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蒋自羊高进抵岩前。命第十一师、第三师、第一师会合华阳，击退敌人万余人（林虎部），敌向梅林、安流溃逃。复又于河婆歼敌五千余人（洪兆麟部），使洪兆麟失去战斗力。东征军遂长驱直入。此役使蒋之东征转危为安，意义重大。蒋也自言“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即日令拆去惠州城墙。
自此役之后，蒋对陈赓深表谢意，也十分亲切，并送给他礼物；又一度调陈为侍从参谋，可以随时出入蒋的居处，可说是“恩宠备至”。
29日，又于华阳行营（设于宝林圩）指挥各军夜袭洪部敌军，又缴械五千余人，敌向双头溃逃。10月30日，大败林虎于罗经坝，敌四千余人投降；林虎部李易标、黄大伟、黄任寰、黄业兴不辞而别。林率残部，仅黎生、张化如，向汤坑逃去。31日克兴宁。11月6日，肃清东江，收复汕头。蒋于汕头通电告捷。7日克饶平，东江底定，开庆祝大会。
同日，电告国民政府大捷，并“誓于最短期间廓清窜匿边境之余孽”。
蒋于此次作战中，因第三师失利而得教训二：
（一）兵力需以万人为一路，集团使用。
（二）注意敌败退时最后防线。从此以后，蒋指挥作战时，均利用集团军集于一点。以后又发展为大兵团的阵地战，至逃出大陆而未改。
自攻克汕头后，总指挥部移驻畸庐，蒋住一楼，陈和周恩来住二楼。有一天陈在蒋的桌子上看见了一本名册，看见每个共产党员的名字上都有一个红圈。在陈赓名字下，则注目：“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第二天，陈经请示周恩来后，便托词母亲病重，请假回家。蒋不信，就问道：“不是吧？你看了我的什么东西了吧？”过了一夜，蒋就写了一个委任状，委陈赓为黄埔军校中校队长。陈于是回广州。1933年3月24日，陈赓于上海的北京大戏院看戏出场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旋送南京关押。4月，蒋令人将陈带到南昌与他见面，当面劝陈归降，并答应叫他当个师长。陈当面拒绝，又被送回南京关押。蒋经一个月时间考虑后，决定陈赓在卫兵“陪伴”下可以自由出外活动。陈乘此机会逃走（约为5月末）。陈救了蒋的命，蒋对救命之恩的报答，先是不许陈再带兵，后则是不杀纵逃。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蒋已暗中限制中共党员在黄埔军校和党军中的权限。不过是只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在其他领域，他尚无此法力。
此时蒋竟于潮州关岳庙读起《泰戈尔传》来，真有乱中求静，武中习文之概。
11月8日，又于汕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何应钦、程潜、许崇智部三路入闽，讨伐陈逆残部。10日，对来潮州的工、农和学生讲话。当日晚，读列宁丛书第五种，内容为劳农会，赤卫军的组织和牺牲价值、帝国主义的破产原因等，他认为分析得甚为细密。
蒋第二次东征后，威名大震，一下子成了国民政府关键人物。国府主席汪精卫以及其他要人于同日电贺蒋的战功：“……我兄以10月6日自广州启节，至11月6日而临驾汕头，屈指行师，恰盈一月。群贼就歼，东江悉平，破惠州之天险，覆逆敌之巢穴，及在罗经坝出奇制胜，使群贼敛手就擒，无能漏网，尤为此战事中最有特色之事。我兄建此伟功，成总理未竞之志，定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军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成功，省中大计，诸待商榷，……汪兆铭、谭延闿、邓泽如、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蒸。”
这一贺电之后，蒋的声望更高，成了新闻人物，为众人刮目相看。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也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精卫填海”；下联是：“介石补天”。不过蒋这时因仍然无大权在手，仍未挤入中央，还是很谨慎和假装谦虚的，为了表现其严于自责的“品性”，便上陈东征军的缺点和存在问题。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兵士背枪不一律，饭碗乱扔；行军行列不齐整；休息时，新兵抓白薯，擅入民房，长官不查哨；打前站士兵威吓人民，强占民房；新兵多闯入民家任意取用油盐柴米；大小便乱解。官兵有时脱节，各下级官长缺乏作战联络；排长责打士兵多不当；官兵渐骄惰；等等。
12日，消灭陈炯明逆军，统一广东，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
蒋一面向上面自责，同时向周恩来第一师施加压力，批评第一师。11月21日，蒋介石给第一师党代表写了一封信，批评第一师下级军官存在许多问题，要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对于队内党务须特别注意”。并要求将他的批评信刊于报端，“使各长官知党之重要而不敢轻忽小组会议也”。这当然是对中共党人的一种眼色和对中共发动进攻的一个信号。第一师的工作，党代表有责任，而何应钦师长就没有责任了吗？将一切推到党代表一人身上也欠公平。且第一师系蒋之黄埔军，周亦无实权可言。
