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对国民党的最终胜利已经指日可待，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面对聚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代表，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他提到，“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1]
经过二十多年的颠沛流离、艰苦奋斗、国内战争和权力争斗，在毁灭和新生的交替中，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克服重重困难，达到了权力的巅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终于再次实现统一，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共产党而言，这是一项不朽的成就。1949年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成了“解放前”和“解放后”的一个分水岭。在之后的历史记载、政治宣言、影视和戏剧作品以及日常言谈中，这一年都是一个节点，之前是无尽的黑暗和痛苦，之后则是不尽的光明和希望。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作出预测，“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2]毛泽东提出，要尽快消灭蒋介石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尽快将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并指出虽然已经获得内战的胜利，但革命还远未结束。
1949年10月1日上午10点，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城楼下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一名亲历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汹涌的人潮举着各式各样的彩旗。在冷冽的秋风中，飘扬的彩旗一扫北京的阴沉。人群欢呼着……唱着革命歌曲，场面既宏大，又很激励人心。”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没有穿之前总穿的军服，而是换上了一身中山装，头上戴着工人帽，很多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站在他的周围，其中就包括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毛泽东操着带有浓厚的湖南地方方言韵味的普通话，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后，他独特的说话腔调和节奏很快为中国人所熟悉。
人民民主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这一形式看似有自相矛盾之处，实则符合毛泽东主义的理论。按照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思想，革命意识和革命实践活动是区分“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重要依据。在新中国，“人民”指在言语和行动上都支持革命、支持共产党的人，这也成为一项原则，成为公民权利的标尺。只有“人民”能够获得民主，而且这种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或资本主义国家的“陈腐”民主，不需要西方式的选举和议会程序。相反，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由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囊括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和政党，依赖于“群众路线”，实行集中统治。简单来说，这是一种民主集中制。所有被认定为“人民”的人——占到绝大多数——都可以、而且受到鼓励去参与和发展这种新型民主。对其他人，也就是不属于“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则实行专政，当然这些人也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和改造，变成“人民”。在接受教育和改造变成“人民”之前，不属于“人民”的阶级和个人要受到严厉对待，不能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立场非常鲜明的政治思想体系：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其他人实行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属于革命人民的国家，是由农民和无产阶级以及所有具有正确革命意识的人组成的国家，其他人必须提高思想觉悟，拥有正确的革命意识，进而成为“人民”，否则只能接受被“专政”的命运。因此，一个问题很快出现——尽管它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就是哪些人属于“人民”的范畴。随着后来盲目的领袖崇拜所导致的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越来越教条化，毛泽东的思想成为“革命真理”的唯一判断标准，其对“人民”的界定变得愈加随意和主观。这些问题之后也最终对中国的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了很大损害。
百废待兴
随着国民党军队不断撤退，人民解放军收复越来越多的土地，整个国家萧条破败的境况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变得愈加严重。国民党军队从大陆撤离之前，卷走了大量金银和现金储备等流动资产，还用美国提供的舰船和飞机运走大量“文化遗产”，包括北京紫禁城的大量珍贵文物和其他具有艺术和建筑价值的物品。他们甚至试图炸毁工业基地，以免落入共产党之手，不过在众多工人的抵制下，这些企图未能得逞。
留给中国共产党的麻烦还有很多：已成焦土的农村地区土匪横行，本已羸弱不堪的农民饱受欺凌；经过多年抗日战争和内战，大量难民流离失所，无处安身，他们寄居于城市，把城市塞得满满当当；在战争和通胀的双重作用下，商业不堪重负，早已瘫痪；货币一文不值，人们开始进行物物交换；大批城市知识分子和技术精英跟随国民党离开，市政管理和机构建设缺失；日用品严重缺乏，价格奇高，居民无力购买；城市失业严重，农村生产力低下。广大人民群众虽已被旷日持久的战争折磨得身心俱疲，但面对这些问题，还是给予了共产党热情的支持。共产党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军队进入城市后，能够有效维护社会和金融秩序的稳定。对很多农民士兵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到现代城市里的生活。无论城市已经如何破败，对这些之前一直待在战场上，或是窝在延安窑洞里的共产党的军队来说，仍然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为避免部队走上歧途，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发布指示，要求各部队“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便是人们熟知的延安精神。[3]
