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刘邦这次纵役徒并逃亡芒、砀山这个事件——放走役徒确实是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倘若事前没有他人的推波助澜似和赞成鼓动，单凭刘邦一人，恐怕他是难以下定这个决心的，而促使刘邦痛下决心之人应该就是樊哙。当然，也许还有那位总是与刘邦形随相随的卢绾。
据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放走役徒之后，醉酒的刘邦在卢绾等助手的搀扶下，带着自愿留下的十多名壮士向芒、砀山走去。为了防范发生意外，多次跟随刘邦捕盗或出差的樊哙，像往常那样，自觉地与队伍保持一段距离，留在后面断后。这种安排，完全符合人们处世求稳的办事习惯。
读者一般受《鸿门宴》等传统戏剧人物的影响，直觉上往往把黑面虬髯的樊哙看作一位凶神恶煞似的莽夫。实则不然，樊哙性情刚猛不假，但他却是一位处事冷静、颇有政治头脑且极具辩才的人物。鸿门宴上，那么惊险的时刻，樊哙挺身而出，一番宏论滔滔的雄辩，说得项羽张口结舌，从而令刘邦化险为夷。试想，樊哙若非为人冷静且极具政治头脑，他在鸿门宴上怎会有如此出彩的表现？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刘邦的岳父吕公乃知名相师，一生阅人无数，若非樊哙颇有异才，吕公怎能挑选他做自己的二女婿？
也许大家还有疑问：此事就算是樊哙编造，那么，他凭什么偏偏就附会出了赤、白二帝呢？
这与当年社会的民俗有关：在上古时代，中国的先民们认为天上存在着五位有代表性的天神，也就是所谓五帝。《周礼·天官冢宰·大宰》中就有关于“祀五帝”的记载，唐代的贾公彦对“五帝”曾有注释：“五帝者，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秦朝的先祖发祥于西戎，为附会天神之说，秦襄公曾筑有祭祀白帝的祠庙，自诩秦朝君主为“白帝之子”，以此说明自己是君权神授。
刘邦是楚人，楚地位居南方，楚人敬畏赤帝，故樊哙据此编造出刘邦是“赤帝之子”。眼下，赤帝之子斩杀了白帝之子，借此来象征大秦帝国的嬴氏天下即将被楚地的刘氏所取代。含义如此之深刻，难怪刘邦在听了这个怪诞神话之后，会“乃心独喜，自负”！樊哙有如此心机，也确实是没有辜负相师吕公的一双慧眼。
说樊哙编造了“赤帝之子斩白帝之子”的神话，史料文献上还可以找到可资证明的材料。据《西京杂记》记载：樊哙在当上将军以后，某次，他曾问当时的著名学者陆贾：“自古以来，君主皆言自己受命于天，称有瑞应，先生您看真有此事吗？”陆贾回答说：“瑞应，就是天命的凭据。若无瑞应做天命凭据，光靠人力是得不到君主之宝座的。”樊哙听了陆贾的这番言论之后，则一言不发。
笔者在读到这则掌故时，疑惑顿生：樊哙乃刘邦的连襟和亲信，他在刘邦已经称王并且“赤帝之子”等天命瑞应已广为流传的前提之下，为何还去向陆贾提出这么一个反常的问题呢？难道是他内心深处不相信所谓的天命瑞应？陆贾的回答显然是为了附会刘邦的天命舆论而信口开河，那么，樊哙为何不也附会几句，却一言不发呢？
这种反常现象只能说明，樊哙原本就清楚刘邦所谓“赤帝之子”的真相，只是出于始作俑者那种压抑不住的表现欲，同时也是为了考验和捉弄一下这位所谓大儒，才故意对陆贾提出这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可以想象，看着陆学者那副装腔作势、一本正经的样子，作为刘邦所谓天命瑞应的知情者，樊哙此时心中或许正忍俊不禁哩！
泡制“蛟龙播种”神怪故事的背景
在本书第一章中，笔者曾为大家论证过刘邦诞生的真相——他是其母刘媪与卢绾之父卢太公在沛丰某个未名湖畔野合的结晶。
