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与农民心心相印的知识分子，赵树理在1947年参加完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后赴河北武安赵庄搞土改。在这儿，赵树理不仅看到了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更主要的是看到了革命队伍内部的阴暗面，赵树理并没有按照自己被定为“方向”后要对“党”的“歌颂”要求表现农村社会，而是以自己的独立的思考，有意识地提出了农村基层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农村几千年来只有封建专制统治，不少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承袭了专横跋扈、长官意志的官僚作风，惯于向群众发号施令，蔑视多数农民的利益，依赖少数积极分子不但不“洗脸擦黑”，还想乘机再捞一把。赵树理力劝“翻得高”的新贵们退出多占的果实，反被视为右倾言论，赵树理开始变得忧虑起来。“经常跟他意见相左的王中青后来感叹说：赵树理看问题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他对党的政策总是站在群众的立场，用群众的实际情况来衡量、理解的，所以理解得深、准、实事求是。而我们往往站在干部的立场上，从完成任务来理解政策的，便容易出现偏差。”
也正是这种立场，根据自己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和对农民利益的特殊关注与敏感，赵树理很快就发现了土改过程中农村各阶层存在的复杂情况：1．中农因循观望。2．贫农之中，积极分子和干部，有一部分在分果实中占到便宜。3．一般贫农大体上也算翻身，只是政治上未被重视，多数没有参加政治生活的机会。4．有一部分贫农竟被遗忘，仍过着他的穷苦生活。5．流氓钻空子发了横财，但在政治上则两面拉关系。
这就是说，在土改中，一般贫农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上）部分地翻了身，但主要得到好处的却是农村干部和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和流氓。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流氓混入干部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群众没有说话的机会”。把不同的党的干部区分开来，把流氓与贫农区分开来，这是赵树理文学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不同于一般作家对党的干部与农民的神圣化。赵树理说“因为流氓是农民，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个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48年9月赵树理写出了《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中的小昌和小旦的危害性远比正面要斗争的地主大得多。鲁迅笔下的阿Q虽也想着“革命”胜利后“要什么有什么”，报复几个平日结仇的人，但他毕竟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还不足以去压迫他者。而赵树理笔下的这种“革命”胜利后的阿Q——穷人流氓，一旦有了权力，有了压迫别人的能力，就变本加厉地开始压迫他者。小旦对聚财威逼利诱，强订婚姻。一部分贫农还未分果实，占了便宜的小昌、小旦还想在中农身上再捞一把。而他们的主要危害性还不在这种明里显现出来的残暴性，而是他们身上表现的似是而非的流氓性（我认为这是很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他可以狗仗人势，见风使舵，假装积极，拉大旗做虎皮，假公济私，因此赵树理说“我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得比较突出一点”。从而，赵树理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把创作中的批判性发挥到了新的高度，提供了与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精英作家丁玲、周立波等以歌颂为主的小说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景观。
在当时的这些来自左翼知识分子作家的笔下，农民又是怎样一副模样呢？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等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在有惊无险中明白文艺是“党的文艺”而“脱胎换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出版实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
小说中的农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而是逐渐接受了革命意识、被革命化了的农民，是“新人”，新的农民英雄。张裕民和程仁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主要塑造的先进农民形象。作品突出雇农出身的村支部书记张裕民的沉着老练的性格，敏锐、深沉的思想以及忠心耿耿、大公无私的品德，虽也揭示了他在旧社会一度沾染的某些不良习气，还缺乏复杂的阶级斗争锻炼，但终在杨亮等人的帮助下驱散了心中的阴影，像火炬一样照亮了大家前进的道路，这位先进的农民终于磨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程仁面对地主钱文贵利用其侄女黑泥的糖衣炮弹攻击，能及时地从阶级斗争的思想高度去发现敌人的阴谋，而对所爱之人冷漠疏远并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警惕性。《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是个被旧社会压榨的“光着腚”的贫苦农民，他一年到头拼命劳动，却使得全家三口人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他因贫困获得了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因为贫穷，他对党的无产阶级事业忠心耿耿，在土改中始终都走在别人的前面；因为贫穷，他大公无私心胸坦荡地关心他人，在分配被没收地主的财产时总是处处考虑他人的困难；也是贫穷，他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在危难关头敢于挺身而出自我牺牲。郭全海为了使土改后的分配平均，不惜贴上个人的所得。在上文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的农民英雄的塑像中，现实的农民形象远离了文本，农民对生存“实利”的功利性追逐被置换成崇高的令人起敬的高大形象，农民不再是农民他自己，而成了知识分子造出的高不可攀的“神”。