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市场行情往往也会与投机商的预期背道而驰，给他们造成损失，许多人甚至无法如期进行交易：不能交出他们之前卖出的债券，或者没有钱去偿还他们已经在合约中买下的。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后来人们采取一种比较合理便捷的方法在签合约时并不进行实物交易，只要求投机者支付约定日与交割日的价差。
经过这一番解释，也许您就很快地明白了为什么投机活动会那样泛滥了吧！它不需要太多资金，那些手中没有什么钱或债券的人也可以积极参与。只要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就会收益颇丰——而且几乎毫不费力。
也难怪这个行当会有这么大的魔力了。事实上，它与纯粹的赌博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并且，法律就是这么对它进行归类的。
毋庸置疑，这种盛行的投机风潮对于普通民众是相对不利的。他们怀着发财致富的心愿，放弃了原来的正当职业，纷纷涌到证券交易所里，希望能赚点轻巧钱……
如果说这种买入与卖出未来交易货物的体制仅仅局限于证交所之内的话，也就无可非议了，可是，它已经蔓延到了所有的产品市场，并营造出一波又一波的恐慌。在这种事件中，公众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们生活所需的货物——如玉米、茶叶、咖啡等等——价格被一些居心叵测、贪婪自私的投机商们哄抬到了一个毫无道理的高度。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甘冒一切风险，在市场中兴风作浪。好在他们并非总会得逞，事实上，大多数时候都事与愿违，甚至一败涂地。因此，为了逃避这样的厄运，他们还不遗余力地伪造新闻、散布流言。
这些伎俩无疑是令人唾弃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当投机商输红了眼时，就把欺诈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1803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与英国政府在伦敦就马耳他问题进行谈判。在此期间，整个伦敦都为扑朔迷离的谈判前景感到焦灼不安。当一封公开信在证券交易所的显著位置贴出来时，人们都欢呼雀跃、拍手相庆。因为信里说：“谈判进展顺利，已经得出了和平解决的方案。”这封信据说是霍克斯伯里亲王（Lord Hawkesbury）所书。一开始，大家都深信不疑尤其是因为这封信的公开好像还经过了市长的批准。于是，市场信心立即陡增，债券价格上窜了好多。然而，当人们冷静下来考虑这件事时，很快就有人对信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许多人（也许其中还包括信的真实作者吧）勇敢地宣称该信是捏造的，立即就有人采取行动进行考证，很快，真相就大白了。
其实，早在这件事发生前的一两年，就已经有过一起类似的事件。当时，证交所里出现一封信，据说是格兰维尔亲王（Lord Granville）授权所写的，声称证券持有人对赤里（Chili）的起诉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理。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
这种恶作剧不仅仅出现在证券交易所；其实，与证券相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想通过这种卑劣手段给市场带来某些变动——有利于自己的变动。即使冠冕堂皇的议员们与这些丑闻也脱不了干系，许多丑闻都是在一些议员的暗中协助下发生的。
在历年来的证券丑闻中，没有哪一件比英国的沃尔希（Mr Walsh）和约翰斯顿（Mr Cochrane Johnstone）事件更轰动了。醉心于投机的几个内阁大臣和政府要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自己从官方渠道得来的消息为自己牟取暴利。连政府大臣都如此痴迷于投机，以致于把公众的信赖置于脑后，投机活动的魅力可见一斑了。
再举一个例子，是关于法国驻伦敦大使德·吉尼吉斯（Count de Guisne）的。精明能干的吉尼吉斯在大使任上积攒了不小的一笔钱，他用这些钱进行了投机，并且一度还很成功，然而，后来他就不那么走运了，他甚至无力履行约定的义务。在发达的时候，他总会很爽快地兑现自己经过经纪人所签的合同；但是当走了下坡路时，他居然开始耍赖，矢口否认自己所签下的合同，拒绝支付欠款，并且不久后就逃离了英国。
由投机引起的罪恶行径除了这些之外，贿赂、腐败的行为也数不胜数。为了从政治圈里得到第一手消息，投机商们往往费尽心机，甚至不惜一切代价。通过一些只有自己最清楚的手段，他们从下等官员、法官随从那里弄到了想要的信息。据说连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这样煊赫一时的人也曾忽略了自己的尊贵地位，接受过投机商米地那（Medina）的一笔贿赂。这笔交易令米地那受益匪浅：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优先得到一些重要消息，包括那些让整个国家为之沸腾的战场捷报。要知道，在那些时候，有大事发生时——比如开战的宣言，内阁的垮台，某个重要人物的病情等——能够得到可靠消息的话，就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了。由于通讯条件落后，投机商们散布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一时还无法鉴别，等到真相水落石出时，市场早已波动过了，投机商们的口袋也早已如愿以偿地装满了。
