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礼器尽管在我们现代人的眼中不表现为生产工具，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生产过程只进行狭隘地理解，因而对生产工具也只能进行肤浅和狭隘的理解。但在我们的先民看来，礼器却是一种更重要更直接得多的生产工具。礼器的这种性质还直接地表现在现代生产的仪器里，“礼器”（也称彝器）和“仪器”的名称就直接地暗示了它们之间的渊源。在生产的现阶段，最先进的机器设备一般来说既不在田间地头为农民所用，也不在工厂生产的流水线上为工人所用，而是在国家和大学的高级实验室里，由少数的几个科学家作为探索和研究自然的奥秘之用，这既不能理解为少数的几个科学家刻意地要霸占这些好东西，以作为捞取名誉的工具，也不能理解为实际的生产中不需要这些高级东西，而只是因为要把这些有限的高级设备用在最能发展生产的关键环节上。青铜器的本质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理解，青铜器在它产生以后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之所以不作为直接的农业生产工具，既不是因为它太少，也不是因为石器已经够用，而是因为当时社会生产的首要问题不是与土壤相联系的直接生产工具，而是与季节和降雨有关的历法问题，青铜时代所面临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是与季节和降雨有关的历法问题。
农业稳定性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关键性的步伐是从石器农具组合确定以后的文明前期开始，经历夏商两代的长期积累到两周之际最终完成的，它最主要的成果是历法的基本精确。随着历法的精确化，大自然的季节变化就基本上被把握了。但降雨仍然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为了改变生产过程对雨水的直接依赖，人们开始尝试有目的地控制地面的水源，这就是灌溉农业的开始。这种努力导致青铜器开始大量表现为直接生产工具。只有当青铜器结束其礼器的使命之后，人们才发现青铜器并不是一种很称职的农具，尤其不是一种称职的开挖大型灌溉工程的工具，因此人们意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发展金属工具。实际上，青铜器只是作为铁器的引见者才过渡性地作为农业工具，它很快就被铁制农具取代了。而青铜器在此之前漫长的长达千年的时段里之所以基本保持稳定，只是因为礼器的性质使然，礼器需要的是庄重、虔诚、雄伟，而不是坚硬和耐用。
铁器之取代石器一直被当作农业发展史上一次了不起的飞跃。但这种飞跃至少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只是农业稳定性获得的最后一环，尽管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却不一定是最关键和最实质性的一环。铁器之取代石器，只是春秋前后最后的标志性举动，它的前提是青铜器最终完成其礼器的使命。相对于礼器来说。铁器在生产中获得了太多的荣誉，但它无非是强占了礼器的光荣而已。
注释：
[1]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5页。
[2]孙森：《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395页。
[3]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82页。
[4]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6页。
[5]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9页。
[6]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4页。
[7]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121页。
[8]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37页。
[9]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127页。
[10]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20页。
[1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123页。
[12]前引《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一书一方面指出：这种“仅仅从政治上着眼。以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根由或以此为原动力来说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形成，当然是不足取的。”但“另一方面，正像我们不主张把所谓文明的几大要素中的任何一项要素，单独作为文明诞生过程中的决定性的推动力一样，我们亦当然反对在铜器与文明和国家的关系上所表现出的机械的、直线的、因果对应论。从野蛮到文明，从一个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推移和演化，应该是相当错综复杂的，远非某一个公式所能说得清。”不过，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并没有对青铜器与青铜时代的本质给予正面的说明，因此不构成对张光直先生的反驳。