解决吸食鸦片问题则是共产党起初遭遇的头等大事，这一恶习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且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殖民奴役的苦难历史的象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尤其是内战时期，通胀严重，国家财政为鸦片团伙所控制，鸦片成了最普遍的交换物，吸食鸦片的现象无处不在。共产党执政后，大鸦片商人被处决，鸦片吸食者和妓女成为最为人所不齿的社会群体。他们亟待接受教育和改造。为了帮助吸食鸦片者戒除毒瘾，共产党政府推行了非常严厉的措施。对于妓女，则把她们集中到一起，给她们治病，对她们进行思想上、精神上的教育和改造，让她们成为对新社会有用的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鸦片吸食的行为被杜绝，卖淫活动也受到了极大的控制。
全国妇女联合会在这些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因为卖淫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女人问题”。难民数量庞大，很多家庭在战争中被摧毁，还有很多家庭因为贫困、嫖娼或吸食鸦片等问题卖掉孩子，这些都导致了极大的社会混乱。为减少社会混乱，促进经济生产，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把妇女和家庭看作贯彻政策的着重点。按照毛泽东主义的观点，良好的家庭必须以妇女作为基石，只有她们足够快乐，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能确保家庭和睦。为此，人民政府在1950年初通过了新的婚姻法。作为共产党政府最先通过的几部法律之一，该法律规定，在结婚和离婚的事情上，妇女享有自由的权利，并保证她们拥有家庭的财产权。这部法律由此终结了类似于1919年的赵五贞女士自杀的惨剧再次上演。毛泽东由此为妇女平等创造了一定的法律条件，虽然这些条件同时也把妇女更加牢固地拴在了家庭上面。毛泽东还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全国妇女联合会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国家支持和保证妇女权利的承诺。
除城市工作之外，要维护社会稳定，还必须恢复农业生产，促进农村与城市的贸易和商业往来。首先，必须确保聚集在城市的农村流民回到农村。其次，要提高农业生产，还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和再分配，而这一项工作在生产力得到提高、见到成效之前，先期却导致了很多问题。
虽然新的人民政府做出了极大努力，但其行政能力和财政能力实在有限，还远不足以应对眼前严峻的局势。为了避免出现危机，毛泽东不得不求助于斯大林。
“一边倒”——倒向莫斯科一边
中国共产党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取得胜利之后，美国立马对新中国实施禁令，切断与中国大陆的所有贸易往来，停止一切援助，美国的各盟友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毛泽东原本对美国抱有幻想，以为内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可以与美国和西欧国家建立良好关系。但现在，毛泽东别无选择，只能“一边倒”——倒向苏联。
直到1949年4月，斯大林一直都是蒋介石的盟友。但当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内战中取得最终胜利时，斯大林虽不愿看到在苏联以南出现另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但迫于形势，他不得不认可了毛泽东。1949年10月新中国正式成立后，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登上前往莫斯科的专列。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让美国的冷战主义者更加相信，在世界范围内会出现一个以莫斯科红场为中心的强大的共产主义集团，正是这一推测使得麦卡锡式的政治迫害在美国大行其道。但是，毛泽东并不想将中国置于斯大林及其苏联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毛泽东对斯大林非常警惕，因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毛泽东就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与苏联所秉持的理念碰撞不断，并且斯大林还曾多次背弃中国共产党。中国此时正处在被国际社会孤立、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为此，毛泽东当时的立场并不坚定。
抵达莫斯科后，毛泽东面对前来欢迎的人群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4]毛泽东一生只出访过两次，而这次在苏联为期九周的访问实在算不上愉快。他与莫斯科方面进行了艰苦的磋商，总算让斯大林答应如果中国受到美国或日本攻击，苏联会伸出援手，但同时中国也须允许苏联继续占据中国东北的几个港口。斯大林虽然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却拒绝帮助中国大陆攻击在台湾的国民党。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愿意向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非常有限，不过正是这些少量的援助，以及20世纪50年代苏联向中国派出的科学和技术顾问，极大地帮助了中国的工业发展。
除了国事谈判外，毛泽东在苏联期间还会见了文化界人士，视察了多处工厂和农场，并前往列宁格勒[ 今圣彼得堡。
]参观。回国前，毛泽东在莫斯科火车站发表讲话，他说，此行访问和谈判让他“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共产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谢过苏联人民，并特别感谢了斯大林，然后坐上了回国的专列。[5]
整个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表面上一直与斯大林保持一致，而他的真实思想与苏联人相差极大，正是这些差异使得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在进入1960年后产生了全面的分歧。当时，虽然收获与出发时的预期相差甚远，但毛泽东总算带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回到了中国。
毛泽东开始融入北京生活
从西柏坡搬到北京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高层领导人都住进了中南海，这里之前是一处皇家园林，紧邻天安门和紫禁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等领导人分别有一处院子，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里，每处院子都有几排房间，彼此之间由走廊连接。每处院子都有围墙围着，有荷枪实弹的警卫站岗。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已经有家庭的领导人很快有了正常的日常家庭生活，之前没有成家的也都纷纷结婚生子，中南海里甚至出现了一个生育的小高峰。
