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无忌死时，刘邦已经十三岁。因为当年的秦国是其余六国联合抗击的敌国，对于魏公子无忌这样一位来自盟国并且众望所归的民族英雄式人物，包括刘邦在内的六国青少年们无疑会给予无限崇敬，以至于在他当上皇帝后，每次经过大梁（原魏国国都），都要祭祀公子，并令当地官员选派五户人家为魏无忌守墓，世世代代进行祭祀。由此可见，刘邦对这位心中偶像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少年刘邦崇拜公子魏无忌这样的大英雄，他在潜意识里便自然而然会以偶像为标杆，参照他的做派来修正自己的言行举止，处处模仿无忌的做派去待人接物。刘邦的“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等等性格作风，无不深深地刻烙着魏无忌的印记。在以后打天下的过程中，刘邦从善如流、折节求贤，甚至当年时常躲藏在芒、砀山中，他的这些行为也都可以视作对魏无忌的模仿，因为公子无忌曾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史记·魏公子信陵君列传》）由此可见，榜样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也正是出于对心中偶像的模仿，少年刘邦才不愿意给父兄当帮手参加农业生产，并隔三差五地带回一帮又一帮的哥们儿到家中吃喝；遇到别人家有困难，不管相识不相识，二话不说就解囊相助……为了也能做到“天下归心”，刘邦敢情把自己幻想成魏公子无忌第二了，全然不去顾念父兄母嫂在田间劳作时一滴汗珠摔八瓣的艰辛！
民间有句俗语：装龙要像龙，装凤要像凤。农民的思维方式是最单纯直接和切近现实的，刘邦作为一名庄户人家子弟，不事农业生产，却妄图像王公贵胄信陵君魏无忌那样结交天下朋友，岂非荒唐可笑！这么一个败家的浪荡子，自然会招致乡邻的讥笑和议论。
一晃几年过去了，刘邦依然积习难改。老父刘太公终于忍无可忍，他对这个季儿发话：你做庄稼人就要有庄稼人的样子，别整天一副二流子样儿，要学会量入为出，不要以为家里的那点钱粮是天上掉下来的，那些都是你父兄老子用汗水挣来的！
面对老父的规劝，刘邦无动于衷，依旧我行我素。久而久之，刘太公对刘邦渐渐失去耐心，遇到气极时就破口大骂他是无赖，并让他滚出家门去。
从这个时候开始，父子之间已经有了感情隔阂。随着老父辱骂的日渐频繁，刘邦也就越来越不愿意再回家里去看老父那张黑脸。而且，家中也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大哥二哥都已娶妻分家另过；唯一的姐姐也已亡故；弟弟刘交还是个小孩子，和他根本谈不到一块儿去；母亲虽然慈爱，但她也害怕丈夫那张黑脸……刘邦心想，唉，不回家也罢！
不愿回家的刘邦当然有很多去处：近处有同里的卢绾家，稍远的丰邑街上也有很多朋友——估计当年的情形是这样的：刘邦白天若是在中阳里附近厮混，晚上就宿在卢绾家；若是在丰邑玩耍，晚上就住到那里的朋友家中。如此一来，在中阳里那些乡亲们的印象中，这个人见人烦的刘家混混，似乎已经离开了中阳里，渐渐淡出大家的视野。可是，无论如何，人们都不会想到，刘季越走越远，最后竟然走上了人类社会最辉煌的舞台！
沛县黑道有头有面的人物
走出家门之后的刘邦，由于身边没有了亲人的束缚，变得更加放浪形骸。他背着父亲那把赤雪宝剑，动辄与一些少年，如樊哙、纪信、奚涓、周勃等人，扎堆儿在街市乡间游来荡去，一副为气任侠的派头。自然，无论刘邦走到哪里，卢绾都是他形影不离的跟班。
在第二章里已为读者介绍过，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基层的青年男性成员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子弟和少年。凡安心农业生产、安分守己者都是“子弟”；而那些拉帮结派、滋事生非的混混则被人们称作“少年”。揣摸当年“少年”的含义，与今天的黑道分子意思很接近。当日的“少年”也有他们的头儿，不过，他们当年不叫“大哥”，而称作“豪杰”。
