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军大刀队传奇
中国官兵每到弹尽粮绝之际，总是吼着这首歌冲向日军展开肉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1937年端午，即七七事变发生的前24天，日军华北派遣军邀请国军第29军军官到北平怀仁堂参加中日军官联欢会。在这场炫耀武力的现代版“鸿门宴”上，垂涎华北已久的日军军官极为嚣张，有意挑衅在场的中国军官。在长城抗战中力挫日军的两位名将——第29军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和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不甘示弱，先后出场打拳针锋相对。这时，一名叫松岛的日军中佐突然拔出佩刀当场献艺，表演刀法。熟悉中国历史的日本人不会不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典故，而他们今时今日的目标，就是整个北平城，甚至整个华北地区。松岛在这个场合表演，立刻让局面紧张起来。
曾在喜峰口一战中力克日军、率大刀队打出威风的董升堂再次站了出来。他找来一柄刃口带伤的大刀，双手握住刀柄，寒光四射的锋刃指向前方，移步缓缓逼近，与松岛对舞。胆怯之下，松岛只好收起佩刀，躬身行礼下场。在场的日军军官虽然怒气冲冲，却最终没有一个敢再次上场。
为何态度骄横的日寇看见亮出大刀的董升堂，都不敢恣意妄为了呢？原因就在董升堂的这把刀上面。这种被日军称为“青龙刀”的冷兵器，根据三国时期关云长使用的“青龙偃月刀”仿造。这种柄长、刃宽、刀尖倾斜的传统中国刀，须双手紧握，才好拼杀，一度让日军吃尽苦头。
第29军使用的标志性武器便是这种“青龙刀”，宽阔的刀身上加制了特别的护手，刀柄缠上了防滑绳，末端拴上缠飘带的大圆环，连刀鞘都用精致的皮具制成，这一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在张古山、喜峰口、台儿庄等现代化战役中大出风头。在日军眼里，第29军大刀队无异于夺命判官。
第29军起家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武器跟日军比起来极为落后。具备尚武精神的冯玉祥特地请来武术高手李尧臣，结合中国民间的六合刀法，开创了一套无极刀法口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
这八句话便是这套“无极刀法”的口诀，大意是说：首先双手紧握大刀，刀尖朝下，当日军刺刀刺来的一瞬间，用刀向上挑开；此时大刀正好在日军头上，狂风扫落叶般顺势劈下，一刀就可以把对方劈成两半。如果配合步法的话，可以用刀尖向左右两边拨开日军刺刀，然后双手握刀向前刺去。
这种刀法强化了“刀剑一家、可劈可刺”的理念，更加灵活多变：出刀时，刀身微微下垂，刀口朝向自己；等到对方突刺过来，将刀撩起，刀背磕开步枪，同时刀锋向前划出一道弧线，正好砍在对手脖子上。第29军官兵们勤加练习，将劈、砍融于一个动作，对手来不及回防，屡屡中招。此后，大刀便成了西北军的重要辅助武器，在与日军的刺刀战中占尽了上风。
1931年，宋哲元担任第29军军长时，全军只有十多门野炮和山炮，不到一百挺重机枪，另外每连仅配有两挺轻机枪，步枪亦多为没有刺刀的汉阳造和山西兵工厂仿制出来的三八式。在武器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宋哲元干脆让所有士兵们都背起大刀，有选择地进行夜战和近身肉搏战。由于作战勇猛，第29军的大刀战法不断发扬光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控制了东北全境，然后一路南下，抵达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喜峰口。喜峰口位于河北遵化东北50多公里处，是进入中原地区的要塞。当时中国军队普遍士气低落，一退再退。谁也不会想到，中国军队这么早就迎来了抗日战争的第一场胜利，更不会想到这场胜利居然和大刀有关。
1933年3月10日早上，第29军37师主力赶到喜峰口，此时喜峰口已于前日晚沦陷，而且日军主力也到达战场。双方围绕喜峰口外的几个制高点展开了拉锯争夺战。连日激战后第29军伤亡巨大，第37师师长冯治安与第38师师长张自忠经过商讨，决定避开日军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以己之长克彼之短，派出奇兵攻击日军后方。于是，第29军擅长的大刀便派上了用场。
第109旅旅长赵登禹主动接下了这个夜间突袭任务，准备在日军放松警惕之际发起偷袭。考虑到此旅在此前战斗中严重减员，编制较为完整的只有王长海团，张自忠将第38师董升堂团也交给他指挥。王长海和董升堂从各自队伍中挑出500名擅长刀术的士兵，组成大刀敢死队，其余士兵负责掩护。
3月11日深夜，赵登禹亲率一支敢死队，带上大刀和手榴弹，绕山间小路攀上喜峰口。此时日军正处于连日作战后的酣睡之中，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同样疲乏的中国军队还有力气发动反攻。
大刀队手起刀落，先解决了站岗的哨兵，接着挥舞大刀，冲入日军营房。日军完全没有防备，很多人糊里糊涂地做了刀下之鬼。此时，日军的飞机大炮等重武器完全发挥不了作用，而战斗素养极高的日军士兵在第29军的大刀队面前，丝毫占不到便宜。
与此同时，另一支大刀队攻克了狼洞子及白台子的日军炮兵阵地，砍死砍伤数百名睡梦中的日军炮兵，还缴获了大量的火炮及弹药。
面对两支中国军队的夜间袭击，日军在惊慌中集结大量兵力发动反扑。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全面处于下风的敢死队毫不畏惧，与日军展开肉搏，并成功烧毁了日军的粮草。奉命转移之前，大刀队又炸毁了缴获的火炮和装甲车，在后续部队的掩护下，撤出了战场。