这个历史公案不仅刘媪、卢太公、刘太公等当事人知道，甚至连《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知道。但是，作为一名下过蚕室的刘氏王朝臣子，司马迁无论如何也不敢在史书上去公然宣称大汉王朝的开山祖师乃是凡间野种！欲秉笔直书却又投鼠忌器，万般无奈之下，太史公只好以他惯用的春秋笔法，把坊间传说的无稽神话照搬到《史记》中去，对其中所蕴含的真实信息则点到为止，留待后人自己去意会。
通过阅读第一章，大家对刘邦是卢氏血脉这个结论应当不会再有怀疑。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史记》所记载的那个关于刘邦系蛟龙播种的神话，它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
从情理上讲，“蛟龙播种”这一神话不可能随刘季与生俱来，它的产生时间应当比“赤帝之子”这个神话的出笼，还要更晚一些。最合理的情形应当是这样的：樊哙炮制的“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神话，让刘邦尝到了甜头，同时也开启了刘邦的思维：既然这种与神灵挂钩的炒作方式竟然有如此奇效，那么，我何不将自己的出身背景这种具体事情也与神灵联系起来，升华后继续炒作，以使自己显得更加神秘，从而聚集更多的人气呢？
站在刘邦的角度来看，他采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炒作，并不会感到特别难堪，原因有二：
其一，刘邦也许很早就已经知道自己并不是刘太公的亲子，因此，在他看来，与其自己是母亲与其他男人野合之种，倒不如索性把这个身世给美化一下，将自己宣称是天神之子。这样一来，不仅自己的身份会瞬间变得神圣和高贵起来，同时，也能掩饰私生子身世的诸多尴尬。
其二，刘邦是读过书的人，对历史掌故颇有一些了解。他清楚，上古时代的先民们，早已有将那些伟人、圣人原本不明不白的出身，借托神话予以掩饰的先例。例如：黄帝乃其母附宝在祁野见闪电绕北斗而感孕；炎帝乃其母任姒游遇“神农首”而感孕；唐尧之母庆都见赤龙而感孕；虞舜之母握登见大虹而感孕；夏禹之母修己食薏苡而有孕，故夏人姓姒；殷契之母简狄吞燕卵而结胎，故殷人姓子；后稷（周代始祖）之母姜嫄踩巨人足迹而感孕，故周人姓姬；大业（秦人始祖）之母女修吞玄鸟之卵而有孕，生子大业……上古时代留名史册的那些圣贤先哲，他们几乎都是假托神灵为自己的出身制造舆论。既然如此，他刘季为何不也来借助神灵美化一下自己的身世呢？
在关乎功业乃至性命的事情上，刘邦丝毫不会羞羞答答。眼下既然有了这种思想基础，他便与樊哙商议，顺着“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这个神话题目继续发挥，往前一直溯源到自己的身世问题上。他让樊哙潜回沛丰故里，发动亲友干脆直接向“刘季乃蛟龙所播之种”这个份上炒作。
樊哙秘密回到沛丰，马上找到太公夫妇、吕雉甚至王媪、武负等一切可以信赖和托付的亲友，让他们如此这般为刘季大造关乎天命的舆论。在樊哙的鼓动下，为了刘季的性命和前程，一个个谎言便经由这些亲友之口，开始神秘兮兮地向四下流传开去。
首先是刘太公，他以当年刘媪与“卢绾亲”在“大泽之陂”野合的场景为蓝本，活灵活现地编造出了妻子曾经与蛟龙交合的神话。因为刘太公当年确曾目睹妻子与“卢绾亲”野合，故他只需稍将“卢绾亲”与蛟龙换位，即可心安理得地向人们证实：自己就是那神奇一幕的目击证人！
