，我们知道韩侯要杀严遂，故意留了他十四天，想要遣返，结果你们一直不派人来，只好放他走了。
说的倒是义正言辞，韩烈侯觉得面子上过去，也就算了，更主要是家里如今乱事如麻，实在没有闲心。
韩国的烦心事主要是政令方面，没有完整的律法，条文之间相互冲突，全靠自由裁量，同一案子不同地方判案结果完全不一，上上下下都很不变。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外界资本的介入，产生了很多问题，需要相关立法来规范。
韩国有自身特色，首先自己有好的矿源，生产的强弓劲弩兵戈利刃为天下之最。还没分家的时候，自然供自己人用，如今自立门户了，国内需求只有原先的五分之一，那就只好外销了。
要知道如今的俄罗斯，出口第一的是武器，第二是鱼子酱。美国一战二战靠军火生意发的家。只要战争不断，军火生意就长盛不衰，韩国凭着这点捞足了资本。
而且韩国交通发达，可以作为秦、齐、楚、赵等国的物资中转站，北方的马，南方的鱼，东方的盐，西方的皮革，都可以在这里买到。花木兰从军的时候，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an）鞯（jian），南市买辔（pei）头，北市买长鞭，跑遍了四周才凑齐，假如东市都有，谁还愿意四处跑呢？
所以商人喜欢带着四方的货物来韩国交易，自然不是以物换物，而是以铜币金币为主，齐国、燕国的刀币，周地、秦国使用的圆钱，当时金属货币有铜币和金币两大类，铜币主要有四种：燕，齐两国使用刀币，周，秦一带使用圆钱，韩赵魏使用布币（形状像衣服的货币，类似“央”字），楚国使用蚁鼻钱。金币一般以斤（十六两），镒（二十两）为计量单位，还有饼状的“饼金”和方型的“郢爰”（ying，yuan）。
各国的度量衡不一，币种的复杂，做生意也很复杂，比如我卖你东西你给我圆钱，我们齐国花不了，又得找中间人兑换，兑换比率也不一样。一个刀币兑换两个圆钱，凭什么，上次来的时候明明是三个，又是纠纷。
韩国作为市场管理者，要想维护市场，就得把这些都摆平，就得颁布相关条文，一个好点的方法就是，颁布自己的度量标准，以布币为标准，设置外汇局，规定兑换比例，这样什么都不用做都能赚不少钱。
外汇局看似超前，其实也是一种手段，即便当局不成立，吃过亏而且有远见的商人肯定能成立类似的民间组织。要知道资本是逐利的，金属货币成为主流货币表示肯定比以物易物赚钱，不然的话市场又会再次回到之前的状态。
宋朝的时候商品经济发达，谈生意动着上千贯，来回带着着实不易，于是商人们成立信用机构，发行交子，元代的时候纸币进一步发行，结果到了明朝，滥发大明宝钞使得纸币信用屡创新低，于是金银铜钱又成为了市场主流。
稀有金属之所以可以作为货币，主要在于其有限，就算有矿山开采量也高不到哪里去，而且大户人家赚了钱喜欢埋起来，要不做成金锅金勺金板凳，金钗金锁金手链，信神的做金佛金像玉观音，一来一回市场上的货币始终有点不够，所以货币的价值越高，能买的东西越多。所以盛世的古董，乱世的黄金，有远见的盛世卖古董换黄金埋起来，乱时用黄金买古董藏起来。
《乔家大院》里水家家主临死前说，家里没什么产业了，就地里面还埋了一点点银子，结果后人挖出了六百万两银子。
到了清朝，革除前朝弊政，凡是民怨大的全都废了，如东厂厂公锦衣卫指挥使，纸币也响应商界呼吁交给了民间。于是银票流行，韦小宝怀揣五十万两银票，换成银子是将近十一顿，靠着一千两一张的银票屡次大难不死，要是搁明朝估计早死了。
市场稳定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推极大地推动了韩国的城市化发展。城市在古代最大的作用是交易，商业赚取的利润是土地难以估量的。江南地区水土适宜，种桑养蚕，布匹丝绸便于商贸，价值远高于粮食，养蚕之家收益要高于种水稻，故而南方相对于比方富庶，苏杭以丝织刺绣闻名，江宁织造变成了一顶一的肥缺。
种地历来收益不高，地主日子也不富裕，但社会地位很高。地方上的大户通常是进士、举人，功名在身可以减免自家的赋税，渐渐积蓄土地，稳赚不赔，而从商则不一定，地位低风险高，朝廷钱不够就盘剥商人，卖个几品虚职也好送匾也好，反正你得花钱，因为“历来只听过种地的造反，没听过商人造反的”。
商业是赚钱，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所以大家都喜欢当地主。