至12日上午，中国军队共毙敌3 000余名，喜峰口战役大获全胜。日本《朝日新闻》对此作出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日军自侵占东北以来，所遭抵抗甚微，士兵夜间大都脱衣而睡，警备松懈到了极点。经此次打击之后，日军改为和衣持枪睡觉，甚至还有人戴着钢盔入睡。喜峰口战役后，国民政府授予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军队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捷，开创了大刀队夜袭日军的先河，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捷报传来，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有人甚至制作了第29军的新闻纪录片，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争相播放。每当电影中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纷纷起立鼓掌。第29军大刀队一战成名，他们不畏牺牲、顽强抗敌的精神激励了无数的中华儿女。
七七事变期间，一家上海洋行的23岁小职员麦新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八年抗战期间红遍大江南北。中国官兵每遇弹尽粮绝之际，总是吼着这首歌，冲向日军与敌展开肉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八百娃娃兵
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中，这支部队身份特殊，并不被重视。但就是这样一支被称为“叛军”的军队，后来被赞为“中条山的铁柱子”；也就是在这支“叛军”中，出现了誓死不屈的“八百冷娃”。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孕育了5 000年辉煌的华夏文明。1939年，800多名十六七岁的少年战士，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宁死不降，转身投入了黄河母亲的怀抱。十六七岁，正是青春洋溢的时候，而70多年前，这800多名青春少年，在黄河岸边的崖壁上，在一起朝着故乡陕西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后跳河殉国。800多个风华正茂的少年集体殉国是何等的壮烈！但他们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了如此悲壮的决定呢？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初起，日军依仗强大的军事实力，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企图速战速决。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政治中心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初，蒋介石在洛阳召开了中国第一、二战区的高级将领会议。会上蒋做了重要决定，即死守黄河，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绝不能再退过黄河半步。黄河以北，当时共有近80万的国军部队，全部集结在了国军最后一块军事要地——中条山。
中条山，它位于山西南部，居太行山和华山之间，地理位置特殊，自古均为兵家必争之地。国军80万军队集结于此，其中包括孙蔚如率领的第31军团。而第31军团前身是第十七路军，这支部队，曾在杨虎城的带领下，参加过“西安事变”。事变后，杨远走国外，这支部队就被交到了孙蔚如的手上，并且经过一再扩编，形成了此时的第31军团。因此，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中，这支部队身份特殊，并不被重视。但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支被称为“叛军”的军队，在后来却被赞为“中条山的铁柱子”；也就是在这支“叛军”中，出现了誓死不屈的“八百冷娃”。
在西北的方言中，“冷娃”是指很“酷”的小伙子。1939年，西北又一批“酷小伙”报国参军，来到了第31军团。此时的国军在中条山地区已坚守1年有余，由于双方装备差距巨大，中国军队的伤亡率远高于日本军队，往往是中国军队死5个士兵，才能杀死1名日本士兵。好在中国自古都不缺热血报国的少年，从西北来的这群娃娃成了这支部队的新鲜血液。看着这些稚嫩的脸孔，孙蔚如不免有点心酸，他曾经叹息道：要不是日本人的侵略，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应该还在学堂，应该还是父母膝下的娇儿。而今天他们却拿起了刀枪，要直接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残酷的死亡。
按照军队规矩，所有的新兵编成了新兵团。说是新兵团，其实哪有时间对他们进行训练，在战争时期，战场就是他们最好的训练场。很快，一场惨烈的战斗就不期而至。
