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忙于登报启事，远生又四处奔波寻租住房。旅馆的费用他有些吃不消。更不方便。苦苦寻找，才租到一处房子，月租费70元，环境还算寂静，这已经很难得。在上海想要租到像北京那样院子大而又无喧哗的住处，几乎办不到。远生认为，这就是上海的文明之苦。说实话，在京居住多年，他已不习惯尘嚣喧闹彻夜不休的上海生活，他甚至觉得在上海所见的人物是另一类，虽然他们敬业之风远远超过京师，但这些人做事洋派，唯利是图，浅薄得好像其脏腑一一都在爱克斯光线中。没有什么情分可讲。亏得在上海还有像陈叔通等一些朋友，以慰他乡寂寞。但朋友各有各的事，远生又是个爱热闹的人，想起京师宾朋满堂，心里不是滋味，况且上海居住不易，每月的生活费大约至少400元。就是觅钱也难，非要用心力换取不可。
来上海不久，他就将沪上所感写信告诉了北京的好友林志钧：“离京来沪，心襟开拓，自由之乐不可言也。京中关于我的流言想已大作，自当听之。但到沪也有苦处，此间人真不顾亡国为何事，而但知设法趁利，倾心外国人。弟打算在上海留居二三月，学习英语，用余力觅取生活费。二三月后翩然远去，旅费十有八九有着落，而以卖文养家。天若保佑我动心忍性，不变其宗旨，就足以对我良友了。声息阻隔，甚望时有函牍赐我……。远顿首。
现在住处总算安顿下来，远生又萌生了去意。自己逃离北京，又一再登报声明，帝制派决不会善罢甘休，看来上海也非久留之地。可上哪儿去呢？陈叔通曾建议他去美国看看，他真的有些心动。眼看中秋节近，想起远在北京的朋友、亲人，远生陡增伤感。此时他又见到一本新出的《甲寅》杂志，上面有该杂志记者章士钊对他那篇似是而非的劝进文章的批驳和梁漱溟对他出京来沪的疑虑。
远生觉得登了那么多启事，都难免被同道误会，所以他想了良久，决定给章士钊去一封信，委婉地剖白自己对帝制和《上海亚细亚报》的态度。信是这样写的：
足下于远之随俗苟且之不通文字，乃更赐以驳斥，足下之所以待远者厚矣！远今且未能明言必须作此一篇文字之故，惟即原文论，有数要点宜告足下：一劈头即明言此事在法律上不得讨论；二结尾谓以外国博士涉论及之故，引起国人注意，亦不为无益之事；三杂引南海之言，指斥专制一切皆蔽，隐主讽谏；四虽引博士之说，而不引如足下所引下文者，非远不省，盖欲求彼中人自悟。总之，此作出于不得已，而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然远因此大受苦痛，乃至不能不图穷匕见，如前函所称遁出于咫尺之外者，此诚无一驳之价值，而欲求大雅之恕其无状而哀其遇者也。贵志所登梁君鹍一书，尚误会远来沪主持某报，这实在是远未离京之前态度不能十分明朗而造成的。然梁君与远仅一面之交，既已有此过信，而犹不薄远为不足教，乃以操行可信，及别有政治见解见誉，足见今日海内尚有此等仁人君子，特恨如远之徒，修名不立，遂令忠厚者亦不能无疑耳。然远虽愚妄，亦何敢以今日政象尚有赞成或为其他作用之余地哉？来此幸已脱离一切，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然远与上海亚细亚报，实无一日之关系，且其脱离在此报未出版前，绝非慑于隐祸，而后有此首尾两端之举。此则敢以人格为证，欲求见谅于海内之仁人君子者也。哀悔愤慨，不可尽言。
信发出后，远生如释重负。大街小巷叫卖月饼的声音和满城的节日气氛让远生蓦然心惊，明日就是中秋，月圆人不圆。还有哪些事要做，远生好好地想一想。猛地，一张年青熟悉的脸浮现在眼前。那清癯的面容，微微翘起显得有些倔强的嘴唇——梁漱溟。虽然自己在给章士钊的信中提到了他，但是在世态炎凉的今日，远生对这位不人云亦云，毅然呵护自己的小兄弟非常感激。其实他和梁漱溟前后见过三次面，但两人精神上却是互通的，堪称君子之交。