接着，王媪、武负这两位刘邦早年的相好，她们也在樊哙的授意之下，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刘邦造势，宣称当年刘季醉酒之后躺在酒馆的床榻上，她们时常看见金龙在床头附近盘绕，屋子里祥云一片……故事被编得活灵活现。当然，从这两个酒馆女人传出所谓的“金龙绕榻”故事，或许也并非出自樊哙的授意，而是当刘邦的其他天命神话传开之后，这些女人不甘落于人后，也来个即兴原创。总之，这两种情况皆有可能，唯有“金龙绕榻“之事不大可能。
刘邦的天命神话如长了翅膀般在沛丰四下流传，他的女人吕雉自然不也会扮个角色，这位极富心计的女人更是神秘兮兮地向关系友好的左邻右舍透露：自己的男人与众不同——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
这些伎俩就是所谓“蛟龙播种”等神怪故事的源头。可能有读者会感到不解：《史记·高祖本纪》明明是开篇就记载了“蛟龙播种，遂产高祖”的神话，而且，有关刘邦的其他天命瑞应，史书记述的顺序也多在刘邦斩蛇逃亡之前，怎么你竟然说它们是在刘邦逃亡到芒、砀山之后才被编造出的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距刘邦时代，已经过去了近百年时间。作为后人，司马迁在为刘邦作传时，为叙述方便，只能按照主人公生平的时间顺序去记述当年的传说，以求文章条理清晰。加之受篇幅限制，短短的一篇传记需要记载如此丰富的史料，不可能去对每一个事件进行反复推理与说明，因此，《史记》才给读者造成了“蛟龙播种”等神话乃在刘邦诞生之初便已广为流传的错觉。
除上述事件之外，还有一件事也能从侧面反证刘邦是在反叛秦朝之后，才临时编造了自己的龙种神话的。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在世时，曾得到手下“望气”官员的报告，称“东南有天子气”。秦始皇听后，十分重视，于是专程东向巡游，欲以自己的天命神威来镇伏这个新生的“天子气”。
由此可以得知，古人对待这种所谓天命征兆，哪怕只是捕风捉影的传言，都会极其敏感，任何统治者都绝对不会容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出现新的天命征兆！倘若刘邦身上果真很早就有了“蛟龙播种”、“金龙罩身”、“左股七十二黑子”等异象传闻，那么，这类传闻肯定会像长了翅膀一样穿县过郡，直至传进统治者的耳朵。果真如此的话，不用等到秦朝时代，恐怕早在旧楚国时期，刘邦及其家族就已经被楚王诛灭！
然而，史书给人们的感觉却是：有关刘邦天命征兆的传闻，在沛丰及周边地区沸沸扬扬地传说了数十年，而统治者却一无所知！甚至到了秦代，沛令等官吏，不仅未向专程因为“镇伏天子气”而东巡的秦始皇举报此事邀功，反倒提拔刘邦做了秦帝国沛县的小吏！难道沛令就不怕为此事而丢掉全家人的脑袋么？这是多么不合情理的事情，又怎么可能呢！可见，围绕刘邦的那些所谓天命瑞应，真的乃是在他造反之后才被临时编造出来的。
吕雉寻夫的真实背景
除了上述几件蹊跷事之外，还有一桩奇怪之事，也值得为读者分析一下：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说刘邦自打带领十多位壮士隐匿于芒、砀山的深山老林之后，他的妻子吕雉曾数次带着亲朋好友去山中看望夫君，并且，尽管刘邦经常更换地方，但吕雉每次都能够准确将他找到。刘邦很奇怪，便问吕雉是如何知道他的藏身之地的？吕雉回答说：你所在的地方上空，常有五色云气飘浮，我就顺着这些云气寻找，总能够找到你。刘邦听妻子这么一说，心里更加欢喜。一些沛丰子弟在听说刘邦的这些奇闻逸事之后，都更加崇拜刘邦，纷纷寻到芒、砀山，要求入伙跟随刘邦一起干云云。
笔者说这件事情蹊跷，原因有二：其一，在法律严酷的秦帝国时代，刘邦作为押送役徒的官吏，私自全部放走役徒，这是株连全家的大罪。那么，吕雉作为案犯妻子，何以能够拥有一个自由身，并且还能隔三差五地去看望负案在逃的夫君呢？其二，吕雉难道真的是凭借什么五色云气才找到夫君的吗？
