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错误理解是由于没有真正理解殷人尊鬼事神的道理的缘故。前文说过，殷人眼中的帝是喜怒无常，法力无边。任意为善为恶的，帝的这种行为方式就是“作”。“作”是莫名其妙，没有理由。从无而有，不可期盼，也无可抵御的。风雨雷电，年成好坏，战争胜负，都是上帝之“作”。“作”有“作好”，也有“作恶”。但无论“作好”“作恶”，都只是帝之所得而专。人，即便是王，也不可作“作”，最主要的是因为人、神殊别，尊神所致。而且王者如果喜怒无常。擅作威福，是不可能完成其在艰难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向大自然获得必需的生存资料的艰巨任务的。况且当时民生艰难，根本不可能在一部统治大法里教育王者“玉食”，更不用说美衣“玉食”，人之所爱，哪里用得着教？所以作为王者之师，不可能教育未来的王者作威作福玉食。老师其实说得很清楚，他强调说：王者千万不能作威作福玉食！更不能让你的手下作威作福玉食！如果王者、“人”——这是在上课时老师对他的学生，未来的王者的称呼——作威作福玉食，那就是“人用则颇僻”，偏离了王者之道。如果你的手下作威作福玉食，“民用则僭忒”，有亡国之忧。这里的“民”只可能指王者所任用的其他专家，因为老百姓是不大可能有犯“作威作福”的毛病的福分的。而老百姓的“玉食”正是王者不懈的追求，“皇极”一开始就要说“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
老师在讲完上述这三点王者之道之后，又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谆谆告诫说：千万不要偏离（上面的）王道啊！千万不能悖离王道啊！绝对不能像老天那样喜怒无常，作威作福啊！一定要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皇极”的原则办事！“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作好”即“作福”，“作恶”即“作威”。而且，“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只有你当领导的做好了，你的臣子和庶民才会跟上来，因为庶民是“惟皇作极”的。老师最后总结说，上面所说的王道，是本于上帝的千古不易的常规大道，你一定要率先敬事上帝，谨遵王道，并且按照王道的精神教育和引领你的臣民，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成为一个真正的王。“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父母”者，明其能养也。
在殷商，人神殊别，泾渭分明，人不能“作威”“作福”，那是帝的权威，即便是王也是不可以的，这里显然多少汲取了“武乙射天”的教训，人不可以慢神，人不可以“作”。“作”是神的权柄，所以几百年以后的孔夫子仍然要谦虚地说他“述而不作”。人只能够“用”，洪范九畴从头到尾都在教导王者怎样“用”：“敬用”、“农用”、“协用”、“建用”、“义用”、“明用”、“念用”、“向用”、“威用”。
其六日义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见于国。人用则颇僻，民用僭忒）
三德是三种统治臣民的方法。从三德的名称上看，与第一畴的五行不无关系，这并不奇怪，专家的世界观和自然知识必然影响到他处理人事问题的办法，洪范九畴中只有这一畴是真正处理被后世称为道德领域的问题的。但这时的方法没有任何道德的意味，倒是有不少政治学的科学精神。
七曰明用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日蒙，曰驿，曰克，日贞，日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专家的知识是有限的，碰到疑难问题时的解决办法就是卜筮。请注意“汝则有大疑”，现在是在有大疑问的时候才卜筮，不再像早期那样，什么事都要求神问鬼、仰其鼻息了。这正是农业稳定性增加的标志。而且“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少数服从多数的理性原则也已经建立起来了，对“祀”的迷信程度大打折扣，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对“祀”之屈居第三的缘由作了一个很好的佐证。
八曰念用庶征。庶征，曰雨，曰炀，曰燠，曰寒，曰风，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藩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
曰休征：日肃时雨若；曰义时炀若；曰晰时燠若；日谋时寒若；日圣时风若。
曰咎征：曰狂恒雨苦；曰僭恒炀若；曰豫恒燠若；曰争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用民，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义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中星，则以风雨。