毛泽东的书房非常大，里面放着他从长沙学生时代就开始收藏的书籍，足有数千本。他与贺子珍生的女儿李敏刚刚从莫斯科回来，和他的第三任妻子江青，以及他与江青生的女儿李讷住在一起，住的是院落里的一间耳房。李敏和李讷在附近的一所学校上学。由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1943年在西北被杀害，他的儿子毛远新也跟毛泽东住在一起，这时已经七岁。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为他与杨开慧所生，参加过苏联红军，在东欧战场上征战过，最近刚刚结婚，在北京的一家机械厂工作，有自己单独的住处。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次子毛岸青最初在东北地区从事土地改革工作，回到北京后，经医生诊断，患有精神分裂方面的病症，只担任了俄文翻译的工作。[6]毛岸青1962年结婚前一直住在中南海这处院子里，他的妻子邵华正是毛岸英的妻子的妹妹。
毛泽东身体一直很好，直到临近去世前，精神都不错。他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从西柏坡到北京之后，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少，体态显得有些发福。他自己在中南海有一处室内游泳池，每天他都去游泳锻炼。毛泽东每年都有几个月到地方视察，每次都要走很远的路，以此来锻炼身体。毛泽东喜欢吃辣，虽然医生反对，但他还是喜欢吃小时候常吃的湖南菜。这些菜通常非常油腻、火辣。他甚至还经常邀请客人和他一起吃辣，还开玩笑说“无辣不革命”。毛泽东抽烟也非常凶，20世纪50年代，他最喜欢的牌子是英国的“三五”牌香烟，后来开始喜欢中国的“熊猫”牌香烟，“熊猫”牌香烟由此变得非常有名，普通人很难买到。他喜欢夜里工作，上午睡觉，这是因为他指挥游击队作战时，只能夜里行动。他在下午或者傍晚时分才开始处理国家大事。
毛泽东不喜欢穿正式的衣服。据说他去世时，衣柜里大多是旧衣服，很多都打了补丁。他不喜欢套装和皮鞋，只有在接见外宾或主持重要会议时不得已才穿。需要时，他会让警卫先替他把皮鞋穿松一点儿，自己再穿。他喜欢穿宽松的布鞋，不喜欢穿太多衣服束缚自己，经常只是身上披一件睡衣，腰上围一条毛巾。他跟朋友和其他领导人见面时也穿成这样。他不喜欢马桶，更愿意用蹲式便器。他吃茶叶，用牙粉牙刷。
土地改革
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毛泽东决定在1950年6月稻谷耕种季节之前实行酝酿已久的土地改革。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思想和观念一致，尚未出现分歧，他们一致同意消灭数千年来在中国占据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大多数地主都留在了大陆，毕竟他们的财产是土地，没办法移动。很多地主相信国民党能够再打回来，其他的则相信共产党会对他们大发慈悲，但他们都失望了。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向农民作出的一项政治和经济承诺，对不同方面的人而言，意义完全不同。对农民阶层而言，共产党履行这一承诺之后，他们终于能够拥有土地，摆脱地主阶级控制，不再日复一日接受高利贷的剥削（毛泽东的父亲就放过高利贷）。对共产党来说，向农民分配土地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土地是地主阶级借以拥有经济和文化话语权的物质基础，因此第一步就是要没收他们的土地，打散他们的基础。接下来，则要推行集体化。
共产主义经济不以私人拥有土地为基础，并非要发展小耕种者（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经济，相反，其目标是实现规模化农业经济，消除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中的雇佣和私人所有制度，以及封建社会佃户受到剥削的制度。理论上讲，集体化农业不仅能够提高农业产量，积累盈余，促进城市工业生产和国家社会事业发展，而且比以往的所有农村土地制度更加稳定，更加能够保障农民生活。
土地改革之路并不平坦。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革命政治应该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土地再分配应该在共产党的指导下，由农民开展。在北方的革命根据地，共产党早在1935年就已处于执政地位，土地再分配早已开展。这些地区在内战期间为共产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起到了堡垒的作用。1950年，这些地区的土地改革变得更加暴力。所有地主，不论大小，均遭到农民围攻，受到严酷审判，当地农民举行“批斗会”，跟他们新账老账一块算，批判他们和他们的地主家庭对穷人犯下的所有罪过，有的甚至之后将他们判处死刑。实际上，这些地区的共产党干部也试着想控制事态。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发表了看法，但并未作出明确说明。他一方面要求防止“过左偏向”，要适应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团结的要求[7]，但同时他又重复了自己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提出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在某种意义上允许了暴力的发生。
在南方，由于之前一直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没有过土地改革的尝试，拥有土地的不是单个地主，而是枝繁叶茂的大家族，农民不熟悉如何进行土地改革，再分配的进展非常缓慢，也没有出现激烈的斗争。事实上，这里的情况与北方完全不同，共产党甚至需要不厌其烦地劝说贫民，让他们相信隔壁富农的土地应该予以没收。因为这些贫农和富农往往沾亲带故，甚至常常出自同一个家族。
虽然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到1952年，土地再分配这一重大的社会改革已经完成。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被彻底消灭。不少劣迹昭著的人被处死，不过大多数地主在承认过去的罪恶之后，还是分得了一块土地。在这一过程中，耕种面积得到扩大，除害虫运动得以开展，水利渠道得以重新挖掘和改善，农药和化肥得以广泛使用。到1952年，农业生产大幅增长，农业基础愈加牢固。[8]
就在这时，中国又被迫卷入了一场战争。
“抗美援朝”
虽然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不断稳固，但很多领导人仍忧心忡忡，认为蒋介石不会轻易接受失败。他们认为国民党的准军事组织已经获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正不断地在中国的西藏和其他边境地区活动，制造叛乱或混乱，国家内部也有很多间谍和敌人在活动。在这种情势下，朝鲜战争于1950年年中爆发。这是一场内战，起因是“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未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由于美国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庇护，中国共产党又一直警惕国内出现任何反革命活动，美国对朝鲜战争的介入对中国产生了直接威胁。在共产党政府看来，美国介入朝鲜战场的真实意图，就是在为入侵中国做准备，美国政府的很多声明也透露出了这方面的迹象。在华盛顿，支持国民党的“中国游说团”也倾尽全力，把美国往这个方向上推。
