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感性”，也就是区别于单纯自发性的感受性，即受动性；而所谓“活动”，作为绝对主体或自我意识，是自我活动、纯粹活动的自发性本身，即能动性。因此“感性的活动”就意味着“受动的能动性”，或“能动的受动性”，它是一种矛盾的存在，这种矛盾的存在也就是现实的主体。由于这种现实的主体具有矛盾的形式，它就体现为一个过程，一个使矛盾不断地生成、瓦解和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的过程，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说。主体及其对象。人和自然界的现实性，正是在这个矛盾的活动的展开过程之中才呈现出来的。由于这个过程是主体对环境的创造，是对象对于主体的生成，所以它是一个能动的过程；由于活动主体是感性的，是环境对于主体的创造，所以它同时又是一个受动的过程。一言以蔽之，这个感性的活动，实践的过程，是一个能动而又受动的过程。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于现实主体之客观的理解和把握才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代替那抽象思辨的主体概念和拒斥活动的形而上学主体概念的，乃是现实主体的感性活动之成为客观的历史原则。”[21]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22]
这一能动而受动的过程的开展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环境的改变和主体活动相一致的历史原则。历史正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产生和克服的过程，前一代遗留下来的物质条件成为下一代不可任意选择和改变的前提和界限，但每一代人的活动又在能动地改变和消除他们所面临的前提和界限。这样，马克思在建立起关于现实主体的理解的同时，建立了关于主体之现实对象的理解。实际上，这两种理解是同一种理解，是同一种理解的两个方面，“由于感性活动合理地确定了主体与对象，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因此，它在消除关于主体之抽象概念的每一点上，同时也从根本上消除着形而上学的自然观”[23]。
这种基于感性活动原则建立的关于现实对象世界的理解，第一次“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一种处于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马克思指出：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相反，人们的感性活动——劳动、创造、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现实主体的对象世界，只能一般地理解为历史的产物，理解为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理解为人们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这种感性活动“只要哪怕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24]。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就其本身说来也是不存在的，相反，它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构成人类之直接的自然存在的条件，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保存着。但是这种外部存在的自然界一旦进入“感性活动”的普照的光，就丧失了它的自在性质，它变成了“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门唯一的科学——“历史科学”，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即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自然史和人类史只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人类史是现实主体的活动过程，在这里自然界成了现实主体的对象世界；自然史则是自然界在现实主体能动活动过程中的生成和展开，在这里，主体通过它的对象世界——自然界而获得其现实的规定性。历史的这两个方面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5]。因此，人与自然界的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如果考虑到在工业中向来就有的那个著名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性”，那么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实际上就是不存在的。[26]
这样，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通过感性活动的原理就在现实历史或历史科学的意义上获得了合理的理解。自然和历史的对立为“历史的自然”或“自然的历史”所取代，自然和历史的这种统一性通过工业、通过感性的活动而表现为矛盾的现实的发展过程：“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的基础上的发展一样。”[27]
这样一来，感性活动的原则，就不仅把事物、现实和感性放到感性的活动中去理解，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我们周围的对象世界即现存的感性世界理解为对于主体之不断生成和变化着的东西，而且把主体或主体的活动理解为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从而使我们能够在现实的基础上把主体或人的存在理解为体现各种矛盾和关系之总体的发展过程和历史过程。因此，感性活动的原则、实践的原则。直接就意味“新世界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
【第二节】 唯一的“历史科学"
由于确立了感性活动的原则。就不仅达到了对现实主体的把握，也同时达到了对现实对象的把握，从而使唯一真正的科学——历史科学的建立成为可能。这种唯一真正的历史科学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它是关于社会一历史的哲学学说或总体理论。正像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始终是与这一总体理论——唯物史观相联系一样，这种总体的社会历史观也始终是上述实践学说即“新世界观”的最重要的支点和最根本的实质内容。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新世界观的原则首先是并且始终主要是从对社会历史的批判研究中获得经验材料，从对哲学观点的社会历史意义的批判考察中获得理论进展的。因此，可以说唯物史观和新世界观是直接同一的，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没有后者也就没有前者。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历史的根源不是“纯粹的思想”，不是抽象的“人性”或“人”的概念，也不是宗教的观念和政治的观念，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在于人类的“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是在这种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和“物质交往”，是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生活的状况。正是根据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马克思指出：社会历史的现实动因“乃是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意识观念等等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和政治等则不过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但是，“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为某种史前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28]。因此，这种历史观在历史上仅仅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仅仅看到思想和观念的意义，仅仅看到杰出人物的作用和国家的丰功伟绩，但是这些恰恰是用来遮蔽历史的现实基础的“意识形态”。唯物史观第一次真正使得破除这种遮蔽历史现实基础的意识形态成为可能，从而使人类历史的真相第一次有可能呈现出来。