这一畴讲的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气象学知识，王者作为专家领袖，要领导人民搞好农业生产，必须要掌握一定的气象学知识，而且当时生产中最大的问题应是与气象有关的历法问题。理解这一畴的关键首先在于明白为什么要把气象叫做“征”。前文已说过，殷人敬事上帝，他们认为风雨冷暖等气象都是帝所使然，是帝的意志所支配，所以气象叫“征”，或者说上帝的脸色。帝究竟会怎样命风雨冷暖，以决定受年与否，人是不知道的。但作为王者应该学会判断上帝的意图，即“念用庶征”。“征”是可以判别出其好坏休咎的，就像可以根据王者的行为举止判断出其政绩之优劣一样。“庶征”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气象，雨、晴、寒、暖、风，风调雨顺，收成就好，气象反常，即有灾荒。这是从总体上讲了生产方面的气象学方面的知识，那么具体而言什么是好的气象呢？老师打了个比喻。“肃时雨若”是“时雨若肃”的倒装，如果雨以时至（时雨），就好像（若）你作为王者，在“貌”方面如果能够“恭”，就由此可以判断你具有“肃”品格，“肃”是好的，所以就用它来比喻雨以时至，这就是雨方面的“休征”。其他的休征和咎征都应当作如是观。
在这里，还丝毫没有后世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其实天人感应的观念，是农业稳定性完全获得以后的产物，是政治道德化以后的结果。那时候的天，已经不再是人们认识、崇拜、对它有所求的农业神，天的主要职责也已经与受年与否关系很疏远。它主要变成了一个道德先生，成了人们学习、模仿的楷模。但现在的“帝”仍然毫无疑问是一个农业神，天与人还很遥远，天人感应的观念还没有产生的可能。
最后老师说，丰收的关键是王者能够“省”，即王者对帝之“征”有很好的把握和领悟，按照帝的提示组织安排好农业生产。王者是统筹全年生产大局的，王者之“省”关系到一年；卿士是高级专家，卿士之“省”关系到一月；师尹是低级官员，负具体执行之责，他们之“省”关系到一日。如果王者（统筹全局，对全年生产安排得当）、卿士（指导有方）、师尹（执行得力）都能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就极可能“百谷用成”、“家用平康”，好年景。相反，则“百谷用不存”、“家用不宁”，年成不好。至于一般的劳动者——庶民，他们没有知识，是跟着你们王者和领导人行动的，对年成的好坏不起关键作用。他们好比天上的众星，众星是围绕日月的。关键是“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如果你的高级专家（卿士位）居然像普通劳动者一样（没有知识），生产就有麻烦了。这里是强调专家领导对生产的重要性，专家指导的重要性在农业的稳定性没有获得之前怎样强调也不过分。
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之极。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日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日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日贫，五曰恶，六曰弱。
王者如果具备了上述八个方面的知识和德行，你就是一个成功的王，你就可以和你的人民一起飨用上帝赐与的五种幸福，远离六种凶祸。“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是专家政治的目标和追求，是王者成功与失败的检验标尺。当然，“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也完全可以同时是王者赏善罚恶。统治臣民的权柄。
综上所述，洪范九畴——一部上古社会的“统治大法”，从头到尾萦绕的一个主题就是怎样理解和认识大自然，怎样在大自然的淫威面前顽强地生活下去，它是人类幼稚时代试图挣脱大自然襁褓的束缚从而独立自主的最强音。
【第四节】祭祀占卜与尊鬼事神的本质
《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段话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三代都“事鬼敬神”。但对鬼神的态度，则有远有近。《礼记·檀弓》说：“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明器又称冥器，明器和祭器都是礼器。
殷人之尊鬼事神。已经是文明社会以后很久的事了。前已说过，上古时代的原始宗教，亦即殷人事鬼之所从来，主要是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但原来狭隘的图腾部族祖先崇拜发展到殷商甲骨文时代，由于民族融合的结果，已经变成了以玄鸟崇拜为主体的帝信仰，这种帝信仰已经和原来的图腾祖先崇拜有了很大的不同，它已经具备了原始宗教的形态。殷人之帝在甲骨文中已经有了浓厚的人格神的意味，尽管这种人格神主要地还表现为自然神。也就是说，神的关怀主要还在自然和天道的变化。
让我们从夏商时代的礼器谈起。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的礼器身份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二里头文化的“爵的数量较多，都是薄胎、束腰、平底，较早的平面无柱，较晚的有小柱，施简单的花纹和镂孔”[8]。这两种礼器都是容器。另外还有表现为乐器的铜铃和镶嵌着绿松石兽面的铜牌装饰品。