1950年10月，美国已经逼近中国东北与朝鲜的边界鸭绿江。美国有些参议员鼓噪要“核攻击”中国，推翻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毛泽东看到情势紧迫，于10月8日发布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要求中国参战部队“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9]中国就此出兵全面介入朝鲜战争。
在作战经验丰富的彭德怀将军的指挥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吸引美军向鸭绿江靠拢。麦克阿瑟上钩之后，彭德怀派出优势兵力发动进攻，重挫美军。美军沿朝鲜半岛一路向南退守，到1951年年中，战局在“三八线”附近僵持下来，而战争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之后，双方开始了惨烈的消耗战，直到两年后达成停战协议。
这一时期在中国被称为“抗美援朝”时期，战争给本已非常脆弱的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中国士兵在朝鲜北方刺骨的寒冷天气条件下艰苦奋战，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比预期的还要少，中国只得自己生产战争所需的衣物、食物和设备，加之中国内战刚刚取胜不久，形势尚不稳定，还要确保百姓的吃穿。扩大生产是必需之举，还要采取政治措施防止嫌疑群体从内部发动颠覆。
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要求入朝作战，毛泽东答应了。毛岸英当时28岁，想加入步兵部队作战，但彭德怀认为那样太危险，就让他在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1950年11月底，毛岸英所在的志愿军司令部受到美军燃烧弹轰炸，毛岸英当场牺牲，之后埋在了朝鲜。彭德怀亲自通知了毛泽东这一消息。毛泽东对此的反应是：“战争必须有牺牲……牺牲我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根本都是一样。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多少普通人家的孩子为了革命流血牺牲，他们更需要关怀和慰问，我们应该更多地关心他们。” [10]
虽然毛泽东表面上淡然，但毛岸英的死对他还是造成了很大的打击。由于革命形势和时局动荡等原因，毛泽东一直未能好好陪伴自己与杨开慧生育的几个儿子。在北京稳定下来后，毛泽东想着终于可以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享受一点天伦之乐。毛泽东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毛岸英死后，他的妻子刘松林与毛泽东一直很亲近，她在回忆录中也多次写到毛泽东对她的关怀，以及她和毛泽东一起缅怀毛岸英的时光。
发展还是革命
随着朝鲜战局进入僵持，中国国内局势趋稳，人民政府开始考虑长期规划，而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在国内经济基础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实现文化和政治的改造。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不断与其他领导人讨论，让他们相信为发展而谈发展，与为革命改造而谈发展，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要追求发展速度，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其他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然而，伴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的必然结果是各个国家之间的严重不平等。毛泽东早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他要建立革命的社会关系。毛泽东决心不仅要实现发展，还要进行改造，创造条件，实现社会平等。但其他领导人有相反意见。就发展与革命孰重孰轻，以及应该如何实现发展和革命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早在1953年就已出现分歧。正如很多学者所言，这些分歧不是单纯的权力争夺，相反，即便存在表面上的权力争夺，体现的也仍是中共领导人在中国前进方向和发展过程上的思想分歧。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分歧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延安时期就已存在、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的问题：官僚主义与革命之间的矛盾。执掌政权后，共产党既是革命的带头人，又是执政者，同时负责社会改造的开展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这本身就存在着不少亟待厘清的相互矛盾的角色问题。从1953年起，每当经济发展被摆到更重要的位置，在追求增长和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官僚这一角色的比重就随之增长，掌权的阶级力量一扩大，社会革命改造的步伐则趋缓；相反，每当社会革命受到更多重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会对官僚主义作风发动革命攻击，群众政治走向前台，掌权阶级力量随之减弱，但经济发展的效率在这种极端的政治环境下也被降低。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现象经常反复出现。
工业政策和自给自足
1953年，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苏联的发展路线，要求将农村的所有富余资源集中起来，支援城市的重工业生产，进而实现现代化。按照这一方案，农村从属于城市，国家根据经济需求、而非社会需求对资源进行集中分配。共产党作出这一决定有诸多原因，比如苏联模式是当时中国唯一可以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专家强烈建议中国采纳这一模式，加之当时中国国内经济基础薄弱，美、日、欧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严厉的经济封锁，中国只得完全依靠自己生产一切社会所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共产党内部主张经济优先发展的呼声强烈，并在当时党内的各种思想的论争中暂时取得了上风。
毛泽东贯彻了这一决定。鉴于中国缺少技术和资本投资，却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毛泽东认为庞大数量的人口是中国最宝贵的资源，应该充分利用，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实现自给自足。实现粮食和其他食品、衣物、燃料和所有生活必需品的自给自足，成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和实践的典型标志。