查历史文献可以得知，由豪杰领导的任侠势力，在整个战国时期都是各国之中一股不可轻视的社会力量，它们在当时社会的影响，恐怕不会逊于当代意大利黑手党势力对该国时局的影响。那么，“任侠”是什么意思？“任”有“担当”之意，“侠”是尚武的意思。“任侠”也就是指重视友道情义，能为朋友两肋插刀。《史记》中经常引用这个词，如“招致天下任侠”、“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等等。
此间的刘邦，身边虽然聚集了几个少年，但他在沛丰却算不上“豪杰”。揣摸原因，一是资历不够，大多数少年们不会买他的账；二是从现实的角度上来讲，他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笼络这些少年。
前文讲过，刘太公将刘邦赶出家门的同时，也切断了对他经济上的供给，逼得刘邦到处骗吃混喝，甚至弄得他在几位少年面前蒙受寡嫂的“羹颉”之辱。从这些层面分析，刘邦显然不配拥有“豪杰”这么牛的称呼，他只能算是少年中的一分子，顶多不过是中阳里或丰邑乡地界上那些少年们的小头目。
这帮少年整日在街市乡里游荡，难道真的是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其实，除了年轻人固有的扮酷玩耍心理之外，他们也时常去干一些劫财盗窃的勾当。
上文说过，沛丰乃穷乡僻壤，有打家劫舍的传统民风，而劫财盗窃这类勾当，除了“少年”，还能有谁去干？只不过由于中阳里的少年有刘邦领头，他们打劫盗窃的对象应当不会针对穷人，而是以富人或过路客商居多。甚至于有时在打劫之后，他们还会把财物分配一些给当地穷人。完全有这种可能，因为刘邦以公子魏无忌为偶像，“仁而爱人”嘛。
然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抢劫和盗窃总是触犯王法的勾当，于是，刘邦便不可避免地频频惹上官司麻烦。《史记·卢绾列传》明确记载：“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一个“常”字表明，刘邦惹上这类官司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三番五次许多次。多年以后，刘邦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一本正经地教化自己的臣民们要遵纪守法，可是当年，他本人却屡屡以身试法，而犯法之后，又只是一个字——逃！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独裁统治者们的虚伪由此可见一斑。
顺便说一下，笔者曾在第一章里为读者做过刘邦乃是“卢绾亲”血缘亲子的推理，眼下，刘邦犯事之后，“卢绾常随出入上下”，《史记》中的这段记述，再次传递出一个信息：对于刘邦这个人见人烦的不良“少年”，卢太公不仅没有反对卢绾与其厮混，甚至连儿子陪着刘邦逃亡这种以身试法的事情，他都能够默许和容忍。倘若二者没有特殊关系，卢太公的这种行为，实在有悖常理。
春秋战国时代，官府在对待社会治安方面，法制严格，规定全里担保，共同防范，这也是设置“里”的基本目的。“卢绾亲”身为里中父老，也是政府的最基层官员，他不仅冒着让全里乡亲蒙受牵连的风险，而且甚至还承担着自家亲子陷入法网的株连后果，若不是心中存有对刘邦的特殊眷顾，何至于此啊！
不过，话说回来，由于“卢绾亲”的父老身份，他显然与官府的一些执法人员关系密切。刘邦多次惹出“吏事”，而其档案上却没有吃牢饭的记录，以至于后来还能够当上亭长，其中应当也有卢太公从中周旋和疏通的功劳。
