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体会
（2003年8月）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最精华的部分和最核心的内容。正是这一伟大理论，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1949年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为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段历史，重温这一光辉思想，联系现实问题深入思考的时候，则倍感其理论力量的伟大、方法论意义的重要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启示的深刻。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里程和实践里程，使我们十分真切地看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一、革命理论的正确指引是重要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老祖宗”不能丢
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等一批先进人物，面对清朝末年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苦苦探索，前赴后继，先后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维新、革命和启蒙的三种典型模式，并为之进行了相应的大胆实践，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传人中国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所运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不可或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如果我们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就会发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正是以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对待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学说为基础的。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今天，当人类社会跨入21终归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此时刻，我们务必要搞清楚这样两个关系：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继承和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完成的许多任务，本来应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来完成，只是由于当初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人为地很快结束了，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只有留待今天的初级阶段来完成。第二，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很多内容确实是由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来的，具有相同的思想观点内涵；同时，又有许多创新和发展，邓小平的许多新话是毛泽东所没有说过的。搞清楚这样两个关系，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就会认识到“老祖宗”不能丢的意义。否则，我们就无法说清中国初级阶段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既不知道它从何处来，也不知道它往何处去。由此，导致自己思想的不清醒和行动的不自觉。
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活的灵魂。坚持“老祖宗”是对的，但一定要能说新话
马克思主义讲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并且预言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度里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些理论与实践，对于解决中国问题固然是十分宝贵的，但又都不是现成的答案。对此，毛泽东及其助手们的伟大之处、高明之处和成功之处，就在于既不丢掉“老祖宗”，又能说出新话来。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经过专家们研究，可以分为革命论和社会论两个部分。革命论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一）关于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又必须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有人民大众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关于革命的步骤，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步是必要准备，第二步是必然趋势。（三）关于革命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特别是武装斗争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四）关于革命的策略，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有“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社会论的内容主要是《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1．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毛泽东指出，国家制度即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权形式即政体是民主集中制。2．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指出，一是“节制资本”，二是“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1947年12月，又进一步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三大经济政策。3．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指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套新民主主义的系统理论，过去谁也没有讲过，都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包括当时的国情、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力量、革命的策略等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的结论，说出的新话。我们今天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除了学习理论思想本身而外，还必须学习毛泽东的这种理论创新勇气和理论创新方法。
关于理论如何联系实际，毛泽东打过一个精彩的比方，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毛泽东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是我们最光辉的榜样。
三、与各种错误观点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在实践中修正错误、发展真理
任何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也正是如此。关于中国革命的方法步骤问题，早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提出了“一次革命论”，其要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模式拿来生搬硬套；后来又出现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其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革命的领导权。按照这些“左”的或右的主张行事的结果，都是造成了革命的挫折和失败，诸如离散革命队伍、失去群众拥护、损失武装力量、丧失革命根据地，等等。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善于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两步走”的正确策略，把中国革命从挫折和失败中引向胜利。没有别人的失败，可能也没有毛泽东的成功。但是，没有毛泽东式的英明，这种正确的思想和成功的革命也同样不会出现。
毛泽东为什么能比别人高明，关键在于他尊重社会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态度。他在《实践论》中这样写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作为一位哲学巨匠，深知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信邪、不怕压、不盲从，而牢牢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既留下许多佳话，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地思考。
四、环境条件的变化是不可忽视的。正确的态度是要做到思想与时俱进。工作与时俱新
新民主主义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宝库；科学理论的产生与形成离不开科学的态度。我们应该想这样一个问题：早在中国革命初期，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创立的年代，中国共产党还刚刚建立，对马克思主义还刚刚接触，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但这样一套正确的理论诞生了，而且发展了，成熟了，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而到了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比较深入的时候，革命和建设经验逐步丰富起来的时候，特别是在取得和巩固政权之后，毛泽东却反而变得容易犯错误了。动辄提出错误的主张，导致严重的后果。诸如：过渡时期急于求成的错误，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左”倾主义错误，以至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局性十年内乱的历史悲剧。究其原因，这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很难有人做出全面、准确的回答。但就一般而言，形势、任务变了，环境、条件变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就得跟着变，否则就势必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此现象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点认识：一是革命胜利助长了骄傲松懈情绪。战争年代，外敌的强大压力使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不得不始终保持政治上的高度警醒，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来不得半点马虎，稍有不慎和失误，就要酿成流血牺牲；而到了取得政权以后，这种战争环境下的特殊压力不存在了，考虑问题的随意性就显然多了，本来要长期团结和依靠的民族资产阶级被抛弃了，甚至连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利益有时也顾忌不够了。二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制度坚持不好。战争环境使人与人之间容易保持同甘苦共患难的真实情谊，民主集中制能够得到较好贯彻，领导者出现偏差容易得到纠正；而到了1949年建国以后，领导与群众的距离就拉大了，上级和下级的层次也分明了，特别是领袖人物与其他人说话的份量大不一样了，加之一伙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制造个人崇拜，毛泽东个人的一些错误就很难纠正了。三是工作重心转移把握不好。夺取政权的实质是破坏一个旧世界，主要形式是军事武装斗争，国家建设的责任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而取得政权以后，就该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基本的方法应该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们却时不时地甚至长时间地离开“中心”去搞阶级斗争，或者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搞农业、搞工业。四是制度建设未能及时跟进。战争年代管理的对象主要是军队，办法主要是军事化的一套；但到了建设国家，就必须依法治国，使党和国家事务尽快纳入法制的轨道，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恰恰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上述各条，有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决得比较好了，有些则还做得很不够，例如依法治国等方面就很需要再加把劲。
总之，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原载《市县领导月刊》200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