土地改革为实现农业盈余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至1957年）期间实现了年均高达百分之十六的工业增长。五年间，国家工业产值实现翻番，工人阶级人数从六百万增长到一千万，城市人口也随之增加。全国各地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了很多大型的工业厂区，这里有为工人提供的集中住房、医疗、固定工作、从学前班到高中的各级学校、菜肉市场、理发店以及休闲场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里。对城市居民而言，“单位”是他们劳动和生活中最根本的部分，决定着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的政治和经济贡献。
集中与分散
在国民经济的运行管理中，人民政府需要在中央集中决策与地方行为和需求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正如毛泽东在1953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他认为必须时刻仔细加以分析，根据情况确定合适的举措。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其实是为了顺带批评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过于重视集中，从而导致与地方实际情况脱轨的思想。他还指出，“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11]毛泽东没有就此止住。他继续指出，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就等同于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并指责相关人员与资产阶级签订了“君子协定”，背叛了革命原则。在毛泽东看来，与城市资产阶级相妥协，就会引发反革命势头重新抬头的危险。
毛泽东虽不情愿，但当时还是不得不承认国家资源十分缺乏，必须对资源分配实行集中控制，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需要党的坚强领导。不过，他很快失去了耐心。他认为沉重的官僚主义机器压碎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导致了城乡不公平的程度扩大，私有产业和财产的存在妨碍了社会主义原则在城市的实现，党员干部成了特权阶层、只知道躲在城市里享受安逸，贪恋权力。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发动了一场群众运动，以此来改变这一切。
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化领域的工作，她大力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实施专项行动，大力促进革命文化的传播，把它们介绍到全国各地。在这些工作中，共产党需要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知识、参与和热情。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关系多年来一直是矛盾的，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是如此。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独立，属于精英人群，喜欢待在城市，容易照本宣科。对于他们，人民政府无法完全信任，即使他们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不可能按照毛泽东的革命文化政策的要求献身于人民群众的文化事业。然而，知识分子终究掌握着建设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专业能力和知识，因此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不断写信和发电报给知名的学术界和文化界人士，请求他们留在大陆，帮助建设新中国。很多知名学者和文化界名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决定留下来，为中国的革命过渡贡献力量和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人民政府便开始建立公共文化组织，一般由党外人士领导。有了这些组织的保护，文化活动无需再依赖于市场，只要符合政治标准，就没有后顾之忧。最初，政治标准还比较宽松，但很快，文化产品开始受到思想控制，创作范围受到极大限制。另外，战火中受到破坏甚至因此不得不迁离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开始得到恢复，并成立了一些新的学校。为解决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使用不同方言、相互无法理解的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统一的普通话。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语言学家开始研究简化汉字。为了提高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大众的体魄，体育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毛泽东一生钟爱的游泳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中央人民政府向全国各地的偏远地区输送基本药物，这些地方上的老百姓之前经常患病，常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于本应能够治好的疾病。人民政府训练了大批的“赤脚医生”，他们虽然只懂得一些基本的诊断和治疗技术，但在开展的众多公共卫生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普通疾病很快得到了控制。在这些措施的综合作用下，生育率提高，婴儿死亡率降低，预期寿命开始增加，人口数量得到稳定并随即开始增加，这是中国自1937年日本入侵以来，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了增长。
流动戏剧演出团被派到全国各地，他们把文化和宣传成果输送到国家每一个角落。流动电影放映队用牛车拉着放映机和屏幕，来到最偏远的山村，放映露天电影，教农民了解新媒体形式。简言之，工作的重点是向基层传播医学、教育和文化知识，而非在城市的专门机构里由少数人向少数人教授知识。这一文化的大众化倾向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1949年起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得以进一步发展。
胡风与“反革命”集团
