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田是调，男夫一人20亩，奴婢亦同。不是抽田租，而是出丝、绵、绢，故给桑田，种桑为养蚕；榆树作材料用；枣树作食物。桑树六、七年者最盛，太幼或太老已不可用，故桑田不必还政府。在40亩露田中，加倍之40亩中，有20亩是桑田，实际上60亩要抽赋税，20亩桑田叫“民调”，不称抽赋税，即60亩地（以一亩产一石计），两夫妇只缴纳二石粟，一匹帛。
北魏之所以实行均田制，其最高意义是要将门第社会中之豪强荫冒一概消除，与西晋户调制略有相似之处，可以说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的一种措施行动，目的使人人脱离门户大族的豪强，亦不再向豪强纳租税，故有此种加倍分田地的优待，将门第化解，由于门第的反对，因此政府仍让门第养奴婢。故丁牛有限制，而奴婢可无限制。亲房可养奴300名，即有田地9000亩。普通庶民可拥有奴婢60名，亦仍可分给田地。
政府要取消门第而不可能，因此允许拥有奴婢，成为编户。遂不受门第豪强之反对，遂得确立此一均田制度。
此种制度可用两句话概括之，即“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即不论贫富，一律征收赋税。一切人民平等，官与民同样是国家公民，政治上轨道了，中国（在北方）统一了。此乃魏孝文帝根据中国读书人而改革经济制度，故寓独特的历史文化精神，与西洋不同。
北魏之均田制度，目的为要改变原有的强宗大族所形成的政策。
其实，此均田制并不平均，并且还有一点，所谓“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即八人当未成丁四人，八个奴婢只要出一夫一妇之赋税。此乃对贵族大地主之通融优待办法，但实际上并不是，乃是一种政策。
东魏①有云：“初给人田，权贵皆占良美，贫弱咸受瘠薄。”这是不公平现象。但从前的农民是荫户，现在整理户籍后均变成公民，这是历史的大转变，而非革命。是政府减轻了赋税，使人民乐于报户口。赋税减轻后，八奴只须出二人之赋税，乃政府经济政策。
另一方面，农民因减轻租税而脱离豪强之荫户而乐于出作公民；同时优待贵族使不反对，因此使政府反而不够钱用。于是政府另订一法，即在州郡户口中十分之一作为屯田，每丁收取60斛。证明当时100亩田地征收60斛粮。
其实北魏的三长与均田制，尚有一层重要意义，即北魏本是一个部落封建制度的国家，等到三长与均田制实施后，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因而使胡、汉势力逐渐倒转，即一切依汉族制度而行。
北魏宗室封郡为王公者90余人，部落大人封县为列侯者190多人。此种世袭封爵，具有浓厚封建意味之割裂。但三长均田制实行后，则已成为中央一统之郡县制。同时并分置州郡，于是中国士族①逐渐得势，而诸胡部落大人逐渐失其地位。因此魏孝文帝命鲜卑氏族全改汉姓，氏族在政治上之优越地位于是消失。
当时南方虽然多次提出要使侨寓“土断”，及厘正户籍，然执政者为要保全士族的特权，剥下益上，反不如北方政治理论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做成了规模，但南方的黄籍积弊，却难以清理，此为北朝胜于南朝之显例。
关于均田制下之租额。据《魏书·食货志》载，李冲上言立三长，并定调法如下：“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这种所谓调，包括田租在内。一夫一妇60亩，倍田不计，纳粟二石，以亩收一石计，60亩收二石，即与汉代三十税一相同。若以当时税收惯例，100亩收60斛比论，相差已到18倍。
照旧调之制，户以九品混通计，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20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调外费，比起现制是非常重。但当时30、50家方为一户，其荫冒者皆归豪强所有。所以均田法之租调，对当时农民大有利，故此制易于推行，因人民均可得均徭省赋之益也。
富豪亦有受惠，因奴婢受田与良民同，且所调甚少。政府因推行此制而课调骤减。太和十一年韩麒麟奏此制不可久。十二年大旱，遂用李彪议，仍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一夫岁纳60斛。孝昌二年，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贷公田者亩一斗。亩五升，夫妇60亩为三石，较孝文帝时增一石。亩一斗，则60亩税六石，亦不过税十分之一。但豪强荫户，一切归公，政府亦不吃亏。
由于北魏均田制颇得民心，于政府、豪强及农民三方均有利，故到北齐、北周，仍沿袭此制。
北齐之制，人一床（即一夫一妇）垦租二石，义租五斗①。于正租外再加义租。正租由中央国库收取，义租给郡县地方政府，设立粮仓名富人仓，以备天旱灾之需。此乃于政府收入外，并注意到平民灾荒时救济之准备。
