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带着不胜怜惜的表情说我可怜，因为他们觉得我所能感知的世界太小了。我当然不会觉得自己可怜，我心里很明白，那些人根本不了解我的生活，他们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了多少书，游历过多少地方。每次别人说我的生活圈子太小时，我总觉得暗暗好笑。
那些非盲文的书报，例如每天的早报，我就请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念给我听，先念标题，我感觉有兴趣的就请她细读。普通的杂志也是这样，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念给我听，平均每个月我能读七八种杂志。此外，我还经常阅读盲文杂志，一些普通杂志上的好文章经常会转载在上面。
懂盲文的人会亲自写盲文信函给我，不懂的则请会盲文的人代写，因此我乐于感受那种从指尖上传来的友情。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这毕竟是由自己直接感受到的，印象会更深刻。
有位好友名叫爱特那。波达，他为我设想得很周到，随身携带着盲文字板去周游世界，每到一处就写盲文信向我描述他的见闻。因此，我也仿佛跟他一块遨游，跟他一起聆听大西洋上冰山进裂的声响；一起乘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我们一起漫步在巴黎梦幻般的大道上；我们还到了水城威尼斯，在明月当空的夜晚，一边欣赏月色下的美景，一面沉浸在船夫优美的意大利情歌之中。多么浪漫的气氛呀！我们又看过了维苏威火山，看过了有几千年历史的罗马竞技场，于是，神秘的东方就要向我们揭开面纱了。
我跟着波达来到印度、中国，对这文明古老国度的许多事物都感到既新奇又有趣。
在樱花纷落的季节，我们抵达了日本，缤纷的落英交织成一片梦幻的世界，寺院的钟声清幽而庄重，引发了我无数遐想。
波达非常有趣，好像对什么都好奇，他大惊小怪地问我说：“快看！快看！日本的妇女怎么都背着孩子在街上走？日本的男士怎么都踩着四寸高的木块，喀拉喀拉地溜马路？”
有了波达这样的朋友，我也就完全忘记了所谓形体上的不自由，感觉自己是个正常人了。
在诸多关爱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也是最为热心、随时都准备为我提供帮助的人之一。
许多慈善团体都得到过苏夫人的赞助，只要是和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会特别多。当我们的想法截然不同时，她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这完全和我们的友情无关。”她始终一如既往地爱护我。
佛兰克。克勃特是我的大学同学，又是好友，他在25年前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传记——《我的生活》。现在，佛兰克仍像过去那样全力支持我出续集。实际上早在10年前，佛兰克就开始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了，所以在创作过程中，我总是感到佛兰克仿佛就在我的身边。
1912年冬天，《青鸟》一书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来到连杉，她和善的态度，活泼的个性，使我跟她一见如故，我们非常投缘。她回法国后还给我寄了卡片，卡片上是她亲笔写的：“为发现青鸟的少女祈福。”
许多名人都来过连杉，其中就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这位诗人身形非常高大，蓬松的灰色头发几乎与脸上的落腮胡练成一片，这是我联想到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形象。我非常喜欢泰戈尔诗集，读了不少他的作品，他对人类的那份关爱，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平生能见到这位诗人，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向这位伟大的诗人表达了我的崇拜与仰慕之情，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在我作品中读出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就需要出现一位对神、对世人的爱更甚于对自己爱的人哪！”
泰戈尔先生对时局感到忧心忡忡，提到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强国的局势时，他的口气显得哀伤：“欧洲列强把鸦片输入中国，如果中国人拒绝，国土就有可能被瓜分。在这种形势下，亚洲的民族不可能不重整军备以求自保！好战的英国就像一只秃鹰，把战火都烧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起许多军事基地。亚洲的几个国家，日本已经自立自强了，可是，中国恐怕要等到城破之日，外敌侵入之时才会觉醒……请记住，一个如果太爱自己了，结果往往导致自己灭亡，现在除了神的爱，恐怕没有什么能救世人。”