笔者从《史记·张丞相列传》中找到一个相关细节——“任敖者，故沛狱吏。高祖尝辟吏，吏系吕后，遇之不谨。任敖素善高祖，怒，击伤主吕后吏。”原来，吕雉确实曾受到刘邦逃亡一案的牵连，被沛县官府缉拿于狱中，而且还曾遭受主审官吏的轻薄，亏得被狱吏任敖现场撞见，上前对该官吏报以老拳，才使亭长夫人避免了更深程度的侮辱。
笔者分析之后认为，法吏与狱吏互殴，也许是二者精心导演的一出闹剧：刘亭长执法犯法，纵徒逃亡，罪及家眷，秦律难抗，官府只得按法律程序将吕雉等人下狱刑讯。于是，刘邦在县衙的那帮哥们就导演了这出“法吏调戏罪犯夫人，而狱吏又殴打法吏”的闹剧，接下来，萧何、曹参等县衙主吏们便趁机从中周旋，并钻秦律的相关空子，使吕雉最终恢复了自由身。
经过一场牢狱虚惊的吕雉，在恢复自由后最渴望的事情就是得到夫君刘季的具体下落。恰在此时，樊哙悄然潜回沛县，他不仅捎回了襟兄刘邦在芒、砀山一切安好的诸多讯息，还将刘邦要求亲友尽快为其制造天命舆论的重要指示告知了姨姐吕雉。
接下来的事情就容易理解了：吕雉常来芒、砀山找刘邦，主要为着两件事：一是悄悄为前往芒、砀山入伙的沛丰少年和子弟们带路；再就是为芒、砀山的队伍捎些衣物、干粮之类。至于吕雉能够找到夫君的奥秘，那是因为有妹夫樊哙详细指点的缘故，而不是借助什么五彩云气！
吕雉推波助澜的动机分析
吕雉作为一名妇道人家，在夫君刘季犯罪逃亡以后，独自照顾一双年幼的儿女，操持农活家务，并且牵连官司，遭受侮辱。她不但没有自怨自艾，而且在获悉夫君的下落之后，视严刑苛法及虎狼蛇虫于等闲，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替夫君当起了通讯联络员，这种女中丈夫的气概实在令人钦佩！
然而，钦佩之余人们不免又会提出疑问：吕雉做出这种视死如归的行为，难道仅仅是出于对夫君一往情深的爱恋吗？纵观吕雉的个性及为人，她显然不是那种儿女情长和感情至上的女子。那么，促使吕雉三番五次往返于沛丰与芒、砀山之间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前文讲过，吕雉的父亲吕公是那个时代有名的相师，他看准自己的女儿将来必定不是寻常之人，所以择婿惜嫁。直至吕雉熬成二十九岁的老姑娘，才由父亲作主，以小妾身份嫁给了时年四十四岁的老新郎刘季。婚后，夫妻两人感情还算和睦，吕雉接连生下女儿鲁元、儿子刘盈两个孩子。
刘邦因为当亭长，按规定平日必须待在亭里，惟有假日才能抽空回去与家人团聚。况且，除了小妾吕雉、正妻曹女这两个家庭之外，刘邦还有王媪、武负等情人及相好，为了摆平这些女人，刘邦必定要对她们一一兼顾。如此一来，吕雉与夫君的团聚时间显然会少之又少，并且，由于收入菲薄，刘邦每次带给她这个家的钱物，想必也是十分有限。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吕雉对这种生活状况似乎并无太多怨言。除了养儿育女、操持家务之外，她还经常亲自下田务农。《史记》称吕雉“为人刚毅”，这种禀性由此可窥一斑。
有些传记作者据此便将吕雉描述成一位天性善良、品德贤淑的女子，而笔者的观点是，吕雉禀性中固然有品德贤淑的一面，然而，她的这种禀性却源于一个出人头地的欲望和一种执着坚定的信念。
我们知道，吕雉的父亲吕公是战国末期就已成名的相术大师，曾名载《相经》，司马迁也在《史记》中称他“相人多矣”。吕雉有这么一位以相人著名的父亲，耳闻目染，她自然会对父亲的相术笃信不疑，而父亲又恰恰称女儿生有奇相，必配贵人。这样一来，久而久之，吕雉自然就养成了一种自信的性格，在潜意识里相信自己将来真的会不同于寻常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