1939年初，日军在中条山地区被国军严防死守，其攻击早已不像前一年那么顺利了。日军接连几次出击皆受挫，急需一场战役来鼓舞士气。于是，日军第20师团和第35师团的指挥官在受到上司严厉的斥责后，遵照命令，决定于6月发动一次意在攻占茅津渡的战斗。为什么选择茅津渡呢？看得出来，日军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茅津渡是一个黄河北岸的古老渡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人们形容茅津渡是“一锁扣三省”，一锁既破，三省门户皆开，足见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从攻守双方实力对比来说，交战双方更不是一个级别的。从人数上看，当时驻守茅津渡的正是第31军团下辖的第38军和第96军各一部，根据后来解密的日军作战命令来看，只有不足2万人。而发动攻击的日军第20师团和第35师团共有3万余人。从武器装备上看，日军有配合战斗的一个飞行大队，共38架战机，同时携带有远程山炮50门、战车30辆。而中国守军空中没有自己的飞机，地面火力也根本无法与敌相比。这显然是一场从人数到装备均一边倒的战斗，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一开战，在日军强大的火力攻击下，中国军队很快退守到了陌南镇外，眼看就要被逼到黄河岸边。情急之下，第96军177师师长陈硕儒组织40名机枪手向日军包围圈猛冲，为大部队打开了突围缺口。可是跟随陈硕儒冲出来的只是第177师的主力部队，离其较远的新兵团官兵还是被困在了包围圈里。
第177师的新兵团，共有1 000多名新兵。面对包围着自己、武器装备和数量都明显占优的日军，这些刚上战场还没来得及接收系统军事训练的新兵，没有因为惧怕而放下武器甘当俘虏，而是在黄河河滩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拼杀。最后，200多名新兵力战而死，剩下的800百多人，被日军逼到了黄河岸边的悬崖上。向下看，是波涛汹涌的黄河，面前则是步步紧逼的日军。这时，一个断臂的小战士突然冲到了队伍的前面，面朝故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然后高唱着陕西特有的秦腔转身跳入了滔滔的黄河水中。他这个举动仿佛是一声号令，800多名士兵，都朝着自己故乡陕西的方向磕了三个头，高喊“宁跳黄河死，不作亡国奴”，纷纷跳入了黄河。据说800壮士集体投河的这一幕，曾被当地的村民们看见。后来，据村民讲，他们至今还记得最后一名士兵跳河的情景。那是一位旗手，他的双手紧紧攥着自己部队的军旗。尽管军旗已被枪弹撕裂，他仍双手高擎，转身跳入黄河。几乎是在800壮士投河的同时，同样是被围但是距离800壮士有十多里的200多名工兵营将士，也选择了以同样的方式以身殉国。
６月11日，陈硕儒率第177师杀回陌南镇，击溃了日军；孔从洲的第46旅也从夏县折回，封锁了平陆境内的南北要道——茅津渡大道；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应第31军团军团长孙蔚如的请求，命驻扎在黄河南岸的部队用炮火封锁了黄河河道，骄狂一时的日军终于被中国军队包围。６月12日，中国军队从东、西、北三面向被日军占领的茅津渡发动全面攻势。战至黄昏，日军全线崩溃，第38军、第96军胜利会师，这次战斗的胜利，慰藉了这1 000名新兵的在天英灵。
少年永远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军团长孙蔚如曾经在祭奠800少年英灵时说过，如不报此仇，他孙蔚如当举枪自戕，短短几天，孙蔚如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之后，“八百冷娃”的故事传遍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激励了众多的年轻人从军报国。不少青年学生特别是军校生在毕业以后都主动要求到中条山地区参战杀敌，中条山地区也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青年，整整和日军相持了3年，为抗战进入战略反攻乃至最后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川军出川抗战记
在正面战场参战的各路部队中，川军可以说是最穷的，士兵大多身着单衣、草鞋，背着大刀、斗笠、背包，五六个人才有一支枪，就是这样的“老套筒”，有的枪的枪机还要用绳子拴着以防丢失，枪管的膛线几乎被磨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南方沿海城市正处于改革开放开始阶段，劳动力短缺，四川省很多青壮年离乡背井，来到南方打工。他们吃苦耐劳、踏实肯干，被当地人戏称为“川军”。那时候很多年轻人也是从这里第一次听闻“川军”这个名词。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川军”一词就已经赫赫有名。说到“川军”，人们均充满钦佩、敬重，因为这个名词代表着牺牲、悲壮和骄傲。
1937年抗战爆发，四川结束了地方军阀混战，成立了统一的省政府。刘湘就任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刚刚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哀鸿遍野。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在那场灾难中几乎成人间炼狱，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尽管如此，四川人民并没有忘记国土正在被日本人蹂躏。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四川已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