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留下了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共同分享他的巨额财富。四个儿子之中，纳撒尼尔（Nathaniel）选择在法国安家，而其他三个，拜仁·莱昂内尔（Baron Lionel）、梅耶（Mayer）和安东尼（Anthony）继承管理了他们父亲遗留给他们经营有道的产业。控制和管理权全权交给了拜仁·莱昂内尔，他的能力及技能也使他完全有资格担此荣誉，而他的兄弟们对金融业务并无多大兴趣，反而把所有精力和关注都倾入到了更喜爱的事物上——以各种形式支持艺术、运动的发展。在他父亲去世时，拜仁·莱昂内尔只有28岁——对于接手如此复杂和庞大的企业来说，他还太年轻了。
但是拜仁·莱昂内尔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承担起他新职位给他的责任。他具有很好的天赋，并且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父亲的金融技能，而这些都是在他父亲的亲自调教下培养和发展起来的。在他父亲去世前几年，拜仁·莱昂内尔就已经在公司业务上协助他了，而且，根据内森·罗斯柴尔德所创制的明智规则，使得他能够彻底洞察各个方面的运作细节以及完善地掌握所有的制度准则。内森·罗斯柴尔德坚持让所有有关重要交易的通讯信息和谈判会议必须让他本人或他的儿子们处理他与他们讨论细节，并鼓励他们研究每个金融项目的各个方面，让他们从自己丰富的经验中汲取养分，训练他们能用最优的办法处理问题、接手今后将会属于他们的职位。年纪轻轻的拜仁·莱昂内尔由于原先接受的良好训练，以及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优秀金融才华，他很快展露头角，赢得了名誉和地位，而并没有损害留在他手上的管理权。
内森·罗斯柴尔德很英明的发觉这将要“巨大的勇气和小心谨慎才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在得到它之后，你还要花费十倍的智慧去守住它”，他这一公正的评论很受儿子的推崇。拜仁·莱昂内尔似乎没有多大意愿去深思熟虑，而是向他父亲所沉迷的一样，激动而担忧地将他的思绪全部都集中到了如何巩固和保持他前辈短时间内积攒的巨额财富。在拜仁·莱昂内尔接手时，深谋远虑、专心一致就成了企业的标志。他从不将自己与任何泡沫公司扯上瓜葛，也谨小慎微地避免单纯的冒险投资。他大量进行证券交易，但是他从不屈从于那些让他父亲大获成功的花招和计谋来以此为自己牟利。对于父亲在证券市场上拥有的无可比拟的撼动力及控制力，拜仁·莱昂内尔并不热衷于要将此完全保持下去，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避免不了要发生的暗箱操作和权宜之计，并不是什么光彩之事，虽然它们被证交所的交易商们广泛运用。不言而喻，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力不容小视，但比起他父亲来，他还远远不及；可当公司降低影响力的同时，却更大地获得了公众的尊重和偏爱。
在对外汇贷款的交易谈判中，拜仁·莱昂内尔尤为活跃，因为这项交易很是合算而且风险相对而言几乎是零，在所有生意中，他对此特别钟爱。在他一生中，他的银行接手过至少18笔外国贷款业务，贷款总额累计达到了1.6亿英镑。要想深入了解这些交易的细节内容，那就像是在说欧洲最近五十年来的金融史一样，而且到头来，我们什么好处都得不到，因为所有这些交易的发起原因都是这么一个——债务国紧迫的财政压力。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每个借款交易发生的环境背景和条件情况，而这些特别之处与其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还不如说是那些国家自己的历史。对于所有的这些贷款交易来说，决定权毫无疑问地落在了拜仁·莱昂内尔的手上，这不仅是由于他作为一家族之长的影响而言，而且还是由于他的理性判断力。他对买进卖出时机的准确觉察、对市场脉搏的敏锐感知、对每个有利于他达到目的机会的迅速出击，这些才能都被人们广泛认可。在拜仁·莱昂内尔经手的这么多贷款业务中，我们应该提一下他与英国政府在1847年谈判达成的爱尔兰饥荒贷款，在1854年，贷款额追加了1600万。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都是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在对美国的成功债务拨款交易中，他表现突出；在1876年他贷给了英国政府总数达四百万英镑的钱，并从埃及总督手中即时购买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仅后一项交易，他就净赚近十万英镑。在法德战争战后协定上，拜仁·莱昂内尔作为银行集团及金融家的代表出席，成功地稳住了外汇，提升了法国所获的战后赔偿金额。他受托着手管理这样一个缜密而重要的业务，无疑是对他超人的金融能力和准确无误的判断能力的最佳奖赏。
