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例外，他相信人、尊重人、爱人，他相信善是可以激发、培养和诱导的，所以他主张教化。他把劝善亦即教化当作新时代政治的首要关怀，他不仅为这种教化明确了具体目标，而且确定了教化的方法、步骤和教材，这种教化既可以是有书本的学校教育，也可以是无书本的个人修养，因而它不仅是有教无类的，而且是最普遍的，通过这种最普遍的教化，他就不仅把等级秩序的外在他律原则最大可能地变成了内在的自律原则，而且为平民阶层的优秀分子开辟了一条现实的上升通道，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使儒家达到了从根本上把社会矛盾的产生最大限度地消弥于未萌状态，而不是像道、法一样只作亡羊补牢的工夫。所以，如果说周公的“德治”和礼乐开启了政治的道德时代的先声，那么孔夫子就通过把“礼”平民化和把“德”从统治术改造成为所有人的“性”并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崇德方法而基本上确立了道德时代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的大致框架，他也因此成为道德时代当之无愧的至圣先师。
因此，从周公到孔子，中国文化的发展完成了一个人文偏转的过程。周公以前，是中国历史上小国寡民的专家时代，当时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人与自然的矛盾亦即克服生产中自然的不确定性影响是专家政治的首要关怀，有关社会生活秩序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对于社会政治来说还只具有从属的意义，所以当时的历史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历史还隐而不显，当时的史官其实主要是巫官，类似于智囊团，属于生产行政事务官吏，和后世的史官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意义上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始于周初。由于周人必须解决其统治合理性和统治延续性的双重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首次成了政治的首要关怀。但周初所涉及到的主要还只是殷周两族统治者的角色转换和统治者内部的权力分配，所以人还只部分地进入政治的视野，或者说，只有少数的家庭首领获得了独立的政治人格，绝大部分的小民还隐没在家族的巨大笼罩中，因为当时的生产还要以家族为单位才能正常进行。到春秋战国，小农经济真正地实现了。家庭开始从家族中分化和独立出来并取代家族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社会细胞，原来基于家族的礼乐由于家族的分裂和家庭的析出而礼崩乐坏，人与人的关系在新的条件下需要确立新的规范，历史的观念于是真正地出现了。中国正统的历史主要是人与人的历史，亦即政治史和军事史，历史的这种观念是由于道德时代的主要关怀决定的。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持久的“文化热”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正是在这场持久的文化讨论和论战中，一方面提出了新的历史观念，另一方面也同时奠定了新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但这两者的最后确立都是思想演绎的进程已经穷尽了各种可能性之后由现实的历史运动淘汰着作出的选择。儒家之成为后来中国文化的大宗正脉绝不是因为孔夫子偶然地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道德人文的大门或通孔，它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讨论和历史实验之后才最终作出的抉择。
中国历史上的这第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也是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又被西方人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或“哲学的突破”，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形来说，我更乐意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人文偏转，因为它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当农业社会由生产不稳定状态的专家时代向生产稳定之后的新时代过渡和转变过后，社会政治生活秩序如何重建的问题，与专家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同，它主要是新时代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化的主要关怀在此之际实现了由自然向人文的偏转，这种偏转的结果是道德时代的开启与确立。
在此之后，根源于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和延续阶段，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和西方文化正面接触并大败铩羽之后，中华民族才进入了第二个最令人困惑的历史时刻。但中华民族的这一次困惑与其说是自身发展中的困惑，毋宁说是自身不发展的困惑，这种困惑是由我们文明自身之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是农业文明对于工业文明的困惑。
面对这种由于感性上的无可挽回的巨大失败而不得不产生的困惑，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个方面对孔夫子之后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长期的检讨和自我诊断，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文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缺乏的无非是一些“格致”一类的技术。这些技术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比起来如果不是无关紧要的，也最多只具有从属的意义，而且这些技术即使不是在中国文化本身的范围内，也是不难从中发展出来的，总之，儒家传统是中国文化之本根，一切的发展与变革都应该在保守这个传统的基础之上才是可能和必要的，这代表了形形色色的保守传统的主张，从最顽固的保守派到主张改革的各种中体西用论和当代新儒家都可以划入这个阵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在完全摆脱和根本改造儒家文化的古老传统、大胆接受西方精神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发展出西方式的工业和物质文明，因此，我们的困惑来自我们的文明自身，从五四以来的各种激进派属于这个阵营。
相对来说，主张保守传统的阵营在人数和理论的论说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主张西化的激进派不仅人数日见其少，而且理论上尤其有捉襟见肘之势，尤其是当西方的工业文明现在也日露其弊、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极度紧张的时候，保守传统的呼声更是空前地高涨了。激进派遭到的最大辨诘是他们的西方化主张被说成是无视历史、人为割断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因而从根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厢情愿。激进派对各种保守派的批判虽然也是从中国的历史出发，但他们由此出发却只能对儒家传统的皮毛进行一些感性的无关痛痒的批判，一当他们正面提出主张的时候，他们就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出发，而是从西方的历史出发。因此他们的主张总是给人一种外在的感觉。
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传统派与西化派的意见纷争实际上是建立在他们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中西之争其实是古今之辨。在历史发展的又一个令人困惑的时刻，人们只有再一次诉诸历史。但不仅历史的内容已经空前地扩大和丰富了，而且根据人文偏转时代的经验，回到历史其实是重建历史，即确立一种新的历史概念。但无论是传统派还是西化派，都没有在这方面做扎实的工作，传统派毋宁是直接继承了原来的历史观，并以此对激进派展开批评。西化派虽然在实践上总是正确的。但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割断历史，所以传统派的批评其实很可能是无的放矢，但理论上由于他们仍然是从传统的历史概念出发，所以经常受到无端的攻击，左支右拙，穷于应付。但我认为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局面很可能只是所谓轴心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体历史概念干扰的结果，在面对当下这样一个新的转折和困惑的时刻，我们需要对历史有一种新的概念、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解，一当我们确立了一个新的历史视角，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也许就会很清楚地呈现出来。传统派在理论上的强大也许不过是墨家显学历史故事的重演。
但这种新的历史概念只有在思想对过去的总体把握中才有可能呈现，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人类文化和历史的源头，但无论是传统派还是激进派，他们都是从轴心时代出发，或者说他们都主要还笼罩在轴心时代的历史观念之中，这肯定是不够的，其结果只能是理论上的困惑与实践上的迷惘。我们需要向前轴心时代追溯，不仅需要追溯中国历史上的前轴心时代，而且需要追溯西方历史上的前轴心时代，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打破轴心时代形成的特定历史概念的束缚，并打开通向新历史理解的大门。至于这种追溯的可能途径，历史科学的众多新发展已经为我们充分地展开了，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史、生产史以及其他众多的专门史都是通向新历史概念的可能道路。但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似乎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时代问题的性质主要是自然科学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是最坚定地主张从自然界出发的历史科学，尤其是马克思的实践学说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至少在目前仍然是一块越不过的丰碑。
但是本书的任务却只能满足于以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学说进行简单地省视作为基础，由此对中国夏商时代的文化发展进行一个初步的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