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讲过“太武帝灭佛”，那一次灭佛可以说间接地害死了太子拓跋晃，因为“太武灭佛”事件是发生在拓跋焘执政晚年的事件，所以这件事本身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比如地方官在执行的时候，命令一些年龄偏大的僧众强制还俗，而这些僧众又大多失去了生活能力，这就显得有些胡闹了。
拓跋晃比较善良，相比于在马背上拼杀了三十年的拓跋焘来说，他的性格可以说是让拓跋焘既爱又恨，爱惜他的才能，却憾恨他的仁德。如果不是拓跋晃先于拓跋焘去世，汉朝戾太子刘据的下场就会重演了。
但是在中华第一帝国的时代，一共有四位皇帝举行了灭佛的行动。拓跋焘算是一位在灭佛行动中功过参半的皇帝，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位皇帝，他的灭佛行动之中，却很少产生如拓跋焘那样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
建德元年（572年），宇文邕将宇文护除去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治国之路”。北周朝自建立以来，首信的就是佛教，但是信仰佛教只是很短的一段时期，因为当时宇文护把持北周政权，所以信仰佛教可以说是他的意见，宇文护已经死亡，所以宇文邕有必要给自己的“亲政王朝”换一种信仰。
572年以前，宇文邕还是信仰佛教的，但是自从573年（建德二年）开始，宇文邕慢慢的将佛教信仰弱化下去。因为“信仰佛教”不仅仅是宇文护的旗帜，还因为佛教相比于另外两大思想（儒家和道教）有两大弊端：
1.佛教的不忍杀生，对南北统一之战有百害而无一利。
2.佛家的僧尼都有外出云游的一拨人，许多国家情报大多是由他们的口中透露的。
以此类推，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对统治者有很大的好处，这里我们只讲一下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当时已经不是“仲尼之学”，而是“经学”。“经学”要义就是不思根本改变，向着保守的结果前进，这一点对于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十分有用；再加上经学思想已经融合了法家思想的一部分，更加有利于统治者的“大一统”。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采用儒家思想治国。
所以就在建德二年宇文邕确立了“三教”的地位：儒家为先，道次之，佛教最后。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令灭佛，但是这次行动从开始就受到了阻碍，阻碍的势力不仅有那些即将被迫还俗的僧尼，还有一些保守派的大臣。
有些被破还俗的僧尼通过守旧派的大臣向皇帝投递“意见状”，痛陈灭佛的弊端，在结尾处还威胁道：“若灭佛，陛下会下阿鼻地狱！”所以这些僧尼可以说通过这一句话，真的揪到了老虎尾巴。
为了找出一个合法的理由，他将佛道两教的学问者召集到一起，展开讨论。这场讨论之中，宇文邕还是带有私心的，因为他非常宠信一个名叫张宾的道士。两教教首在六年前曾经有过一次辩论，当时佛教的教首法号道安，此刻的教首的法号名叫道炫。
六年前道安写就《二教论》，暂时压制了道教的气焰。但是此刻宇文护已经死了，宇文邕可以放开手脚展开自己的灭佛运动。这一次他亲自上阵都无法战胜道炫，所以他下令将佛教和道教一起废除，之后又慢慢的恢复道教的地位，所以在574年五月十五日废除的只有佛教一个教派。
当然，这一次灭佛还需要一个正当的名义，这个名义也是历代统治者采取的官方说法——僧尼出家避难，不用下地工作，也不用向政府缴税，这样对于政府的财政是一个很大的削弱，因此有劳动力的僧尼必须还俗，连带拆毁多余的寺庙
宇文邕趁着灭亡北齐之战还在准备阶段，果断下诏“禁佛、道二教，经书、佛像尽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为民。并禁诸yin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宇文邕自从杀死了宇文护，就开始大大削弱大冢宰的权力，规定六府不必听命于大冢宰，分化大冢宰的权力，使之成为虚职，以加强皇权，又改诸军军士为侍官，表示军队从属于皇帝和国家化。再取消兵源的民族限制，一境内凡男悉可为兵，大大扩充了军力。又限定地方行政长官与其僚属的关系，以防止地方上的私人化。
宇文邕之前，虽然有宇文泰的明确规定，但是民族歧视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存在，因此在宇文觉到宇文邕执政的前期，府兵的兵员的民族属性大多数还是鲜卑族人，所以很难保证府兵是实实在在的名额。
对于这个问题，宇文邕又是如何解决呢？对于此时的南北格局，宇文邕又会选择哪一方向展开战斗呢？
请看下一讲：形势的完全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