现在，多亏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谎言一传播出来，很快就被败露了；但是在几十年前，澄清一个事实，往往需要好几天甚至更久。
1847年，对商业街和国家财政而言，是暗无天日的一年；尤其是英法所受的冲击最为严重。当时，在英国，货币非常紧缺，财政压力如此巨大，以致于到了十月，在银行里存的钱一周之内就会贬值13%。利物浦和纽卡斯尔（Newcastle）的一些银行由于许多业务运营的不成功，不得不宣布推迟付款，导致一时间人心惶惶。最大的压力源于对市场信心的降低。在之前的投机热潮中，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对铁路、玉米进行了投机，并且许多人所签订的数额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自己的支付能力；结果，所有的铁路债券一路暴跌，对玉米的投机也使许多人损失惨重。
随后的几个月里，尽管货币依然匮乏，国债的价格却出奇地呈现出上扬趋势。这一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也可以说是一系列未知因素的综合作用；总之，并不是由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一手造成的。那段时间，“3%公债”的交易突然活跃起来，到清算日时，已经完全售罄了；其中，一大部分都是以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名义买走的。詹姆斯男爵试图通过大量买入让价格进入他预想的轨道根据他的推测，最后价格可能会达到75.5法郎。为此，他进行了大笔交易，以稳住行情，如果价格一旦涨到75.75法郎以上的话，他就无利可图了；这个价格是他的底线。然而，大批的投机商跟风而动，纷纷买入——在证券市场上，他们总是忠实地模仿男爵的一切举动——结果，到了清算日这一天，市场上已经一票难求了，“牛”轻而易举地涨到了76.40法郎，不久，又到了77法郎。（显然，这与詹姆斯男爵的初衷是相背离的，并且过高的价格也不利于新国债的发行。）
大家又恢复了像往年那样饱满的信心，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与强大的罗斯柴尔德较量了一把。他们发现：某些时候，公众有能力对其专横的操纵喊停。
为了应对市场中出现的这股突如其来的“逆流”， 詹姆斯男爵决定抛售价值45万法郎的“3%公债”——这是他颇费周折地从康帕尼·基纳拉（Compagnie Generale）、皇家（the Royale）、联合（the Union）等三家大保险公司那里借来的。他的意图很明显：通过大量抛售，以压低价格，使其回到他期望的底线以下。然而，毕竟人算不如天算，这次他又彻底失败了，因为市场总体状况相当乐观，有足够的潜力容纳这笔债券，于是这一招基本上是徒劳无获。“牛市”没有料到这么一大笔债券居然很快就被消化掉了，于是信心倍增，行情一度又上升到77法郎。不过，后来市场还是很不情愿地帮男爵收复了一些“失地”：不久，政府发行了新国债，初始价为76.5法郎，后来下降了1法郎，差不多到了詹姆斯男爵于1847年11月在期货合同中约定的价格，也就是他的底线，75法郎。
另一次，詹姆斯在与整个巴黎作对的“战役”中成功地占了上风。在承接了一个公债发行的项目后，他发布公告称所有的申购人都必须承诺每次以申购额的5%进行分期付款；否则，就拒绝其申购请求。这一规定是相当明智的。那时，投机之风盛行；通过这项措施就可以强迫申购人按时履行义务，避免他们最后拖欠、赖账。总之，这次他成功地保障了自己的利益。
在路易·菲力浦执政期间，金钱是至高无上的；是财富在支配着这个国家——所谓的代表制赋予了富裕阶层所有的优势与特权。上议院是贵族的俱乐部，下议院则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正如人们所说的，这样的代表制不过是政府用来欺骗普通人民的一个幌子罢了。并且，证券投机商们占据了富裕阶层的主要席位。同时，路易·菲力浦和他的首相梯也尔也很热衷于这种财富游戏。
基佐政府时期，腐败泛滥，尤其是选举中的贿买现象极为严重，财政状况也不断恶化。卑劣的丑闻一次次被公之于众，直到人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道德观念上都已无法容忍。对于基佐政府的反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王路易·菲力浦尽管也曾有过许多功劳，但现在，他已是老态龙钟、顽固不化，连资产阶级也开始厌倦他了；他们开始联合起来，试图改革极不合理的选举制度。
到后来，整个社会都感染了腐败的风气。看看那些败露了的丑闻，就知道这个国家的道德已经沦丧到了什么地步。
事态愈演愈烈，政府不得不惩处了一些人，并与他们划清界限。这时的七月王朝就像一只触礁漏水的巨轮，开始牺牲一些相对弱小的同伴以保存自己。个别身居高位的官员被送上了法庭，其中，有前内阁成员泰斯特（Teste），法院的元老级人物屈比埃斯（Cubieres），还有国王的老朋友普拉兰（Praslin）。这些人不是贪污过公款，就是收受过贿赂。
多年以来，罗斯柴尔德已经习惯于垄断公债的发行权，这可以算作是其金融影响力的最佳证明。然而，1848年七月王朝被推翻以后，政府颁布了新的财政制度，罗斯柴尔德的金融垄断时代也走到了尽头。