[1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120页。
[1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127页。
[15]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128页。
[16]实际上，如果一个地方的气候季节变化如此之小，以至于那里的人们基本上不需要关心生产中的历法问题，那么，那里肯定就只会有落后的生产，因此也就不可能成为文明的发源地。中国上古岭南一带的情形大抵就是如此。长江流域在夏商周三代文化上的相对落伍也应该归结为那里的季候变化周期。在长江流域的很多地方，由于植物的生长期足够长，如果不想一年多熟，对于历法的要求比北方无疑就要弱得多，之所以说南方是“落伍”，不仅因为南方在河姆渡时期曾经一度是领先的，而且在北方龙山文化时期大致相当的南方良渚文化时代，南方的文化也一点不比北方落后，无论是从石器农具组合来说，还是从其他的代表文化的礼器来说，都是如此。
[17]牟永抗、宋光麟：《江浙的石犁和破土器——试论我国犁耕的起源》，《农业考古》，1981年2期。
[18]这些符号可分别参见《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之第129、130、131、132页。
[19]这些前辈大师们的考释，可参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49—166页。
【第二节】 历法与农业的稳定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先民都会碰到阳光和降水的问题。在大自然的有些地方，季节没有明显的变化，大自然总是足够温暖的，以至于什么时候都可以播种和收获，而且同时总是伴随着足够的雨水，使人类有意识地控制水源的努力如果不是显得多余，也至少并不怎么迫切。热带的有些地方就是如此，中国当时南方的情形也大抵是这样，当黄河流域尚处在相对暖湿的气候带的时候，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方就更是如此了。在这里，早期的石器农具组合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土壤问题之后，其他的季节和水源问题如果不是没有，也至少很不明显。由于大自然的这种恩赐，南方的农业在龙山时期和北方达到同样的水平之后就放慢了前进的步伐。但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无疑是当时中国季节变化最明显的地域。在这里，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既是充分的，但又绝不是奢侈的，季节表现为严厉而刻板的制约，播种既不能太早，否则会被冻死；也不能太晚，不然植物如果没有足够的生长期就不能结实。当然自然的要求并没有苛刻到丁丁卯卯、先民不能把握的程度。5000—3000年前，中原还处在相对温暖的年代里，自然对先民生产的要求给予了相对宽松的余地，正是在自然的这种松紧适度的引带的长期牵引下，中原的华夏先民把东方和南方同时起步的兄弟民族最后抛在后面，走到了文明的最前列，成为中华文明的领头羊。所以他们曾长期骄傲地自称为文明人而把东方和南方的人民视作不开化的蛮夷。中华文明之发达于中原，而不是东土和南方。自然的适度的引带是最关键的原因，华夏农业文明正是在中原这个大自然的松紧适宜的襁褓里成长起来。并日渐地蔓延流布和扩散到遥远的地域。考查一下后世中国传统文化在农业时代辐射的强势和弱势地带，我们就会发现，愈是在气候季节上接近于中原地带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就愈是强势，最明显的例子是朝鲜和日本，朝鲜和日本与中国之间在文化上的联系紧密程度一直远大于政治上的联系紧密程度。与此相反，儒家文化在岭南土人的心中也许从来就没有真正扎根，尽管在政治上岭南早已纳入中国版图，海南、安南（越南）和真腊（柬埔寨）就更是如此了。究其原因，气候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和中心思想，无不是从中原民族的感性生活中提炼和升华出来的，对于一个没有明显感受到中原式的四季变化的民族来说，他恐怕难以真正理解“易”和阴阳概念的意义，但《易》却是中国文化的源泉和土壤。《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绝不是偶然的。
但我们还是回到先民的生产上来。和土壤比起来，气候、季节和降水明显地具有变化的性质，尤其是降水更难以为先民所把握。但在先民生产的早期，对季节变化的认识和把握要比对降水的认识和把握来得更迫切和直接，这首先是因为季节直接关系到播种，因而关系到先民全年的生产能否顺利进行，而且也因为对降水（或水源）的有目的控制在早期的生产中暂时还不可能提上日程，季节变化中的自然雨水是初期生产所可能利用的唯一水源，有目的的控制和利用水源是在人们达到对季节变化的阶段性认识以后才对自己提出的新要求。