记得那是民国元年，自己刚从海王村法制讲习所回到家里，忙了半天，正准备休息。忽然听到有人来访，待客人进来，一看是个英气勃勃的小伙子，向远生尊敬地一鞠躬，自报家门。远生热情地把梁漱溟迎进屋，二人落座，还没上茶，梁漱溟就急切地说：“学生刚从西安返京，就来上门打扰，实因有一诉讼之事，慕名而求教于先生，还望先生不以学生唐突，不吝赐教。”远生微微一笑，望着这位竹布长衫脸胀得通红的年轻人说：“哪里，哪里，指教谈不上，梁先生有何事，慢慢说，不要急。我定尽力协助。”
梁漱溟没想到这个已经名满京师的律师兼名记者竟然没有一点架子，虽然住宅考究，但对他这个青年学生不仅没有拒人千里之外，而且相邀及里，言谈恳切，毫无轻漫。所以他也不再拘束，从头讲起：
“家兄今年应聘到西京大学任教。不久，家妹也受聘于西安某女校。她年仅十七，千里迢迢，家里人不放心，由我送她去西安。京汉路已通车，我们就乘火车到郑州下车，换乘骡车到西安。”讲到这里，梁漱溟喝了一口茶，接着说：“因为我倾心佛法，有意剃度，并开始吃素，在西安逗留时，听说当地卧龙寺是名刹，便常去那里盘桓。有一天与寺院僧人闲谈中无意得知，康南海先生曾经到过此寺，竟将寺中珍藏的部分佛典，径自携走据为己有。”
听到这里，远生禁不住插话：“岂有此理。寺院珍藏之佛典，怎么能让人随意拿走呢？”
梁漱溟说：“话是这样，但以康有为先生的身份，海内闻名，他硬要这么做，寺里众僧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学生听知此事，深感不平。因此特来拜访先生，想依据法律为卧龙寺讨回公道。先生是留日学法的科班出身，又因辩护陈壁、王纯的案子名噪京都，所以学生冒昧相求，西安卧龙寺的官司怎么打？”
远生点燃了一支雪茄，深深地吸了一口。对梁漱溟提出的问题，他并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先打了一个比方：人们坐立起卧，不致倾斜坠落，是因为地球引力；社会能安定有序，是因为依法治国。但今日的中国却是，内外各奉其私，各徇其党，于法犯禁，为所欲为，欺弱凌寡。从总统到各省、县、乡，有势力的人都是人治而无法治，可怜平民百姓忍气吞声，告状无门。发生像康南海这样巧取豪夺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今天你上门请教，是因为我是律师，但当今国人有几个真正了解律师到底是干什么的？
在外国，律师制度导源于古罗马帝国，公元五世纪末，充当辩护人的人已被要求必须通晓法律才能取得资格。而我国呢，虽说春秋时期就有了委派他人代理出庭的讼师，以后历代相沿。但讼师仅限于为诉讼者代写书状和出谋划策，不能出庭辩护和代理诉讼。直到前清末年新政时，草率制订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中，才算规定了律师制度，还没等到实施，满清就亡了。南京临时政府始建律师制度，袁总统又制订公布了《律师章程》和《律师登录暂行章程》等，正式的律师制度才建立起来。
远生又吸了一口雪茄，在屋中踱起步来，边走边说：我为什么要当律师呢？就想维护平民的权益。当年我东渡扶桑，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那时日本已仿效法国建立起了律师制度，有了许多律师，其中有些已成为政治、经济方面很有影响的人物。这要归功于日本走上了宪法、法治的道路。留日期间，我亲眼看到，日本实行宪政以来“国势猛晋”。我就想，中国也要走日本之路，以法治国。像现今袁总统天天以文告为治，则中国的事任有千百个华盛顿也不可为治。而我们律师，只有在法治社会，也才真正有用武之地。
远生讲到这里停了下来，招呼梁漱溟喝茶。
梁漱溟乘机插话：听先生这么一说，有宪政才有法治，有法治而非人治，像律师这样一些新事物才能在中国站住脚，派上用场。民权才能真正得到维护。