早些时候，谁要是在证券市场中跟罗斯柴尔德作对，别人准会以为这人疯了——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嘛！但是现在，由于许多顶尖的银行和金融家族联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对抗力量，罗斯柴尔德的威力和影响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主宰着证券市场；年轻、精力充沛的对手不断涌现出来。罗斯柴尔德不得不从这个曾经由他翻云覆雨的舞台上黯然退出。现在，他们与其他金融家族站在同一起点上。他们的影响力依然不同凡响，但是相比起以往的显赫地位，却已经是风光不再了。1855年的公债发行时，就把他的尴尬处境展露无遗了。政府不再允许他的公司包揽整笔公债，他们不得不与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地申购。
政府的这一举措无疑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使得公众有机会分享那些曾经是由一手遮天的承揽商们独享的利润。公债初上市的申购价是63.27法郎，然而不等配额完成，就一路飙升到了65.90法郎。
除了与政府的交易之外，罗斯柴尔德还涉足了商业、工业等许多领域。他简直可以被称为法国的“铁路大王”，就像赫德森（Hudson）被称为英国的铁路大王一样。再次引用《奥格斯堡总汇时报》的评论：“后来，投机热转向了工业，当时，铁路建设在法国日益被重视。罗斯柴尔德又先行一步，走到了潮流的前端。”塞纳（Seine）河畔的凡尔赛铁路（Versailles Railway）就是由他们承包建设的，并且他们还修建了宏伟的北方铁路（Northern Railway），强烈地刺激了其他同类企业的神经。
罗斯柴尔德男爵在铁路方面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北方铁路的修建了，其间还充斥着一系列丑闻和投机活动。在此对其稍加描述应该不为过。当时，政府为了保障国家的利益，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铁路的修建不再单单地授权给某个人，而是通过招标的方式让各个企业进行竞争。不过在北方铁路这个例子里，这个精明谨慎的措施却是徒劳。因为在招标以前，罗斯柴尔德就已经联合了所有可能成为其对手的公司，以致于最后只有他一家参与投标的企业，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政府投入的资本由30万份债券组成，每份面值500法郎。还没等一切准备就绪，詹姆斯男爵就在卖方市场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投机运作，并且用尽了一切手段和策略，把价格抬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他还设法在报纸上做了大量的宣传，为债券的发行造势，或者至少让反对的声音平息下来。几乎每个重要的相关人士都收到了公司作为礼物赠送的债券，少则五份，多则五十份，有的收到的还更多。首相、议员、记者……只要能为公司修建铁路提供有力支持的人都被贿赂了。于是，在多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债券价格不断攀升，公司获利丰厚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市场预期非常乐观。无知的公众被这些现象所迷惑，纷纷卷入了投机活动。他们的加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证券的分红一度甚至达到了348法郎。詹姆斯男爵觉得是“收获”的时候了，于是开始像开闸潮水般地倾售手中留存的债券。顷刻之间，债券价格便一泄千里了。普通百姓高价买进的债券立即贬值大半，尤其是后来跟进的人更是苦不堪言，有的甚至倾家荡产。然后，詹姆斯男爵才悠然自得地以低廉的价格重新买进；一买一卖之间，他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就这样，投机活动又一如既往地持续了下去，詹姆斯男爵借助他所争取到的各方支持，施展种种手段，使债券价格按他的意愿升升降降，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了。
人们预计他的获利已经达到了1.4亿法郎，不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
1846年6月15日，这条工程浩大的线路终于在一片欢腾的壮观场面中胜利完工了。消息传出，举国欢庆。完工当天，亚眠（Amiens）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王公贵族、将军、两院议员、俱乐部成员，都被邀请来了。整个庆祝会上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不幸的是，尽管这条线路一直受到多方支持，前景光明，却在开通后仅一两个月后就发生了一次严重事故，导致30人死亡，另外30人不同程度地受伤。
詹姆斯男爵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和财富不可避免地让许多人眼红，招来许多嫉妒与恨意，他的几个对手公司还结成了联盟，要从男爵独享的利润里分一杯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