这使我很容易联想到了圣雄甘地，甘地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但宣扬“爱”，而且以行动来践行着对世人的爱。
许多艺术家看起来对我非常厚爱，像艾连塔利和约瑟。杰佛逊，他们都是优秀的演员，都特地为我表演过他们的拿手戏，在他们引导下，我用手指探寻着他们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我兴奋得呼吸都要停滞，惟恐遗漏什么细节。我还能把手放在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人的唇上，感受他们的美妙歌声。
我曾手抚钢琴“聆听”戈德斯基的旋律，当肖邦的小夜曲响起时，我沉沉地醉了，仿佛置身于热带海岛上。我也曾轻触海飞兹的小提琴，沉浸于那那美妙琴音。
当我把手放在收音机的的共鸣板上，我也能 “听”音乐节目。在众多乐器中，竖琴、钢琴、小提琴的美妙声音最能吸引我。不过，现在正开始流行的爵士音乐，我真的难以接受，那种爆炸式的声响，使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每当对这种音乐的感觉从我的指尖传来时，我都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想转身躲避的冲动，这就像人类远古时代潜藏在体内的那种对大自然的恐惧感，再度出现了。
我曾拜访过的实业界的大亨，有电器发明大王汤姆斯。爱迪生先生。我在新泽西州演讲期间，爱迪生先生曾热情邀请我到家中做客。他给我的直观印象是相当严肃。从他夫人那里知道，爱迪生先生常常通宵待在实验室内工作，而且他最讨厌别人在他实验进行到一半时去打扰他，这种时候，他连饭都可以不吃。
爱迪生先生让我把手放在唱机上，然后热切地问我听懂了吗，我只好如实回答听不懂。但为了不让爱迪生先生失望，我尽量把头靠近唱机，让头上戴的草帽接触唱机，以便声音更集中，可这样仍然听不懂。
进餐时，爱迪生先生对我说：“你听不见任何声音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可以集中精力，排除外界的干扰，像这样有自己一个清静的世界，也不错啊。”
我回答他：“像你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发明家，能不能发明一种机器，使聋子也能听得到声音？”
他略感诧异，回答我：“哦？你真这么想？我可不愿意浪费精力做这种无聊的事，人类的语言废话太多，没有多少值得聆听。”
我把嘴凑向爱迪生先生耳边，想直接说出我的意思，可是他却说我的声音像沸腾的水一样，无法分辨，他让我先告诉梅西夫人，然后由她转述，他说梅西夫人的声音悦耳动听，像小提琴。他说的每一句都使我感到有命令的味道。
我在内布达斯加演讲后，有幸见到了汽车大王福特先生。
福特先生亲自带着我们参观工厂，还以谦虚和蔼的态度给我们讲述他的成功经历：“起初，我的目标是要生产出一种连农夫都消费得起的汽车，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就越来越精通汽车了……其实，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好的构想，只是很少人有意识去摸索，因此，好的构想也就称不上构想了。”
我在参观过福特先生的汽车工厂后，不禁产生一些感想：如果把这个世界看做一个工厂，采用福特这样的方式管理，会不会更高效呢？那样，人们是不是就可以在更少的劳动时间内拿到更高的报酬了呢？
如果人们一天中只工作有限的时间，却能得到充足的生活资料，剩下的时间自由享受生活，那将有多好啊？当然，我也同时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好笑，福特先生虽然是一位杰出的企业家，但管理国家和管理企业完全不是一回事啊，世界的复杂性远非企业可比。
在那次拜会的10年后，福特先生在一次盲人大会中捐助了一大笔钱，他说他的工厂雇用了73位盲人，而他雇用这些盲人，并非出于怜悯，而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真的很出色。这个消息，让我有一股说不出的高兴。
当我鼻子开始不舒服，心中感到阵阵不安时，我知道，我需要去纽约释放一下自己了。纽约总是充斥着各种香味，可以刺激我的鼻子；我也喜欢到铁路沿线去感受那里的热闹嘈杂。像这样偶尔的纽约之旅，对我来说意义非常，我可以把自己置身于正常人的世界，让疲惫的心重新获得活力。
当从繁华的城市重新回到宁静的田园，会感觉更爱自己的庭院，就算有人说它像老鼠窝，但对我而言，它是最温馨的避风港。
我经常一个人从前门的阶梯下来，沿着小径前行，行尽时一拐弯，就到了我平常散步的马路。环绕小屋，景色宜人，每年的6 月，郁金香与风信子争奇斗艳，我们就犹如置身于一片花海。通往小凉亭的马路两旁，长满了菖薄花，这种花是移植自德国或日本的。6月真是个美妙的时段，连树木都苍劲挺拔，伸出的枝桠伸展着，似乎想向我们诉说什么。有时我真会觉得，树木在对我说：“你们人类何时才能像我们这样屹立不倒呢？”有时还会说：“你看那多动的海伦，在花草丛里穿梭游荡，就像一只风中的蝴蝶。”那些无拘生长的小枝桠，就像一根根手指，对我指指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