除赵树理与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精英作家丁玲、周立波等在塑造农民形象的不同外，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邪不压正》等小说不同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的是描写中心的不同。赵树理描写的不是“土改故事”，而是土改时期的“农民故事”。他不像别的作家那样，按当时的土改政策精神来展开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而是把主要笔墨用于描述农民在土改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心理和遭遇到的尴尬事件，揭露和批判农村中的恶势力，甚至把批判的主要矛头，对准那些对农民危害最大的农村基层政权中所谓的“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既有金旺那样的地痞流氓，也有小元那样的旧势力的跟屁虫和小旦那样的见风使舵的地头蛇，更有小昌那样的“轮到我来捞一把”的坏干部等。由上文的分析看，在作家认同小说写作的目的和功用上，赵树理与丁玲和周立波所代表的新的文艺规范是有明显差异的，赵树理是从农民的立场出发，在首先维护农民实利的基础上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小说中展示的是农民的生存状况，而丁玲和周立波等则首先是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展开乡村社会的叙述，这种差异下塑造的农民形象自是有了“落后农民”与“新人”的区别。
《邪不压正》发表后，各地翻印无法计算，“有些竟传抄得一塌糊涂，谁也读不通，但也照旧流行”。可评论界的调子却不大和谐，194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两篇文章，后又刊登四篇争鸣文章。一者赞赏小说写出了党的政策在运动中怎样发生了偏差，又怎样得到了纠正；一者批评小说忽视了党在农村变革中的决定作用。评论者还为找出小说的主人公而争论不休，而赵树理在《关于〈邪不压正〉》中的自述竟与两者大相径庭，如此分歧出人意料。从赵树理“问题小说”的自述中倒可看出不同意见评论双方的一致性来，所谓赞扬者其出发点是在赞扬小说是对“党的政策”的体现，“对今天的农村整党有积极的教育作用”；而批评者正是看到了小说的批判性而给予否定。
前者是淡化，忽略小说的批判性；后者是直接否定，两者都是强调小说的歌颂性，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一年后，《人民日报》发表总结性的文章，指责赵树理“把正面的主要的人物，把矛盾的正面和主要的一面忽略了”，“在一个矛盾的两面，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没有结合整个的历史动向来写出合理的解决过程”，实质是说小说没有尽力地歌颂代表“前进的一面”、“掌握历史动向”的“党”。也正如此，赵树理小说的两重性（歌颂性和批判性）构成了他创作的特殊遭遇。
同在1948年，一面被树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与旗帜，一面却受党报的严厉批评。事实是，符合“党的文艺”的“新小说”——精英知识分子的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在1948年出现后，这种小说模式逐渐成为了整个文学创作的主导型模式，我们的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时期。而赵树理对毛泽东的“普及”与“提高”的文艺思想并不真正理解，毛泽东所讲的“普及”，是出于革命战争年代发动民众的实际需要，而要求文学理应以其通俗性去承担启蒙农民政治思想觉悟的历史重任，因此赵树理作品的现实政治意义则被凸现了出来；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新的政治形势下，文学要求要表现农民自觉地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巨大热情，新的农民是有完美革命思想意识的现代农民英雄形象，而不是现实中的农民形象。赵树理“写旧人旧事较开朗，较细致，写新人新事较模糊，较粗糙”，难以“写一个自然又生动又合乎进步规律的新的完整人物”，这种不合时宜的差距使赵树理的作品再也引不起《小二黑结婚》式的社会轰动效应，开始走“下坡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赵树理到达北京，身获一大堆头衔，但赵树理并没有把自己作为“官”而与农民划开界限，并没有改变“为农民实利”的独立思考立场。1950年6月发表《登记》，《小二黑结婚》中走自由恋爱的青年并没有在“党”的干部跟前直接获得他们的爱情，一些干部反成了他们自由恋爱的障碍。村民事主任假公济私，只准艾艾嫁给他外甥，另一个区助理员，官僚主义作风致使“多少假的都准了，一对真的要调查”。事实上，民事主任所谓的艾艾名声不好而不给写介绍信，以及区助理员的“不准登记，调查调查”，才是一种远比张木匠的锯梁子厉害的对付自由恋爱的伎俩，他们是以政府、党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剥夺了“人”所具有的合法的权利，使实质上是封建包办的强迫婚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且变得“现代化”了。农民所要依赖的新政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变形的新的对农民利益的损害现象，赵树理的小说再一次对社会问题作出了自己独立的批判。
而由于在《说说唱唱》上发表《金锁》，赵树理遭遇的是一系列的检讨，降职，以致停刊的命运。《金锁》被《文汇报》一棍子打死，认为是对“劳动人民的污辱”，赵树理作《〈金锁〉发表的前前后后》，表面上作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坚持自己对农民的看法，“事实上破过产的农民，于扫地出门之后，其谋生之道普通有五种：‘赚’、‘乞’、‘偷’、‘抢’、‘诈’，金锁不过是开始选了个‘乞’，然后转到‘赚’。‘有骨头’这话是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人才讲得起的，但不能说他们都不是劳动人民。他们对付压迫者的方法差不多只有四种：‘求饶’、‘躲避’、‘忍受’、‘拼命’，又是选用，又是连用，金锁也不例外”。“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这种人虽不占多数，可也不是个别的，只是容易被一般人（连贫农在内）忽略，因为在一般人的意识中没有给他们列下户口。”
赵树理从更底层的社会中关注着那些已被现代社会开出“人籍”的最弱势的群体，也是这种底层的农民视角使他真正时刻关注着他的对象的实利，关注着农村阶层中弱势群体，这种坚守使赵树理的“农民”观念不是五四式的、不是都市知识分子的概念式的，而是具体的社会的真实的农民群体本身的观念。在这一点上，现代文学上除了作《阿Q正传》的鲁迅外，没人能比赵树理更能真正理解农民的现实境况了。也是在这点上，赵树理是真正在为农民争取做“人”的资格。而当时的文艺批评早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的批评，因此赵树理的辩护首先引起的是“某些权威的反感”，言赵树理“态度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