“对！”远生说，记得清末当时立宪诏下，海内外欢迎。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大事。当时我正在九江，九江学界同仁借官立高等小学堂举行《九江欢祝立宪大会》，我应邀出席，发表演说，主要讲了五个问题：一立宪大义；二宪政之利国何在？三东西方诸国所以致此之沿革大端；四以诸国宪法同异故，其民所得权利有广狭；五立宪固然有意义，所含为国民所应预备之事，其事有普通、有特殊，如此而已。总之，立宪后，在国家法律之下，不分上下贵贱，一律平等，行政官不得朝令暮改，民众平日所嫉首蹙额苦心焦虑的官场腐败分子也可以消涤，行政官再不能任意以私意为法，无赖小吏也不能以民皮肉为食。真正解除国民的身家性命并投虎狼，财产骨肉日日不保的苦痛。当时场上公众听了我的演讲，掌声雷动。
远生冲梁漱溟一笑，那时这样的话的确大受欢迎，但今日看起来，对宪政有些太乐观了。因为就从外国的实际情况看，像法国、西班牙、英国等，都多少存在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的事情，而这些国家宪政都有些年成了。因此，我想告诫民众，我国国民欲享宪政，但求养成光大可以享取最大权利之能力，而不必急急于一纸空文。愿我全国之人，激发爱国思想，淬砺爱国公德，养成保国智识。须知亡国之苦，苦如寸裂，中国之危，危如累卵。国家要搞经济建设，必先建立法治，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否则，高喊建设而盗贼出没又如何造屋？法治真正建立起来，人治也就无纳身之地，像卧龙寺这样的事也就很少会发生了。但现在的情形是，民国建立起来了，而搞的还是前清人治的那一套。远生随手举了几个案例，像王金发特赦案，明明司法总长调查案卷认定其有罪，总统却以特权特令赦他。照这样下去，凡是政府认为对民国有功之人，法律都不适用，那么，法律就成了只是为普通平民制定的，设审判厅有什么用？律师更不用说了。前清查办亲贵，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之，现在民国又以特赦了之。所以要建立法治国家，必须祛除个人势力，如果个人势力暴涨，国家的权力就扫地了。人治就会压过法治，宪法也就成了一张纸。
那天，两人谈了许多，很是投机。远生也没想到，面对这样一位一面之交的年轻人，他会说那么多话。
窗外月明星稀。远生铺开纸，略作思索，提笔写道：
漱溟先生足下：京中一见，怀慕无已，盛德休风，固不待久交始见。远行能无似，妄窃名字，欺世盗禄，无日不在痛苦之中。良心未死，日思湔拔，希望不为贤士大夫所弃。徒以志气薄弱，荏苒至今，比者脱屣一切，誓将洗濯为人，近日京报所载致友人一书，自明心性所存，未敢有丝毫隐饰，想承大雅鉴及。昨读《甲寅》，见公所为书，语及鄙人，誉为操行至可信，而疑其对于政局别有主张。远往者行止之可疑，虽至亲近者莫能为解，盖畏事太深，故不敢自远于瓜田李下，而其于上海亚细亚报之无一日关系，且其以蝉蜕出之，并非慑于隐祸而为此首鼠两端之举，则足下至今当已了悉，远决不敢说足下所疑者之过情，且深感足下既见疑矣，乃不以为不可教，且誉其操行可信，远诚不知何修而得此于足下，岂非仁人君子之用心，虽于甚不肖者，而不欲以逆亿出之哉！窃闻士大夫之立身也，不畏斧钺之及其身，惟恐不及容于君子，远深识足下为君子，故自恐不见容，而辄述其始末如此。足下试询之与远雅近者，即知远之对于兹事始末之用心可哀，其或有一二疑似之迹，一二篇俳优应答之作，皆东坡所谓此故我非真我也。
写到这里，远生点燃一支雪茄，靠在椅子上深吸起来。自己到上海也有些日子了，虽然作了多方努力，但朋友同道的猜疑仍然难以完全打消。而他屡次在报上辩白的声明，何尝不会招致难测之祸。他又一次感到身心俱疲，不堪重负。
月光静静地洒进屋来，让远生感受了有家难归，有国难投的滋味。上海这座城市，总是在他失意的时候伴随着他，只不过当年落考南洋公学的学子变成了已历风霜的倦客。如今西风又起，远生越来越觉得只有去国出洋这条路，才能让他的心绪安宁，才能摆脱眼前烦人的这一切。想到这里，他继续写道：
一两个月以后，将去国游美，倘承不弃，此后尚欲自附于友生之列，赐笺宜由报馆转达为宜。专颂道安不一。
黄远生顿首 9月22日
心绪恶劣，字语多不可通，乞恕之。又及。
写完，远生扔掉了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