到商代以后，礼器成了青铜器最醒目和最主要的身份，青铜礼器的数量和形制都大大地丰富起来。礼器从用途上可分为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等。炊器有鼎、鬲等：食器有簋和豆；酒器有爵、觚、觯、尊、卣、壶、觥、瓿、方彝等；水器有盘和盂；乐器有钟、镈等。一言以蔽之，礼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些用来吃喝玩乐的东西。但是这些青铜做的东西，大的固然是庞然大物。小的也都很有些分量，实用起来显然是很不方便的，如果统治者们想假神之名自己行乐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做得更加方便实用轻巧一些。据考，青铜器“一般不作为生活用器。当时无论平民或贵族，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陶器”[9]。所以，这些东西并不是供人吃喝玩乐的。实际上，它们都是“神器”，是先民的祭祀用器。因此，对这些青铜器的理解，就离不开对先民祭祀对象和目的的理解。
夏人的神，除图腾崇拜外，不知其详，故不说。殷人之神，根据卜辞的研究来看，当兼指天神和人鬼。陈梦家根据卜辞记载的祭祀活动及其对象，认为殷人的神分为三类：
一、天神：帝和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
二、地示：社、四方、四戈、四巫、山、川
三、人鬼：先王、先公、先妣、诸子、诸母、旧臣[10]
帝是殷人信仰的最高神，具有最高的权威，管理着殷人所能想象的一切重大事宜。不过，帝最重要的关怀是管辖天时与影响年成，明显的是一个早期的主掌农业有自然神。这从其初意象“鸟行禾上”可以得到更直接的说明，它本来是由玄鸟崇拜进化而来的。但不过它不再是原始部落的部族神。卜辞中的帝不仅像人间帝王一样发号施令，而且有帝廷、臣工为之施行号令。殷人作为祖先来崇拜的先公先王可上宾于帝廷或帝所，转达人间对上帝的要求。陈梦家进一步指出：
殷人的上帝或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有一个以日月风雨为其臣工使者的帝廷。上帝之令风雨、降祸福是以天象示其恩威，而天象中风雨之调顺实为农业生产之条件。所以殷人的上帝虽也保佑战争，而其主要的实质是农业生产的神。先公先王可上宾于天，上帝对于时王可以降祸福，示诺否，但上帝与人王并无血缘关系。人王通过先公先王或其他诸神的向上帝求雨祈年，或祷告战役的胜利。[11]
不过，帝与人王无血缘关系的论断是可商榷的，因为帝信仰是从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发展起来的。但是这对于我们了解“帝”的性质无碍。当然，帝与人王的关系并不因为有血缘关系就更加密切，因为即使是真正的血缘关系的先公先王也可以作祟为恶，显然没有在生时那么关系密切，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血缘关系只是人单方面想和神攀亲戚的结果。人与神的疏远实际上是表现了人对帝亦即自然的可变性的无知，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天道变化的无知，尤其是对时令、季节和降水的规律性的无知。
由于人的无知和软弱，帝就强大和霸道起来。殷人的帝与祖先神对作为其子孙后代的殷人来说并不总是仁兹的。相反，他们经常很暴虐，即便是先公先王也经常作祟起祸。他们都没有明显的善恶观念，对人世的影响都有正负两个方面。帝既可以令风调雨顺，使殷人受又、受年，即出现《洪范》中所说的“休征”；也可以使雨、炀、暘、寒、风五者一极备，一极无，因此不受又，不受年，即出现“咎征”。帝及其使者先公先王并不只是关照下民、播爱人间的仁慈之神，他们同时是喜怒无常、高高在上的凶神恶煞。殷人对其只能战战兢兢，每日占卜、谦虚奉承以揣测其意，人是它的奴隶。
帝的强大与深不可测使它显得无比霸道、专横而且贪婪。正是神的这种霸道与贪婪使得殷人不仅低声下气地事事时时占卜，而且总是异常大方地献祭。所谓献祭其实就是请神吃喝玩乐，对神行贿和献殷勤，青铜礼器就是专门派这种用场的。青铜礼器之为好东西是不用说的了，古人对神的祭品之奢侈丰厚更是令人乍舌，这些祭品中甚至包括活人，这种丰厚奢侈的献祭并不是像后人只纯粹做做样子，摆一摆然后却自己把它消费了，殷人是真正地献祭给神去消费的。《孟子·滕文公下》讲了这样一个事故：
孟子曰：汤居毫，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毫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黎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予以黍肉响，杀而夺之。
葛伯是不是像孟夫子所说如此不近人情，不得而知。但商汤首先是拿葛伯开刀则是事实。《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始征，自葛载。”《尚书序》云：“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征讨葛伯的借口是因为其吃了奉神的祭品。这就是说，当时奉神的祭品人是不能吃的，哪怕自己挨饿。另外，《尚书·微子》也说：“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偷吃神祗的牺栓牲是一种罪恶和大不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