大多数世家有上千亩地，白面也不过逢年过节时吃，日常生活还是很简朴的。尤其是请长短工在家里干活，要给他们吃白面、肉，还会送点酒，自己一家吃的却是糙米饭咸菜汤，为得就是他们能好好干活。
到民国初期，从商的因为和洋人搭上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政府也放宽了不少政策，商业由于其巨大利润而迅速抬头。
《大染坊》里，开明绅士卢家卖地花了一万大洋去青岛买了印染工厂，经营良好，十年后年纯收益达三万大洋，厂子也价值七八万大洋，这种收益是从事土地耕种的人无法想象的。
书中有一段：一同开染坊的亲戚请陈寿亭在济南府吃饭，菜一道道上，陈寿亭连忙制止，说吃不完了，老辈人看见咱们这样，得心疼的背过气去。
亲戚笑笑，告诉跑堂的继续上，说济南府就这规矩，当初在乡下种地，一年才吃一会饺子，咱不能总想着这些。
所以也无怪乎乡绅纷纷开始集资开厂，赚钱的买卖傻子才不干，谁愿意吃糠咽菜的种地。
李悝（kui）估计，按照自己精耕细作的方式，一亩田可以生产粟一石半，一石大约是现在100公斤，当时的亩产大约是每年150公斤。魏国农民，一家六口（标准家庭成分，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种地一百亩，理想状态下一年的收益是15000公斤，口粮大致要500公斤忽略不计。
李悝行平籴（di，买米）法，正常年份里，一石粟价三十钱。那么可以估算，在收成不好不坏的时节，六口之家的收入是4500钱，供衣食住行之用。韩国耕种手段比不得魏国，国土面积也小，会更少些。
商业的发达使得很多人放弃土地去城里务工，伙计、买办、打手，或是小本经营，恕不赊欠，怎么都比种地好。而且产业扩大，丝织、制陶、冶铁需要大量人手，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城市人口增加，国家赋税自然上来了，有钱自然买得起粮、养得起兵。
比如韩国的宜阳城，方八里，可驻军十万，城内积蓄的粟米可维持两三年。
周朝三百步一里，约合693米。这样算起来，周长5544米，面积的话3千万平方米，住宅面积按照1千万平方米算，如今城市人均10.25平方米，可以住下七八十万人，虽然历史上没有那么多，但在战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城。
随着政令的统一完善，韩国国力迅速增长，而对手郑国也不争气，郑繻（xu）公英明神武，打的韩国喘不过气来，可惜内斗开始，公元前398年杀了国相子阳，两年后被子阳党羽反杀，郑国第二十三任君王，也是末代君主郑康公上位。
公元前387年，韩烈侯去世，儿子韩文侯韩猷（you）即位，挥斥方遒，仗着兵戈强劲，第二年攻下郑国阳城（河南登封东南），第三年跟宋国打，攻到了彭城（今江苏徐州），将宋休公抓回去教训一顿，气焰嚣张，连齐国都教训一顿，打到了桑丘（山东济南）。
韩文侯在位十年，压得郑国只有一口气，功德圆满，驾鹤西去，公元前376儿子韩哀侯继位，那时候吴起已经离开魏国到楚国，
公元前375年，魏国和蔡国作战，韩哀侯趁机吞并郑国，将国都迁往前郑国国都新政。
《战国策》里有人说，郑持魏而轻韩，郑亡，此恃援国而轻近敌也。不过郑享国431年，有强盛也有衰落，有生必有灭，新生的总是代替陈旧的，也无暇哀悼。郑国是小国，左支右绌很无奈，韩国吞并郑国，自己依旧是小国，其实也很无奈，都是夹缝中求生存罢了。
韩哀侯原本大有作为，可惜第二年就被韩严所杀，真心哀叹。儿子韩懿（yi）侯即位，在位十八年倒是四平八稳。
魏武侯死后，两个儿子斗起来，真是天赐良机。韩烈侯与赵国扶持一方与魏惠文王相斗，想要魏国一分为二，因为魏国暗地里护着郑国让自己不爽很久，偏偏赵国不同意，把韩懿侯气的半死，直接撂挑子回来不管了。
公元前363年，韩昭侯韩武上台，国家走向巅峰，原因是有个好国相变法——都成套路了。
不过之前也说过，强国变法很难成功，好比已经是天下第一了，也就懒得去找什么武功秘籍了。
韩昭侯上台的日子很不好过，头一年被秦军打，第二年被魏国和宋国一起打，丧师失地。
魏惠文王招贤纳士，庞涓投奔过来后屡建大功，魏国自然强横，韩昭侯只有甘当小弟，不敢逾越，好不容易稳定了局面。可是秦国、楚国又惹不起，宋国又不好欺负，于是灵机一动，打周朝啊！
周天子有地盘，有得之可得天下的九鼎，也有许多钱，但是诸侯多是人家册封的，大家谁也不好意思下手。