上述事例，再次为刘邦就是‘卢绾亲’血缘亲子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言归正题。刘邦“常辟吏事”这件事，可以验证我们前面的分析：即刘邦并不是沛县黑道中的大哥，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混混”而已，因为真正有“豪杰”身份的人，是不会轻易沾惹这种区区“吏事”的。刘邦不过只是一个“小萝卜头”，所以才会被一些芝麻小事逼得东躲西藏。
那么，究竟谁才真正是沛丰黑道上的大哥呢？当时，沛县黑道上的大哥有两位——王陵与雍齿。这二位，也都是汉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王陵与雍齿都是丰邑人，他们各自都有一批追随的少年，是沛丰地界上颇有影响的两股任侠势力。刘邦在出道之初，不过是带着中阳里的几个兄弟小打小闹地瞎混而已，那时，他只闻王陵、雍齿二位豪杰其名，却不识其人。后来，刘邦有机会结识王陵，拜为大哥，成了王陵麾下的一个马仔头目，在大哥的指令下做些“行活”。王陵对这位聪明机变的小兄弟亦很满意，时常留其在家中吃饭。由于机灵油滑口才好，相貌也长得不错，连王陵的母亲都对刘季这位后生有着极好的印象。个中相关故事，留待后面再为读者讲述。
雍齿是一位孔武有力的硬汉级人物，他在沛县的黑道势力与王陵大致相当。由于都是沛丰地界上的乡党，刘邦与雍齿也是老交情，只不过他们之间最初的结交却有一些龃龌：一次刘邦与雍齿手下的弟兄发生冲突，雍齿很恼火，放出话来，说要收拾刘季。这个时候，王陵站出来替刘邦说话，从中斡旋，双方才化解过节，变敌为友，刘邦因此而结识了沛丰黑道上的这位大哥。
王陵和雍齿，他俩最初都曾经是刘邦在沛县黑道上的庇护人。后来，因为赶上一个风云际会的历史潮流，当年的小弟刘季揭竿而起，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几经折腾，竟然打下了天下，成了给两位前辈派发官帽的皇帝。这幕历史活剧，与两千多年之后，发生在蒋介石与上海黑道教父黄金荣、杜月笙等人之间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纯粹的巧合还是历史的重演？不得而知。
结识张耳
王陵、雍齿这二位豪杰，他俩以后还将与刘邦发生许多故事，留待下文详说。接下来给读者介绍的是刘邦早年在黑道上的另外一位朋友兼靠山——张耳。
刚才说过，刘邦在担任泗水亭亭长以前，时常会惹出一些“吏事”，而一旦惹出“吏事”，他总要带着卢绾去外面避避风头。那么，谁能在这种关口收留他们呢？王陵、雍齿这二位显然不能，因为他们都住在沛丰的地界上，避不开官府的眼睛。
这位能够接纳逃犯刘季的人叫张耳。据《史记·张耳列传》记载，张耳是魏国大梁人，他早年做过魏国公子信陵君无忌门下的食客。魏无忌的情况刚才已给读者做过介绍，读者由此可知，张耳应当不是等闲之辈。
魏无忌受王兄猜忌之后，沉溺于酒色，不久中毒死去，他的三千门客树倒猢狲散，各自谋寻生路，张耳流落到陈留附近的外黄，暂且安顿于此。外黄有个美貌的富家女，最初嫁给一个庸碌的男子，富家女心存不满，就休夫回到娘家，托父亲的宾客另觅贤夫。这位宾客打听到张耳曾经在万人景仰的信陵君门下服务过，料想其人一定不是等闲人物，就郑重其事地向这位美妇推荐了张耳。张耳娶了这位美貌的少妇，并且得到女方一笔丰厚的嫁资，于是，便在外黄定居下来。
张耳有钱之后，立马效仿起当年的主人信陵君魏无忌，招纳八方宾客，广交四海豪杰。随着声名鹊起，不久之后，魏国政府还委任他做了外黄令。
查看战国时期的地图可知，陈留附近的外黄与沛县虽分属魏、楚两个国家，但两地之间相隔的距离却并不很远。张耳在外黄迎娶富家之女，广纳天下英雄。惺惺相惜，刘邦自然能够耳闻他的大名，甚至于连张耳早年曾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等情况，刘邦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刘邦崇拜信陵君，爱屋及乌，自然会在心中对张耳倍感亲切。有了这些前提，刘邦在犯下“吏事”之后，无处可逃之际，投奔邻国的英雄张耳，这是一种最自然不过的选择。