我们注意到，商人甲骨卜辞中有大量的关于求雨的记载，但关于季节，尤其是关于时令的卜问却很少见。但在商代以前，主管历法的“火正”可以追溯到虞舜之前的颛顼一高辛时期，夏代的“火正”羲和，职属仍然相当重要，但到商代中后期，未见“火正”作为一种职官，这也许因为“火正”的说法是后起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历法的初步稳定。从甲骨卜辞的内容上看，商代中后期已经有了比较成型的历法。因此人们才开始把注意力主要转向对降水的认识和把握，但降水明显地更加难以认识，控制则更不可能。在长时期的求雨之后。人们意识到，求的作用很有限，求天不如求人，这时候，人们就开始把努力的方向转移到有目的地控制和利用地面的水源，而不是祈求天上的雨水，这就是灌溉农业的起源。正是在发展灌溉的过程中，青铜器才飞快地为铁器所取代，因为沟渠的开挖要求有更加坚硬的工具。灌溉农业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农业稳定性的最后获得，只有到这个时候，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三个主要因素：土壤、季节和水源才最终一一被人们所认识、把握和控制，农业于是最终成为自然而然的产业，也只有到这个时期才可以说，只要没有特别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的收成就可以基本保持稳定，成为“自然经济”。
但先民对季节时令的认识和把握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让我们来追寻一个先民的足迹吧。首先来看一看文献中的记载：
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于“夏令”和“夏时”的记载，如：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国语·周语》）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论语·卫灵公》）
《礼记·礼运篇》载孔子云：“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据郑玄注，孔子所得的“夏时”为“夏四时之书”。就是当时存世的《夏小正》。司马迁也认为，孔子所得的夏时，就是夏小正[1]。《夏小正》一书至今尚存，是中国最古的一本历书，据近人学者研究，这本书实际上成书于战国时期，其中有些天象的年代相当于夏代，有的相当于春秋，因此，它只是综合了夏代至春秋时期的历法知识。很显然。夏代还没有产生这种精确历法的可能。关于商代的历法，影响最大的是“三正说”。
《左传》昭公十七年云：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
《史记·历书》云：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者循环，穷则反本。
《尚书·甘誓》释文引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
以上各书，都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岁首不同，各自相差一个月。形成依次排列的顺序。但近世学者颇不同意古人的说法，顾颉刚、刘起钎认为：“其实古代的历法还在草创阶段，哪能这样整齐……东周时历法正在演变中，不能简单地说它就是建子，至于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历法更较原始，还没有以十二支代表各月．根本谈不到建首者是什么，夏代就更渺茫了。”[2]钱玉琮在《从春秋到明清历法沿革》一文中，根据《春秋》《左传》所记历法情况，推论出“三正说”并不是三代所实行的历法。“事实上，建寅、建丑、建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地域的历法制度，不应看作是三个王朝改变正朔的故事。”[3]
汉代又有《殷历》一书，为古“六历”之一。所谓“六历”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这些书均已亡佚。《汉书·律历志上》云：
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
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项、夏、殷、周及鲁历。
可见这些书的成书最早也不能早于战国，其中的《殷历》一书不能视为商代的历法。[4]
由此可见，很难从后世农业稳定社会寻找上古历法的痕迹，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不过甲骨卜辞的出土为我们透露了商代历法的若干重要消息，现存的甲骨卜辞，除去已被损伤了日期的残辞以外，每条都记有占卜日期，根据所记的情况看，当时记日的方法，是“干支记日法”，即用“十干”和“十二支”相配，依其顺序以纪日，六十日为一个循环。甲骨文中还发现有完整的甲子表，记录干支搭配情况。这种干支纪日的方法，后来一直沿用下来，至今已有三千多年了。
商代纪月的方法，并不用干支，而是用数字的顺序来记录每月先后的顺序。如：一月、二月、三月……据甲骨文，商代历法中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以十二月为一年，如遇闰月，则采取“年终置闰”的办法，把闰月放在岁末，称十三月。[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