20世纪50年代初期，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合作关系还算融洽。但从1953年毛泽东公开批评中国知名儒学家梁漱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55年，“胡风事件”让知识分子开始对毛泽东控制“革命真理”的意图产生了警惕。胡风是一名文艺评论家，声望很高，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虽然也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却不肯完全遵从共产党的各种限制和纪律。他从30年代开始与共产主义文艺理论界人物发生争论，其与周扬之间的争论尤为激烈。周扬当时正是负责新中国文化政策的共产党干部。胡风一直强调，完全按照党的指示照搬照做，只会导致“文化沙漠”。不过，他还是得以留在由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并出任职务，为这个国家的重建贡献力量。1955年初，胡风被指有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倾向；同年年中，情况更加严重，他被指控为反革命集团的领袖，意图搞颠覆，妄图恢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在7月被捕。忍受数十年牢狱之灾后，他在1980年被释放，1985年离世。
毛泽东本人参与到了这一事件当中。他亲自为出版的反胡风材料写序，并在序言中对胡风提出了若干政治指控。毛泽东写道：“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毛泽东接下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反革命分子能够隐藏起来，他指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凡此种种，都是教训。”毛泽东最后总结说：“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12]
访谈片段：王元化谈胡风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革命有所疑虑的？
答：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当时，胡风被认作是反革命。上海的警察局局长来找我谈话。他说：“如果你承认胡风是反革命，我就让你继续工作；如果你不承认，后果会很严重。”他让我考虑清楚了再回答。我被拘留了，整宿没有睡着。第二天，他来听我的答复，我说：“我认为胡风显然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路线，但他不是反革命。”
问：所以当时你就有疑虑了？
答：对。我想是的。他们根本不让人说实话。我有一次跟胡风到一个公园的茶馆里喝茶。他们就指控我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这完全是胡扯。我后来意识到，政治运动（比如反胡风运动）根本没有真相可言，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上面的要求。他们可以随意陷害你。我当时想不明白，所以后来被开除出党。
问：之后你就开始对中国革命的方向产生怀疑了？
答：……事实证明胡风只是开始。党内只要是和毛泽东意见不一致的，都被拘捕了。这完全是颠倒是非。
正如王元化所言，胡风事件只是一个开始，知识分子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万隆会议与第三世界的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球冷战局势加剧，世界各国和人民被不断推向对立面。但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等领导人相信在这片布满荆棘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还有其他办法可想。他们号召所有不结盟的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和人民，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会议。会议共有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二十九个国家参加，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任团长。周恩来之前参加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会上确定了越南的南北分治以及法国殖民统治的终结。周恩来为人彬彬有礼，善于雄辩，会说多种语言，并曾于20世纪20年代留学法国。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参加过长征，在延安奋战过。他是新中国和毛泽东主义在国际上的代言人，一生都被毛泽东当作最紧密的战友，在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受到尊敬。
周恩来到万隆参加会议时，新中国不是以共产主义国家的身份参加，而是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名义参加的，中国遭受殖民的历史和受到帝国主义欺凌的历史与其他亚非国家非常相似。会上，周恩来介绍了毛泽东在1940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观念，并宣传了他和毛泽东共同起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促进世界和平和消除冷战影响创造条件。中国积极参加万隆会议表明，毛泽东正不断向第三世界国家靠拢，开始疏远苏联。
新中国在万隆获得了极高的国际声望之后，1956年发生的两件大事给毛泽东带来直接的思想冲击：匈牙利动乱[ 即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当时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为代表的匈共改革派，反对日渐使匈牙利?济衰退、民生凋敝的苏联模式，反对苏联控制，主张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坚持探索适合匈牙利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等政策，来改变匈牙利国内日益贫穷和日渐困顿的?济、政治局面。但这些政策遭到了党内固守苏联模式的保守人士及苏共的联合抵制，从而引发了一场群众和平游行，很快，这场游行又演变为武装暴动。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事件被平息，匈共的本土化社会主义探索被迫中止，纳吉?伊姆雷也被处死。
]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加之中国国内情况又有了新的发展，局势在20世纪50年代末变得尤其紧张。
如何评价斯大林？
斯大林死于1953年，中国官方媒体在其死后将其宣传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领袖，但中国人又都无比清楚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的秘密报告，细数斯大林犯下的种种罪恶和暴行。人民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允许斯大林犯下如此罪恶，这些罪恶与社会主义前景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并且，它还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领袖（“个人崇拜”）与党（集体）的关系，以及党与社会的关系？事实上，当时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已经存在诸多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
