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平定了乙浑之乱，但是魏国仍然还是处在半游牧的时代，由拓跋濬促成的“汉化改革”从后人的眼光看是延续了三代，可是在当时没有任何大臣能够确定魏国到底向哪儿走，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太后上台了，太后的方向、太后的抉择就是整个国家的未来的方针策略。
由于这一系列的改革是以拓跋弘的名义发出的，所以我们姑且用“拓跋弘”开头。拓跋弘“执政”之后，延续着拓跋珪最初的策略，在平城等地区建立了大量的房屋，并将塞外的鲜卑人以及其他胡人内迁到关东地区。这种政策是一项带有强制性的、官方的移民政策，他的本来目的是恢复和发展久经战乱的中原地区，但是遇到的阻力也是很大的。
当时的官员大多是鲜卑族人士，他们不回去体谅老百姓的“安土重迁”思想，也不会去做“政治宣传”之类的思想工作，在执行过程中，不免会出现强制逼迫的举动，再加上拓跋弘的这道命令具有很大的强制因子，从而导致了官员们的举动失控。
由于下面官吏的过失以及朝廷政令尺度把握不准，这就引起了一些耿直的群众们的不满，也给某些强盗和无赖以煽动口实，有一些郡县出现了许多有组织的土匪或强盗。拓跋弘的命令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把握不好尺度就成了坏事情。
拓跋弘不想用镇压的手段对待这群被逼上梁山的平民们，但是他又抹不开面子亲自到台前承认错误，所以只好对群臣说道：“朕本来是想为民除害的，可惜让下面的那些官员坏了好事，以至于现在乱事频仍。如今触犯的人多了，不可能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我的意思是通过大赦安抚，你们认为呢？”
我们细细的品味这句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Wen’Ge”会坚持十年之久，人一到成熟状态，就忽略了自我反省，反而事事都要挑别人的错误。这并不打紧，实在是“面子工程”的原因，人人都好这张脸，所以即使别人说的是正确的话，他也会当成错误的来看待。抹不开面子去道歉，这才是中国人的通病，也就是“曲线思维”。
元城人侯屈说道：“民众逃亡去做强盗，这是大罪。你现在不给他们定罪就要大赦天下，这就是做国王的反而要听下面人的操纵，这是我认为不妥的。所以按照为臣的意思，应该杀死首恶，然后赦免余党。这样才足以安定天下。”
侯屈的政策，是可以平定叛乱的，但是按照拓跋弘的性格来看，他就算再怎么开明，他也不会退回到那种青少年的状态，所以他只能蜕变为成年人的状态，所以爱面子的性格，让他选择了第二种策略，这种策略虽然能够短期内达到效果，但是长期来看，得不偿失。
第二种策略是清河县人崔宏提出来的，这种策略实际上是一种大局观，而这种大局观强调的是“安定团结”，适合内部治理。在内部治理的基础上面，他还维护了君主的面子，虽然侯屈是远见之策，但是崔宏提出来的却是顺着皇帝的意思的。
可以这么说，皇帝总是喜欢自己这一代的享受，有的时候却不会去管自己身后的子孙们以及自己所打造的国家在自己的身后是兴是亡。这也许就是最初的“个人主义”，当然，准确点来说是“个人专制主义”。
如果在综合起来看，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拓跋弘采取的政策出现了一个大的坑洞。在治理起义的手段上，拓跋弘仅仅看到了平定乙浑之乱后，国家需要和平建设，但是这样的和平建设会导致鲜卑族慢慢的变成农耕民族，像我们以后所说的契丹、党项一样，失去自我。
稳定大局，就必然失去了军事上面的活力。因为在稳定大局的同时，人的思想在慢慢的固化，就更不用说“高举旗帜”了。侯屈的政策是顺应了全球史观，也就是“中央集权”，崔宏的政策虽然有可取的一面，但是却忘了汉朝的教训：和亲固然好，但是不磨刀子，就会变成温驯的绵羊，不出百年，必有灾祸！
说了这么多政治上面的改革，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拓跋弘在经济上面的改革。由于拓跋濬的奠基，拓跋弘的时代鲜卑族已经普遍进入了“封建时代”，生产力大幅度的提高。虽然进入了封建时代，可是鲜卑族还是保留了游牧民族的残余。赋税方面和奴隶处理方面仍然还是老样子。
赋税方面，宗主督护制继续发展，对所统辖的地区征收重税。由于宗主督护制具有最知名的一点弊端——对所管辖的人口、所征收的赋税数额皆可隐瞒不报，所以在鲜卑族的官员看来，这就是肥差啊！
再说奴隶处理方面，拓跋弘时代所有的俘虏和奴隶仍然依照鲜卑族的旧例，分给贵族和诸王，参加艰苦的劳动。
魏国最重要的缺点就是官吏没有俸禄，每次打仗，每次征税，抢到多少是多少，这样就造成了贪污、贿赂、高利贷公然在朝堂上面暴露，拓跋弘虽然想管，但是无论如何也管不了了，人实在太多，自己又好面子（毕竟贪污的人中有自己的亲戚），所以拓跋弘该宽则宽，正因为如此，到了元宏这一代，改革的阻力会越来越大。
不过拓跋弘这一带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成果还是有的，他将中原地区的生产慢慢的恢复，最终在恢复的基础上获得了发展。自此，从永嘉之乱后一百五十多年中原地区的生产力颓势，慢慢的开始扭转。
讲完了政治和经济，接下来会讲述最后一个模块。在军事上面，拓跋弘又有什么样的建树呢？其实军事方面，拓跋弘确实还是有建树的。他的建树大多在和南方的战斗中得以体现，我们到下一讲会为大家解释。
请看下讲：军事功绩孰真孰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