此制度亦为此后之隋唐所取法。如隋文帝开皇五年间之义仓，乃工部尚书长孙平奏请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所共立。在收获之日，随各户所得，劝课出粟及麦给社，建仓储存之。诏定税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唐太宗时，诏亩税二升粟麦稼稻，商贾分为九等出粟，自五石以至五斗。天宝年间，天下已积诸色米9600余万石，而义仓得6300余万石。
此种义租义仓，与汉代常平仓不同者，前者为由民间输给，后者则由官籴，但都可说是关心民食之良政。此制首先起于魏之李彪。《魏书·释老志》有僧祇户僧祇粟，于饥荒之年赈给饥民，意义相同。
此时由于租税减轻，社会经济繁荣，民间学术文化得以发展。如北齐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等。
北周租额，较之北魏北齐稍重。其制度为：由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每宅十人以上者，每宅四亩；五人以上者，每宅三亩；有室者田140亩，丁者100亩。并由司赋掌赋均之政令，凡18—64岁或轻疾者皆须赋。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缴半。今依照有室者授田140亩，亦即魏制的露田男40亩妇人20亩，加倍共120亩，再加上桑田20亩。但北魏只须二石，而北周增至五斛，相比已重。但比起晋代，已减轻十多倍。比起古代之十一之税，也轻了四五倍。
此后隋、唐两代之能复兴，实乃建基于北魏之均田制与西魏之府兵制。盖均田制使经济上贵族与庶民的不平等取消；府兵制则在种族上使胡人与汉人的隔阂取消，北方经济解决此两大难题后，农民抬头，北周遂完成了统一复兴之大业。
六、魏晋南北朝的工业发展
1.官营工业机构概况
曹魏时期，政府设置司金中郎将、司金都尉等官职①，以主持政府设立冶铁机构。蜀汉与曹魏相同；孙吴虽无此官职，但亦设置不少冶铸机构于江南各地。
曹魏时，复将盐铁直接由中央控制，由大司农管理，以促使冶铁工业的迅速恢复，并禁止私人制造器物②。
孙吴亦有少府管理的宫廷作坊，如同曹魏一般，并由女囚犯担任纺织。
蜀汉的官方织锦工业相当发达。左思的《蜀都赋》描写了成都的“伎巧之家”，便是指由锦工管理的织锦工业。
当时的铜铁金银等矿藏开采全由官府控制，以保证官府工业的原料不虞匮乏。即使是“竹”也由政府控制，因竹不但可作建筑材料及用品，亦可作弓箭兵器。
至于晋代的政府工业组织，西晋时有少府和卫尉，其属下设多个部门，分别掌管重要的工业机构③，雇用众多工匠。东晋时，渡江后只设一尚方，官方工业机构已大为简省。
南朝的官方工业机构大致与魏晋同。刘宋时沿用晋制，设置左、右尚方令丞的官，以制造兵器。至东晋，仅设一尚方而已。宋武帝时，将东晋时之尚方称右尚方，另设左尚方。复废帝时，于右尚方下设中署，主管织绶、亵衣、补浣等。少府属下有东冶、南冶，各设令丞以掌工徒鼓铸。少府下亦有掌染之官、土木之官。
南齐、梁、陈各朝制度，大体沿袭前代。即在中央政府属下，设矿冶、兵器、金银镂刻、纺织、染业、土木杂工等机构。南朝的地方政府，亦遍设手工作坊。
北魏初期沿用南朝旧制设少府，至孝武帝时改定百官，少府改称太府。
北齐大致上亦依照北魏官制。《隋书》载北齐“太府寺，掌金帛府库、营造器物”。下辖左中右三尚方，主管乐器、丝局、绫、染署及矿冶等局。太府亦统领各郡县的官府作坊及矿冶。
北周亦设织染、冶铸、城郭宫室、木工、军器等制作机构，官府工业组织，甚为齐备。
2.冶炼工业趋于成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冶金工业（冶铜及冶铁）其实较之前代有相当的发展。
由于西晋时有“八王之乱”，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遭受破坏，使北方冶铁业亦受破坏。但有关兵器铸造的冶铁工业则在五胡十六国时仍有发展。如后赵的武帝石虎在河南渑池建立冶铁工业；南燕的世宗慕容德在山东博兴县铸造兵器。
北齐与北周时期的冶金工业管理系统已甚为完整，可见亦有发展。如北周的冶铁铸造工业甚具规模。《周书》记载：“于夏阳①诸山置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北魏则在河南浚县以锻炼军刀最为著名，并在山东各地铸造军器②。
南方的冶金工业，到东晋时期才有发展。此时江南诸郡县有冶金者均设冶令或丞的官。至梁代，将管理冶金业的少府地位提高至如同尚书左丞。此时期，南北两方的冶铁工业兼有官营与民营两种。
在魏晋南北朝的后半期，北方的民间冶铁工业，随着北魏太武帝的灭北燕而统一中国，因战乱减少，农业生产加快而增铸铁的农具。因此东晋南北朝时，在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冶铁工业甚为兴盛。
而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由于东汉末年人力物力的南移，使南方冶铁工业大盛，今日之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福建等地，均是鼓铸之地。此外如湖北黄陂、广州均有冶铁工业。如北魏时已有低硅灰口铁，可谓冶铁技术上一大突破。又如当时已能将生铁铸件经脱碳热处理而造成“铸铁脱碳钢”亦是极为出色的创新。