1956年，毛泽东认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但言辞更加缓和，在承认斯大林犯错误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建设社会主义苏联当中做出的贡献。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毛泽东虽然也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还是把斯大林看作一位重要的社会主义领袖。
更让毛泽东关心的是1956年11月匈牙利爆发的动乱。这场动乱对东欧的共产主义事业构成了威胁，苏联不得不派兵干预。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毛泽东看到，苏维埃体制在东欧和苏联的高度官僚化，以及这种体制在执行过程中的僵化已经导致共产党游离于社会之外，不但没能在社会当中成长，反而把自己当成处在社会之上的外来力量。毛泽东一直认为苏联具有官僚化倾向，因此不断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倾向保持警惕。所以，应该说毛泽东对匈牙利动乱的起因有所了解。还有一点同样重要，就是毛泽东作为一名终生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革命家，一直努力防止中国落入苏联控制，苏联出兵匈牙利自然不为他所喜，让他担心苏联会不会对中国采取同样的行动。
当然，毛泽东肯定不愿看到这样妄图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削弱共产主义力量的动乱，他因此特意谴责匈牙利知识分子，指责他们背叛社会主义、鼓吹恢复资产阶级统治。毛泽东既理解匈牙利人迫切想要脱离苏联式官僚统治的强烈愿望，又怀疑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是否足够忠诚，但他显然知道自己需要在中国采取措施了。
农业合作化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虽然土地改革带来的集中效益逐渐消退，农业生产增速放缓，但中国经济增长整体良好。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处于讨论酝酿当中。但同时，官僚化和特权化开始在党内显现，农村相对城市的次等地位愈加明显。毛泽东认为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时候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他决定摒弃新民主主义混合经济，没收所有城市私有财产和产业，推行农村集体化。这些决定在党内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党内很多人的既有利益受损，还预示着经济战略上的重大思想调整。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农村。1953年，农民根据规定可以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初级社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合作社，组织比较松散，以互助组为基础。到1955年底，农业合作化已经得到大多数贫农和中农的热情参与。这一运动虽然源于上层，却主要在基层展开，毛泽东相信可以通过基层这股“社会浪潮”扩展到整个农村，并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13]抓住这一机会，毛泽东决定把合作化上升到集体化。
但这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通过的两份决议相悖。党内整体认为应该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之后，再考虑推行农业集体化。但毛泽东认为机械化听起来虽好，实际上不过是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力，可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力。党内整体认为“富农经济”效率最高，应该加以巩固。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必须防止富农和前地主妄图恢复往日的支配地位，因此党必须帮助中农和贫农对抗他们，而农业集体化则是当时防止富农和前地主恢复支配地位的唯一办法。
1955年7月，毛泽东绕开党内领导层，直接向地方党员干部讲话，提出要尽快深入推进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并得到了广泛支持。毛泽东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14]
农业集体化需要所有农民加入，无论愿不愿意。集体化意味着不再有私人土地，不再有家庭耕作，所有资源都将集中到一起统一使用。富农对此积极性不高，很多甚至表现出对立情绪，但他们反对的声音很快淹没在贫农和中农高涨的情绪里，后者觉得集中统一使用资源会让自己稳赚不亏。就这样，富农的土地、耕畜和农具也都集中到了合作社统一使用。到1956年，已经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到合作社当中。这一农业社会主义化运动完成的速度如此之快，而且没有出现多少暴力情况，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发动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导致了大量的暴力、高压和清洗。毛泽东对此十分自豪，曾多次将这二者进行对比。
农业集体化运动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从产出而言，虽然集体化进程非常顺利，但合作社的实际运营效果并不好，原因有很多，比如管理混乱，计算方式不能满足需求，工作分配效率低，大型合作社工作规划困难，以及劳动成果分配不合理，等等。农民的参与热情迅速降温。政府不得不采取强迫措施，防止农民一股脑儿退出新成立的合作社。
从政治角度看，毛泽东在1955年绕开党内领导层的做法使得领袖与党的关系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从毛泽东直接要求地方干部开展运动并鼓励农民自发开展运动开始，他就脱离了在他看来只会拖后腿的党的领导层，转而融入了革命群众当中。在多次的讲话中，他都批评党自身的革命性不够，这样势必只会破坏人民的革命热情，从而将党推到革命人民的对立面。
论十大关系
随着广大农民不断地加入合作社，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重新考虑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关系。1956年，毛泽东在文章、讲话和报告中多次谈到这一问题，使得他与党的关系更加紧张。毛泽东还谈到与斯大林的区别，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发展模式未能考虑到计划经济与执政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考虑过这一问题。他在1956年的文章《论十大关系》和稍后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并考虑了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定位。