如同福建林家的福威镖局一样，祖上有一本《辟邪剑谱》，偏偏后人武功差劲的很，江湖上人人垂涎，可是碍于面子不好下手，终究是青城派于矮子脸皮厚先下手，而后木驼子之流也开始趁火打劫，一拥而上，君子剑岳先生手段高，打着救人危难的名义，一边主持公道一边巧取豪夺。
大家兴致勃勃的看戏，周天子无人搭理，被韩昭侯攻下陵观、邢丘，诸侯纷纷按捺不住，尤其是秦国，动不动就拿周朝开刀，要取九鼎。
开了个坏头之后，韩昭侯意思到自己不足，压力很大，穷则变，于是寻觅有才能的人想搞改革，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命申不害。
申不害，公元前385年出生在新郑，10岁的时候郑国沦陷，成为二等居民，如今30岁，是道家黄老之术的门徒，学有所成，在韩国名声很大。
法家讲究势、术、法。
势大致就是地位，军队里，军衔高的指挥军衔低的，朝廷上，皇帝命令臣子，家里，儿子要听父亲的，都是常理。千金之家的子女，即便是愚笨，也会有人为他出谋划策，而穷人家的孩子，再聪明也得为别人打工挣一份收入。
法指的就是法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之类。
而术主要是权谋之道，君主有高超的手腕控制下属，平衡朝内政治势力来维护自己权威。
这三条是后人总结出来了，那时候法家还没有完善的思想体系。申不害是“术”派代表人物，差不多就是术为主，其他为辅的意思，能以亡国之民在三十岁的时候担任韩国相国，可见是很有两把刷子的。
申不害再厉害也有局限性，所谓局限性是我们以现在的知识面再看他的主张，会发现他看到的地方有限，是因为他的学术主张是经纶济世，主要为战国这种环境下准备的。
当时君主被杀各国都有，有的是被臣子，有的是被堂兄堂弟，所以有君主就说了，一国之内，杀害君主的必定是卿，杀害的卿的是大夫，杀害大夫的是家臣，等级森严，少有越级挑战的。
那时候农民起义很少，而且成不了气候，君主要提防不是农民，也不是家臣，因为他们杀了君主得不到好处，所以提防的就是手下的卿了，所以就要制衡他们，如果一家独大的话可威胁到君主的地位。
要确立军权，君主就要敢杀，敢立威，增加造反的风险，而后要对臣子监督、考察、选用，操持着国家大权，臣子刚愎的可能性就小。而且还要暗地里监督他们，后世东厂、锦衣卫之类密探，得知臣下的举动，了解他们的意图，这样才不会被推翻。
地方行政上，申不害主张放权。首先考察地方大员，挑选有能力的而后给他们足够的权利放手去做。申不害自身不是权贵出身，自然主张以才学选拔人才，出身好的自然有优待，但要是一无是处那还是哪凉快哪呆着去吧，算是初步的官员选拔，是一大进步。
鲁国的季孙氏曾说，人孰不欲富贵，身在富贵也就罢了，还想为后人独享富贵的门路，阻断别人上就不可理喻了。
魏国依靠军功晋升来避免世家无能子弟占据要职，而韩国则通过初步评选，类似于如今的公务员面试来选择官吏，给有才能的人扩展了上进空间，国家自然更强大。
选官历来是大事，中国的人才选拔，商周是贵族，只有贵族能担任，姜子牙在商朝当过官，也是贵族，战国的时候因为打仗需要才向有才能的平民开放，贵族势力为主，举荐制辅助，推崇的是外部避嫌内不避亲。
但因为只有君王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才会让臣子推荐，为了解决问题臣子推荐的一般都不错，也没闹出大问题。
秦朝的时候，秦始皇让人推荐博学之人当选博士，成为自己的智囊团，为自己出谋划策。
到了汉朝，推荐制成为官员任命的主流，圣朝以孝治天下，于是实行孝廉，孝是在家的时候孝顺父母，廉是廉洁正直，有了这个名望就可以由地方官推荐选孝廉，而后当官。
公孙弘四十岁开始读《公羊传》，赡养后母，六十岁时汉武帝下诏求贤才被举荐为博士，历任左内史、御史大夫，官至丞相，有汉以来第一个因为当上丞相而封侯的，算是推荐制得来的人才。曹操就说自己初举孝廉，后为典军校尉。
自然浑水摸鱼的不少，有的孝廉守孝期间孩子继续生，有的出身好，凭着门生故吏遍天下有人徇私，于是乎皇帝也不敢了，推出一招连坐，就是你推荐的官干不好你也受牵连。
我后来看人物传记，连狄仁杰都因为连坐被免职，若是没有连坐推荐制也就逐渐丧失了其功能。
后来隋朝开创科举取士，王朝周而复返，而选拔制逐渐完善，官员的选用的合理也推动了社会发展，直至明朝中后期出现的中央文官集权制，传统社会的人才选拔进入成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