再说张耳，由于他曾经寄身信陵君的门下，与三千食客长期厮混，三教九流，耳闻目染，应当也学会了一些识人知人的本事。张耳在这方面的道行尽管远不如刘邦后来的岳丈吕公——仅凭面相就能断定此人未来的前程，但他起码能够通过刘邦的言谈举止，洞察出此人的一些英雄禀赋，于是，对其殷情招待。刘邦来此原本就是为了逃避“吏事”，主人的厚待更加使他乐不思蜀。《史记·张耳传》曾对此专门记载：“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这表明刘邦曾多次去张耳处避“吏事”，而且每次逗留都以月计，时间不短。
张耳的这份恩情对于患难中的刘邦而言，自然弥足珍贵。后来刘邦打下天下，封立张耳为赵王，并将鲁元公主下嫁与张耳之子张敖，这份隆恩恐怕与两人当年的莫逆之交也有关系。
站在刘邦的角度来看，他避难张耳之处的意义，不惟逃脱了沛县官府的官司，更因为与张耳的长期相处而开阔了眼界，结交了新朋友，修炼了性格情商，为将来建功立业奠定了良好的个人素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邦与张耳相交，远不同于与王陵、雍齿这类寻常豪杰的相交，二者不在同一层次上。
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说魏公子无忌是启蒙刘邦雄心的精神导师，那么，魏无忌的门客张耳则是在现实中巩固刘邦雄心的教练。并且，张耳在历史上，也并非像王陵、雍齿、卢绾、萧何这些人，依赖刘邦成名。当后来天下大乱之际，张耳与刘邦一样，依靠自己的能力成为一方诸侯，可见此人能力确实不低。
攀交上萧何、曹参、夏侯婴等官吏
读过秦汉历史的人都知道，刘邦早年在沛县有几个在官府当公差的朋友，如萧何、曹参、夏侯婴等人。可是，刘邦究竟是如何攀交上这些人物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一般刘邦传记作者多是语焉不详，含糊其辞，给读者的印象仿佛这些人生来就是刘邦的好哥们似的。其实，刘邦之所以能结交上这些在官府当差的朋友，主要是因为他曾经轻松地逃脱了几件官司，并且还与张耳、王陵、雍齿这些江湖大佬保持着良好关系的缘故。
道理不难理解：自古吏匪惺惺相惜！刘邦犯过几次“吏事”之后，他的名气便在沛丰不胫而走，再辗转传到萧何、曹参、夏侯婴等沛县官差的耳朵里。这些官差欲在黑白两道巩固自己的势力，自然而然就会对刘邦萌生结交之意，俟有机会与他同席把盏，几碗酒下肚之后，就契阔相交，成为朋友。
史书记载，萧何是沛县的“主吏掾”，又称“功曹”；当然，也有文献如《赠钱名籍》明确记载萧何的官职为“主簿”。总之，他是一个刀笔吏——领导的笔杆子，其职务相当于现今政府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之类。曹参的职务乃沛县“狱掾”，这是一个缉捕和看押犯人的官，约摸相当于现今的警察长和监狱长。任敖是“狱吏”，相当于现在的监狱警察。夏侯婴则是沛县县衙的马车夫，身份属于夫役之流。如果按照现今的人事制度来套，萧、曹、任三位乃政府官吏，是干部身份；而夏侯婴则属于工人阶层。但是，读者不要小瞧了这位马车夫——夏侯婴因为是在县衙驾车，其社会地位应等同于现今县委主要领导的小车司机，在当地的活动能量也不容小瞧。
刘邦结交了沛县官府的这几位公差，最直接的一个好处就是以后再犯“吏事”时，有官府的兄弟在上面罩着。这一点司马迁说的很明白：“（萧）何数以吏事护高祖”。
萧、曹、任三人，除了在“吏事”上庇护刘邦之外，再就是当大秦一统天下之后，曾疏通渠道，帮刘邦谋到泗水亭亭长之职。读者朋友可别轻视了这个针鼻大小的官儿——区区泗水亭亭长，恰是刘邦开辟刘氏王朝，走向历史舞台的第一个政治基点！
千秋伟业始于泗水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