随着第二个五年计划进入讨论和酝酿阶段，毛泽东亟须解决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在国内资本缺乏、又无法引进外资的情况下，国家如何积累资本？他认为，苏联体制最让他无法认同的就是压榨农民，让农民来承受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本。中国在1953年实行的也是这一体制，而且党内主张发展经济的意见还想影响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希望将他们原先主张的政策继续加以实行。毛泽东则认为，农民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坚定和最强大的支持者，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能够享用到的商品却在逐步退化。城乡生活差距的拉大，让毛泽东感到无法忍受。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篇文章的最重要之处在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准则进行了重新论证。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斯大林主义）理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是生产力（机械、工厂、电力等生产能力）与生产关系（剥削和组织方式，比如雇工、奴役等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为，生产关系完全由生产力水平决定。比如，典型的资本主义需要工业用工制度，以便资本家能够获得最大利润；封建主义需要由地主主导的地租制度，这样获得的利润虽然在经济效益上不高，但能够强化权力，诸如此类等等。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接受这些基本的理论要素，但在文章中他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关系结论。毛泽东认为，在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不能单纯地决定生产关系，相反，应该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水平。所以，既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就需要采用先进的集体化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在把理论转换为政策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必须彻底转换生产关系，绝不能像党内很多正统的经济学者鼓吹的那样，只追求生产力的发展。在农村地区，这意味着集体化应该成为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在城市，则意味着彻底改变工厂组织形式，加强工人在管理中的参与。总之，相比目前实行的制度，必须更加紧密地结合农村和城市经济，工业的空间布置必须重新规划，不能完全集中于城市，还需要向农村地区扩散。这样，工业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与农业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不仅社会革命能够得以实现，经济也将得以发展。
围绕毛泽东的这一阐述展开的争论非常激烈。首先，它颠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决定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而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意味着党在指导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必将弱化，而这将对党构成直接打击。另外，之前的发展政策一直以城市重工业为重心，而现在毛泽东却要改变这一点。其次，按照毛泽东的这一理论，生产力的发展只能依赖于革命群众的意识和行动，通过后者来克服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物质条件上的局限，而这是否可行还值得怀疑。再次，毛泽东对这一理论的阐述已经介入到了本应由技术专家负责的事情当中，并批评后者的工作重心过分倾向于城市和所谓的精英阶层（“资产阶级”）。这一理论阐述所设定的斗争路线，很快在党内各界和广大群众中间以斗争的形式展开。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
继农民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之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还讨论了“人民”问题和社会主义政治问题。他在1957年2月的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号召发动人民运动，批评党和党的执政方式。毛泽东还特意把知识分子划入到革命“人民”的行列，希望他们能够担负起批评监督的重任。毛泽东指出，他们对党的批评不是恶意的，而是善意的，因此绝不能像对待敌人那样压制他们。毛泽东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已经基本被消灭，但矛盾依然存在，而且这些矛盾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是对抗性的。但毛泽东同时指出，只要这些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的”，就不是对抗性的。只有“人民”与“非人民”之间的矛盾才是对抗性的，才必须通过专政来处理。
这些并无特别之处，都与毛泽东主义的分析方法和固定思路一致，特别的是毛泽东在讲话中说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一矛盾可能是对抗性的。显然，在毛泽东看来，“领导者”是党，而不是他。他声称，“人民”才是革命真理的评判者，而他本人正是“人民”的代言人；党只有同人民打成一片，真正地成为人民当中的一份子，才能够代表“人民”说话。知识分子则受邀替“人民”发声。
毛泽东话语中隐含的意蕴显然犀利得令人惊讶，党内其他领导人自然也明白毛泽东所指。首先，毛泽东认为，不少党的干部在实现社会主义仅仅七年之后，已经彻底脱离了她所治理的社会，成了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贵，这样的党不再是一支属于人民的力量，她已经失去了自己所声称的革命性。其次，毛泽东显然把自己置身于她之外，认为自己没有脱离群众，自始至终都是人民中的一份子。若党脱离了群众，不再与群众站在一起，自己就要和人民一起来批评党。而这一表态，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拥护。再次，从党的角度来看也是最严厉的一点，毛泽东指出了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其实就是对党内存在的脱离群众现象的尖锐批评，是对处于领导岗位的广大党员干部的训诫与警醒。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他把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转换成了社会与党之间的斗争，党成了人民要警惕的对象。党内其他领导人对此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