唯物史观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也就是说，从生产着的人出发。这种“现实的个人”，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也不是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29]。
这种“现实的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就是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生产，同时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历史的世俗前提和现实前提，它可以分析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既然历史只能是现实的人（或人类）的历史，那么为了创造历史，人们就必须能够生活，然而为了生活，就必须有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满足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就成为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二、人们的生产生活必须不间断地持续下去，生产满足着需要，同时又产生新的需要；三、人们在生产自己生活的同时也生产出新的生命，而这意味着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等。起初家庭作为唯一的社会关系，代表着社会关系的自然产生，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社会关系的生成和变动。
因此，“生命的生产”既是现实的个人通过劳动对于自己生命的生产。又是通过生育对于他人生命的生产，但无论是哪一种生命的生产，都立即表现为双重的关系，即“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或者说，表现为：（1）人与自然的关系；（2）人与人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生产活动一方面是“人们对自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30]。这两种关系的统一就是生产方式。“所谓生产方式无非就是为社会一历史所中介的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自然必然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仅把人的本质一般地理解为劳动，而且进一步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把生产活动称之为“社会活动”。
关于这种生产活动，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在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31]。
这就引申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立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2]，“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33]，马克思后来把它表述为这样的经典形式：“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思想和观念根本不是什么独立的、绝对的实体，它们不过是现实的人们在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人们的存在、人们的现实关系以及人们的生活过程的“有意识的表现”，“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了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4]。
三、意识形态理论。虽然人的意识从来就不是什么“纯粹的”意识，它“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意识及其表现的语言都只是由于非常现实的需要才产生出来的。
但是意识在社会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却变成了具有独立性外观的东西，变成了“意识形态”。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发生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35]这就是意识形态。马克思从如下几个方面探讨了意识形态的特征：
（一）意识形态的意向性。马克思说：“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像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36]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具有意向性，它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指向一定对象的。不管意识形成的内容如何“荒诞离奇”——其实，意识形态在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上从来就不是荒诞离奇的，只是由于社会生活基础的变化，后代的人们才发现这种荒诞性——它总是以某种方式折射出实际生活的某个方面。而且意识形态的意向性也不是静止的，社会存在改变了，意识这种存在的意识形成也会随之改变。
（二）意识形态没有绝对独立的历史。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没有独立历史和发展的论述是对思辨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一个理论上的反拨，思辨唯心主义热衷于脱离现实生活来讨论精神或宗教的自身发展、自身展开的历史，马克思破除的正是这种幻想和迷信，但他并没有在一般的意义上否认意识形态有历史（如宗教史、哲学史、法学史等等）。
（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37]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四）意识形态的遮蔽性。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掩盖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现实交往的真相，以便维护其长治久安的统治。“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把人类史归结为一种歪曲的理解，就是归结为一种完全的抽象。”[38]而且“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的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总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9]。即使是进行革命的阶级，在开始反对统治阶级时，也总是以全社会的代表的身份出现。这样，他们的思想一开始就具有的普遍性的形式，正是对该阶级的特殊利益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掩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