此时北方正是国民军和奉军矛盾激化之时：张学良入关，欲与国民军作战；郭松龄也正酝酿反奉；孙传芳建立五省联军于江浙等省；吴佩孚再起于武汉；孙与张宗昌军激战徐州以北地区。张宗昌军前敌总指挥施从滨被孙传芳活捉后处决。总之正在酝酿新的混战。
加强地位巩固，广东政治新星
第二次东征告捷之后，蒋介石的声威，可以说如日中天，国民政府各要员，均依为干城。这一切，均为蒋介石进入中央领导岗位铺平了道路。而其言论上的亲苏联共，又使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无法阻止（见前面第一章）。蒋以军功、军权为根基，以言论左倾为掩护，积极活动，迅速地向国民党中央领导层进军。这是蒋为统治全中国而发生的一次跃进（此次战役，东征军阵亡共五百九十七人）。
战后，蒋为轻松一下，便于11月12日上午往游韩山和湘子桥。下午，续读《泰戈尔传》，认为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的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运动的真义。至于列宁，他认为，是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的手段。他说：“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他自己的选择，是唯心主义，是泰戈尔，不是列宁。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或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股反苏思潮。中国青年党党员，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常燕生，就于同一天（11月12日），发表了一篇反苏文章《我反对苏俄的一个最大理由》，刊登在《晨报》副刊上。他说他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不相信苏联的马克思派，不相信列宁。他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指工业发达国家的事。他说：“马克思明明主张工业越发达之国家距社会主义之实现越近；而俄之过激派是乃专门传布其主义于工业落后之国家，即此一点，已可证其非马克思之嫡系了”。
常氏进一步指责苏俄的政治是专制主义的政治，与孙中山的民治主义绝对不合。他说：“现今苏俄之政治，不但非出于全体国民之公意，抑且非出于全体劳农阶级之同意，不过少数共产党专断之政治耳。即此点而论，姑无论其政治领袖之人格如何，政策之是非如何，已为吾侪笃信民治主义之人所绝对不能承认。苏俄共产主义者假共产之名，行专制之实，如中古教皇假宗教之名，行专制之实，其为害相同，人之迷信，不以为非者相同。罗素谓，马克思派为新兴之宗教；诚然。……吾侪渴望自由之人，对于此种宗教式之主义，非反对不可。”
这种思想，在当时知识界颇有市场，玄学家张君劢也与常有同感；蔡元培也如此，他甚至于1927年4月，支持蒋介石组建南京政府。这就是蒋介石反共的社会基础之一。常燕生，只是此种思潮的代表者之一。
蒋介石此时仍然在伪装左派，高唱第三国际的赞歌，比常氏还“进步”。他以后反共，就借用了这种思潮，作为支柱之一。但他掌权后，又实行专制独裁，镇压民主主义者，比北洋军阀还要更甚一层。这就是中国历史大悲剧的主调。
（14日，蒋电请军委会任命程潜为第六军军长。至此，国民革命第六军始组建完成。）
当蒋取得东征胜利之后，军权在握，名声显赫，便开始为最后取得中央主宰地位而筹谋了。首先是舆论方面的准备。主要是抬高自己的身价，宣传自己的功绩；向军校学生和军人灌输他的《大学》之道的封建思想；提出自己的战略理论和策略；继续伪装拥护第三国际，自称左派附和汪精卫的“高调”言论。于是于1925年12月以后，蒋将工作重点置于黄埔学校的训练和教育。
为此，他也阅读《社会进化史》，找点什么资料。12月4日晚上宴请第一、三师长官，即席发表讲话，强调革命军不可沿历来军队的演变旧例，要有发展和改变。次日，又为第三期同学录写序文。强调革命同志的相爱与相亲的《大学》之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学也。革命之学大学也，革命之道《大学》之道也。不止于至善，不能穷革命之学；不明德亲民，不能明革命之道。”
这一段《大学》之道的宣传，真是把黄埔军校的文科课程变成四书之道的课程了。完全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套。这是在加强忠君爱国的封建礼教的灌输，以便黄埔学生为其所用。下面蒋又进而指出，应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这是以军校为家庭而行《大学》之道，以后则可以以国家为家庭而行《大学》之道于全国。他蒋氏就是大封建家长了。这实是以《大学》之道代替三民主义之道。是从思想上为其未来的封建政治作准备工作。至于什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国共合作，不过作为政治口号，大喊一通，为护身符而已；惟有这大学之道，才是他对弟子们的真传。其目的在建立忠于他个人的军事集团，进而排挤国民党元老和中共势力。