说到外国贷款，我们不由得想起一段拜仁·莱昂内尔与俄罗斯之间贷款交易谈判时发生的轶事。他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什么事情一旦做出了决定，就要马上实行。但这一次，一种不同寻常的踌躇不前和优柔寡断困扰着他，以至于最后交易失败。造成这种反常犹豫的原因是，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左右为难的窘境中，要么放弃这笔利润丰厚的交易，要么损害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当时正处他对抗下议院参选竞选席位之际，他自诩为自由的拥护者，人民的自由党。另一方面说来，俄国政府的这个贷款估计是要用来支持对波兰战役，因为他们强烈反对大俄帝国独裁者的专制和压迫。拜仁·莱昂内尔进退维谷。如果他洽谈这笔贷款，那他将被公众指责没有遵守他的承诺，在自己钱袋受影响时就把对人民自由党的尊重置之度外。这么长时间以来积攒的公众的支持和偏爱，将会迅速坍塌并招致一番讥讽和嘲弄。
一旦他疏远了群众，一旦他身负骂名和羞辱，那他很清楚所有成功对抗下议院的机会都将付之东流。但同时他又不想损失这笔交易。毋庸置疑，他对这笔利润巨大的交易很是垂涎。他发觉，俄国政府不止是与他的银行就这一交易进行交涉，而且也和其他的竞争对手沟通过。拜仁·莱昂内尔知道必须立刻做出决策，但却饱受两个完全对立因素的折磨，到底是牺牲他的政治声望还是自己的利益，难以抉择。当最后他终于下决心要接手这笔生意时，却发现由于他的犹豫不决已经丧失了这个机会，另一个更有野心的竞争对手毫无任何顾及，赢得了与俄国政府代表洽谈的机会。这一课让拜仁永生难忘。
拜仁·莱昂内尔的生意生涯没什么曲折复杂的故事，但他的政治仕途就大大不同了，这都归因于他对废除犹太人所受的政治禁锢所做出的伟大和不懈努力。毫无疑问，拜仁·莱昂内尔从不对自己的犹太出身感到羞耻。正如参孙·吉迪恩（Samaon Gideon）一样，他的巨额财富并没有使他背叛自己父亲和祖先所宣誓和追随的教义信条。在所有犹太团体的财富中，他被公认为是先驱和领导者，拜仁·莱昂内尔积极奔走、总是尽己所能，用他的影响力和财富为本族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和最好的条件。他曾多年来担任大犹太会堂（Great Synagogue）的主席，并且也曾是联合犹太会堂（United Synagogue）委员会的成员。1869年，他奠定了中央犹太会堂（Central Synagogue）的基石。在他去世的那年，1879年，他担任犹太董事会的代表（Jewish Board of Deputies）。和他所有同族人一样，拜仁·莱昂内尔不得不屈居于法律的禁令，即使他在国家危急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是犹太人仍然被视为一个边缘种族，无法与他们的基督徒同僚们平起平坐。当通过新法，解除了所有罗马天主教徒们所遭受的国民和政治上的损害，并给予了他们以新教徒同等的权力时，犹太人民中的一些领导者们认为是时候为他们自己争取自由，摆脱一直以来所受的羁绊了。他们认为就像罗马天主教徒一样，他们完全都是品行良好、遵纪守法的公民，在这片自由的国土上，没有理由不让他们享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们共同拥有的政治和公民特权。但他们几乎没有预料到，在他们前方的将是漫长的抗争，更没料到的是他们的要求在当时的宪法体制下会带来怎样的危险。开明的基督徒们答应了所有要求，并做了更多，他们公布自由条例，积极地消除犹太人的无权利状态。无须赘言，基督教徒显然是受了偏见和长期以来联系在犹太民族身上的污点的影响和蒙蔽。在世纪之初，没有犹太人能担任法官或是任何自治州的州长，这都是由于种族和许多其他障碍的阻挡。但渐渐地，这些阻碍被消除了，至少可以在自治州政府任职了。1837年，大卫·所罗门爵士（Sir David Salomons）被选为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的州长，但是由于州法的限制，他无法上任。坎贝尔大臣（Lord Campbell）急于安抚民众，他给予他们一点点对内阁来说算不上什么的好处，他签写并递送了一份凭据，使得大卫·所罗门爵士能够顺利上任。