南北朝时南方有新的炼钢法，更有新的灌钢技术产生，即将生铁与熟铁按比例配合，再经熟熔炼和渗碳而成钢，是相当进步的炼钢术。梁代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便记载了“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
中国古代的炼钢冶铁工业，大致上可以说是在战国时代兴起，在两汉时期发展，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臻于成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铜矿多在河南、山东两省；如河南陕县铜青谷，每斗铜矿可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的每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的每斗得铜四两；河南沁阳的王屋山铜矿每斗可得铜八两；又如山东沂水县及桓台县亦产铜甚多。产铜矿处，便有开铸钱币①。
至于该时间南方的产铜地区，乃在四川、湖北及江苏三省。如南齐时刘悛“献四川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得千余万”②。
又如《水经注》记载四川灵道县有铜山。《太平寰宇记》载，今湖北鄂城县一带亦有铜矿，自晋、宋、梁、陈以来，常在该处设炉烹炼。从上述情况看，当时的冶铜业已相当兴盛。虽然产铜不少，但当时却甚缺铜，其原因有下列几点：
a.南北朝时众多的佛教寺庙需要大量的铜铸造铜佛铜钟，耗铜极多。
b.采铜技术受到限制，一般只能开采较浅的铜矿矿床，较易采尽旧有铜矿，而新铜矿又不易即时大量找到。
c.政府较重视于军事用的冶铁工业，而对冶铜业较为忽视。
按照历史记载，白铜与黄铜均为中国所发明。如魏人钟会《刍荛论》中即载有“鍮石”。鍮石即黄铜。白铜是铜与镍或铜与砷的合金。东晋常琚《华阳国志》载，云南省“堂螂县，因山而得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即证明中国在第4世纪已有白铜。且在秦汉时期，新疆西面的大夏已用白铜铸币，至今尚有当年遗存的“大夏真兴”铜钱。
由于镍矿石与铜矿石常有共生现象，因此古代中国常有冶炼钢镍的合金。
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已有冶炼铜与锌的合金，即所谓黄铜了。《汉书·景帝纪》载：“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又西汉刘安《淮南子》中有“饵丹阳之伪金”语，此所指之“伪黄金”及“伪金”实即黄铜冒充黄金之意。
3.炼丹改进制瓷工业
一般来说，先秦已有瓷器，即商周时代低温烧成的彩陶，所谓青釉器，可以说是粗瓷的开端，但严格来说，较为精致的青釉器，是在高温中烧成的，当在东汉晚期或魏晋时期。先秦时期的青釉器，可说是陶器，即瓷器的前身。
三国时期青釉瓷器已有重要的发展。据《青藤集》载：“柳元谷以所得晋太康①间冢中杯及瓦券来易余手绘二首。”晋之瓷器可易青藤之名画，其瓷器精美已可想见。
本世纪初江苏宜兴曾出土晋代周处墓中的瓷器，瓷质灰白坚实，彩釉光滑，形状美观，可知晋初已有很高造诣。至南北朝，此种青釉瓷生产大增。苏、浙、豫、皖、粤、蜀各省均有发现。
南北朝时，政府设立烧制陶瓷的机构，有东西甄官瓦署，各设督令之官，以司其事，其制品较魏晋更为进步。江西之景德镇，自汉代已设立窑场烧制。
至陈代至德元年（公元583年）由于在建康（今南京）兴建宫殿，诏令景德镇烧制大量陶瓷器备用，推动了陶瓷工业的发展。北魏与北齐，亦设甄官署，当时在关中和洛阳烧制的“关中窑”和“洛京陶”，甚为著名。
晋代早期出产缥色瓷器，称为“缥瓷”，色泽淡青的彩釉，产于浙江温州。即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堪称精品之一种。《景德镇陶录》云：“瓯，越也。自晋已陶，其瓷青，当时著尚。”后来的“天青”、“峰翠”等名器，亦自“缥瓷”发展而来。“缥瓷”多用作实用的器皿，如茶具、餐具等。在1200度左右摄氏高温烧成，多带青白或灰绿色，与北方所产白瓷成为中国瓷器两大派别。
魏晋南北朝是炼丹术特别发达的时期，如魏伯阳、葛洪、陶弘景等均是当时炼丹著名人物，故而亦丰富了烧瓷的釉与胎原料的配制技术，使烧瓷的原料加工技术有了长足进步。
4.蜀锦多产闻名全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纺织业，有官营亦有家庭式的经营。官府生产的纺织品多为奢侈品。如《三国志·魏志》记载：“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又如《魏书》载：“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有时宫廷所雇用的织工，多达五六百人。产品对民生毫无裨益，多为贵族消费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