其中也又一次提到“五卅惨案之仇未报也，不平等条约之耻未雪也”。也还高喊国共合作，共同奋斗之词（见前面第一章之末），甚至强调国共间精诚团结，以诚相待。
到12月8日，蒋又提出校内共产党员活动均应公开和以诚相待；如有国民党员愿入共产党者应向校党部声明和请准。这实际上是以联合为幌子，暗中已开始限制共产党员的活动。
此外又在军事上为其经济独立和不受制于政府而筹谋。遂于12月15日，提出军政改革意见：军长职衔应予撤销。平时以师为单位，只有在战时设军长之职。其理由是为避免尾大不掉和军事割据局面的形成。赶快确定本省军额。广东省应当以十分之七财经为军费，可养兵十万人，约为十五个师或十八个师。并与常备军外，另编自卫军。常备军为以上之数。自卫军约为十四个师。仿世界各国军制，军需独立，以便军队运用自如。统一军事教育。主要指各军不得自行设立军校，所有现在的军校由中央统一名称和主持。并准备成立高等军事学校。扩建兵工厂。改编军队时，对于反革命军队应彻底解决；革命军人自身应一改旧军队的恶习。并要求于翌年（1926年）1月1日实行。
建议书最后，又再次重申其1912年至1913年间的军事意见，即“军人不得干涉财政、民政。凡财政民政及司法机关人员，概需听候中央政府或省政府委派，各军队不得过问，尤属军人应守之天经地义。苟有违背此旨者，均会应立予以最严厉之制裁，固无需中正渎陈也。”但他自己，却将一切财政都统统抓在手中，牢牢不放，言行相反。这也是中国政治的一大悲剧。
同时指出，广东省过去军旗均“大书统兵人员姓氏，尤为私人军队之表征，亦即予革新”。这是去掉此种封建王朝时的统军军旗，是一大进步。但他是废他人之私有军队制，而将军队尽归于己，以暴易暴而已。
同时也重视军队的教训和训练以及演习，以提高其部队战斗力。为此，于本月（12月）在湖羊山讲评第一师演习课时，又指出作战应立自动地位；战前确立作战方针，以便相机作战，不至跟着敌人转。下午宴请第一师各官长和见习生，并讲话，要求当军官者应爱护和了解士兵，灌输给士兵们知识；以身作则，早起晚睡。指挥作战时，要注意侦探、搜索和联络，以及报告的完备性，否则就如失去耳目一样，陷入盲目的被动之中i军队前进时，也不能采取密集纵队，直线前进，应利用地形，分散隐蔽前进，尽力减少伤亡。打枪时，更要瞄准，以免浪费子弹。
18日自潮州回汕头。晚读《项羽本纪》，久久掩卷不语，似深有感悟。25日，批判西山会议派，又言过其实地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又说：“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也……精卫同志在痛悼廖先生之时，谓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此为极沉痛，极明澈之词，所以誓勉同志，共努力于革命。”仍继续伪装联俄容共。
蒋这时对汪精卫也表示绝对拥护。蒋一面极表亲苏容共，一面也在为其限制中共准备有利条件。一旦发动政变，也使人认为他是被动的应战而非主谋，为什么呢？君不见蒋氏是极力拥护联俄容共的啊！他怎么会反共呢？
27日，为回广州向汕头各将士告诫：
（一）疑忌为亡身之道。
（二）骄奢为败德之本。
（三）官长以身作则，爱护士兵，严格要求士兵。
（四）学问为事业之本。
（五）越级为军队之大戒。军队必重阶级，不可越过本级上官言事。
28日到澄海，宴请第三师官长，并训诫二事：凡内部大小文告，如无命令，一概不准公开。本军印刷品也不准寄与外人。不论何时，军人均应保持肃静态度，严禁士兵嘈杂。如不行以上两事，就是乌合之众。同日下令：士兵晋升官长，应有三个月代理时间。晚8时回汕头，接汪精卫电告：孙文主义学会将于29日游行支持西山会议派。蒋严电禁止。29日，接见孙传芳代表王季文，联络和孙传芳的谈判事宜开始考虑北伐之事。于29日下午11时启程回广州。30日，轮次续看《史记》。31日上午11时抵黄埔军校，全体官生列队校门外迎接。下午休息，见季山嘉、罗茄夫等苏联顾问。晚7时学校开欢迎会，蒋讲东征经过和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对态度。这时全校党员赠给蒋一枚金质勋章。蒋自然非常高兴。
自9月中旬起，蒋针对自身问题，又以沉、润、淡、浑四字自勉。早晨或清夜中，也常常反躬自问，是否有愧怍、欺妄之处？蒋常常因遇事激愤而迁怒于部属，又于是事后反省自责，甚至自记大过，表示悔改决心。但老实说，蒋的这种作法，作用并不大。
1926年1月1日，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以浙江省代表身份参加大会。大会召开之前，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为邓泽如、林祖涵、毛泽东、谭平山、林森五人。此五人中林森在北京，邓泽如则不出席，因此审查事宜全由中共党人主持，全体代表256名，中共党人占三分之一以上，约90席位。这次大会，自然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占统治地位。
这次大会主要处分“西山会议派”。大会秘书长为吴玉章。1月16日，正式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
（一）永远开除邹鲁、谢持二人国民党党籍。林森、张继、居正、邵元冲、戴季陶、覃振、石青阳、叶楚伧、石瑛等十一人，给予大会书面警告，责其悔过，限期两个月，否则开除党籍。