但即使这样了，大卫爵士也没能做成市议员，最后林德博斯大臣（Lord Lyndhurst）被迫与1844年更改阻碍他上任的条例。虽然所有进入自治政府的障碍都被清除了，但是犹太人仍然发觉他们要想参与内阁事务困难重重，原因就在于每个成员在获得席位和议会选票之前都需要有一个《断绝宣誓》（Oath of Abjuration）。宣誓中有这么一句“完全忠诚于基督教”，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犹太人都无法复述的。由于势力强大的保守党派（Tory party）占了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多数席位，因此多年来都没有什么废除犹太人无权力状态的行动，并且所有对此发起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这是由于托利党人对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充斥着巨大的反感。有这样两个阻碍挡在前面，要想采取行动必定导致失败，遭致强烈的反对和拒绝。
然而，当1847年拜仁·莱昂内尔被选为伦敦商业区的成员之一，并且与约翰·罗素（John Russell）成了同僚时，形势看起来大好。凭借他的显赫身份，以及后来做到了首相的位置，他立刻做出了以下解决方案：“罗斯柴尔德家族努力加入我们的委员会，就是为了用合时宜的方式解决现在困扰他的犹太臣民的公民、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在他的讲说中，言语间都是支持之辞，这位令人尊敬的大臣表明这一权利、政治、种族问题关乎四万多人的群体利益，鉴于他们友爱守序、工作勤恳，没有倾向也没有能力煽动群众暴动去支持他们的争权行动，而且即使得不到要求的权利，他们也不会威胁国家的安全与和平。他说，在历史上，《断绝宣誓》并不是针对犹太人写的，并指出只是出于对他们的成见促使政府在1753年通过对他们的同化法案后就急急忙忙地将之撤销，甚至都没来得及经过下一届会议的探讨。他的解说很成功，他贵族身份的影响力也使得这一议案得到及早提上日程。而对此争论最激烈的是来自支持辉格党（Whigs）的格莱斯顿先生（Mr Gladstone）和当时代表牛津大学站在保守党利益方的罗伯特·因格里斯爵士（Sir Robert Inglis）。格莱斯顿先生对改革提议给予了很大支持，而他的同僚却又是最尖刻和强悍的反对派。在以前，格莱斯顿先生一贯都是反对废除犹太无权状态的，但是之后他得知犹太人是值得称赞的好公民，完全有资格任职地方法庭和自治政府官员，他承认阻止他们进入国会是没有道理的。迪斯雷利先生（Mr Disraeli），之后的白金汉宫托利党成员，同样支持这个决议，并且诚挚呼吁议会能主持国家公正，摒弃曾经在黑暗时代（Dark Ages）的迷信，丢弃他们的反对观点。第二年初就提出了有关决议的具体法案，随之而来的就是布拉德拉夫（Bradlaugh）的激烈争论。两个爆发事件都是由宗教和偏见而起。下议院意识到了拜仁·莱昂内尔和犹太人的公正，他们强烈反对布拉德拉夫和他的反宗教者们的言论。两个事件的争论点都极其相似。反对犹太者准入的一方声称犹太人嘲讽基督教，让他们坐在议院中必然是不合适的。而另一方，反辩说即使这是事实，但很多杰出的议会成员都公开嘲笑愚蠢的基督徒和他们的宗教已是众人皆知的事了。基波（Gibbon），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然神论者，不是也进入了国会，并且尽管他公开表示他并不相信被要求接受的教义，还不是被允许只要不反对《断绝宣誓》就可以了。没有人对休姆（Hume）的准入提出异议，虽然他远不够格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他的所作作为比任何一个犹太人的声讨对基督教伤害更深。更何况，对于大多摩西律法的信徒来说都强烈反对的句子“绝对忠诚于基督教”，仅仅在詹姆士一世统治期间提出来过，以前一直是用的另一方案。除了这些争论外，由于犹太人已经拥有了公民权——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比成为国会选举人代表更为重要的权利——他们强烈要求“让国会法案起草人进入国会”，剥夺他们权利、把他们排除在议院外是不合道理，也是讲不通的。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做了分组表决，德高望重的多数党通过了这一法案；但是，当法案提交给内阁大臣们时，它被35的反对票否决。由于法案被拒，拜仁·罗斯柴尔德立即辞职。但他并不打算让事情就这么平平静静地过去当初他感到正义是站在他一边的时候，在第一次转机时他想过放弃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